从“魏则西事件”谈三代人文化重建
眼下“魏则西事件”正在国内官方、民间、和各种媒体中继续发酵，引起各界各种反响。套用市井评书：“此案一发，震动朝野，天子大怒，下诏彻查。”
这一事件的梗概是，中国年轻大学生魏则西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通过百度搜索到武警北京第二医院，家人苦苦筹集巨款，治疗未果后死亡。他死前发文揭露百度是通过竞价卖出医院排名，而医院号称的先进疗法也是不实之说。此事在中国掀起强大的舆论风暴，百度和承包武警二院肿瘤科室的“莆田系”因此被推到风口浪尖。目前中国国内的舆论一方面指责指向百度的竞价排名，另一方面再次开挖“莆田系”背景和部分医院科室外包的现象。
如往常一样，官方雷厉风行，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大张旗鼓高调进驻有关单位，约谈军方医院管理部门和网络搜索门户大佬，调查事故暴露出来的“莆田系”医疗体系幕后背景，彻查事故原因。估计事情完了后要处理一批人，整理一些单位、公司，发布一些新的行业管理规章制度等等，然后大家一起继续过日子，等待下一个社会事件的发生。
这些年来，国内一再发生由于“见利忘义”引发的社会事件。笔者一直十分关注并时常思考其背后的根源。一些专家学者们不止一次提到国家监管制度的缺失。这次，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已经写了两篇很好的文章《魏则西之死与中国特色政商怪圈》和《魏则西之死与国家监管制度重建》。两篇文章既谈到了资本贪婪的本性和国家监管制度存在对资本本性制约的必要性，也谈到了中国特色的政商关系对国家监管制度建立和监管制度有效实施的两难处境，对国家法制建设很有积极意义，笔者建议官方和民间学者阅读参考。
然而，笔者从数年的认真思考中，认为国内近年发生一系列类似恶性事件背后的根源除了郑永年和其他学者提到的“中国特色政商怪圈”和“国家监管制度”的缺失、失败原因外，文化道德和人文精神、灵魂信仰的缺失是更深层更根本的社会原因。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今天实际上亟需一场传统道德、人文精神、思想灵魂和人格文化的重建。它既包括了传统道德、家庭教育、宗教哲学，文学艺术、人生目的、灵魂信仰和生命意义等人文思想内容的自由探讨和建设，更包括正确地教育和培育我们的孩子，因为一个人内在灵魂人文精神和善良的心灵必须从小健康培育养护伴随一生的存在。
有文章言“道德沦丧一至于斯，实在是文化教育、道德启蒙空白在先，法制松驰在后。从心理学看，现代社会公民守法，有内、外二因：从小就培养的道德启蒙、文化素质、文明规范等普及教育形成日后生存社会、维护公德、遵守法纪的内在约束力，社会的法制体系则构成外在的约束力。”法律是必要的，但毕竟法律是一股外在的威摄力量和事后的处罚手段，只有个人自我行为约束才是更有效地防止或降低恶性“见利忘义”事件的内在、持久和预防性的途径，更构成一个社会民众间信任、和谐、和睦的基础。
思想支配行动，心灵约束行为。如何提升大众人文思想，如何培养人民善良心灵，才是问题的关键。
或许这个新鲜的例子能给国内一点启发。眼下，俺们阿尔伯塔省正遭遇一场空前巨大荒野火灾，已经成为世界新闻头版标题。在加拿大三级（联邦、省、市）政府和全体加拿大人民踊跃献出关爱——捐款、做义工、城市里许多餐饮店铺门口人行道旁摆出“灾民免费吃喝”牌子的时刻，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则新闻：一些心理专家提醒人们在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大变故时，要特别注意应付面对压力和保持心理平衡，同时特别提醒尤其要照顾好儿童，避免突如其来的家园毁灭、流离失所的灾难给儿童带来长期心灵创伤。一些收费游乐场所开始免费为灾民开放，鼓励他们带儿童来玩，恢复儿童该有的快乐性格童年时光。显然，这是着眼于培养青少年保持发展积极向上和阳光开放的心灵，健康的心理卫生，完整健全人格——让他／她们长大后在社会上做一个心智思维精神正常好人——一个心灵不扭曲、不阴暗、不那么容易“见利忘义”的人，至于他／她们是不是一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反而在其次。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眼下的中国人有钱了，可是文化没落了，人性冷漠了，素质低下了，道德败坏了——各行各业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金钱至上观念。从人们日常生活感受到各种大案、要案的出现。政府到民间的各种腐败行为。就连一向清白的医疗界、教育界，也只顾捞钱、见死不救、拒学门外。以往“悬壶济世”、“桃李满天下”的赞誉，早已被亵渎。什么地沟油毒奶粉死猪肉毒大米毒生姜工业明胶苏丹红烂皮鞋假酒毒面粉甲醛菜，假药、假米、假烟酒、假合同、假学历、假新闻、虚报数字的假政绩．．．足以反映整个社会堕落之深。
不要动辄把宗教归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精神鸦片，信教的人礼拜天去个教堂也可算个“周省悟身”吧。检点反思一下个人行为，让灵魂净化一番，反复不断地提醒人的一生其实很短，真正漫长的是无边无际身后的冥冥，你说你要捞那么多钱干什么？认识到这点，也许人们就不会太贪婪，以至于“见利忘义”不择手段哪怕坑蒙拐骗去捞钱去了，灵魂就会升华一点了。就像那元曲道：“暗室虧心，縱然致富，天意何如。”俺不信教，但也受这社会和周围信教的朋友同事影响，行为准则常常暗暗提醒自己：“人在做，天在看，头上三尺有神明”。
所以，我们要敢于承认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根源是人心道德出了问题。微信中有这样一段：“四零后这一辈人的若干特征：战乱中出世，先天不足；饥荒中成长，后天失调；前半辈子在阶级斗争中度过，革命的模具使这辈人规范化，做个平庸顺民是自我教育的崇旨；人到中年才碰到机遇，由于年龄惯性积重，鲜有作为。残酷的经历教训我们不出头、不冒险，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宁做媳妇不做婆婆；承上启下，自民间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从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到后半辈子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可能一脑子成大杂烩浆糊，有些人越活越清醒，有些人却糊涂固执到终；论做学问，中文功底不如上一辈人，论做官经商远逊于下一辈人的精明和圆滑等手段；是巨变的中国近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人生隨着重大的转折点起伏。四九、五七、大跃进、饥荒、史无前例的文革、毛、朱、周的过世和粉碎四人帮、以及之后的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贪腐和反贪腐…”。
我认为，四十年代出生如今６０－７０岁年龄的父母一辈人，在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间，即他们１０岁－２０岁的少年青年时代，本应是成长，学习同时更重要的是——塑造一个阳光、积极、开放、包容、善良、谦虚、与人为善人生观世界观和健康完整心灵人格的年龄。然而那却是个兵荒马乱的内战年代，传统道德文化随着一个政权的失败和新政权强大的打击下迅速崩溃瓦解，新一代混合和扭曲的价值观——本土流氓无产者＋俄罗斯暴力革命＋西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成为主流价值观，伴随着此起彼伏忠奸莫辩、阴阳混沌、好坏不分、善恶糊涂、黑白颠倒的时代。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父母这辈人已无能力传承延续传统文化道德——《三字经》、《道德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等等一些列从小教育后人道德规范的文字——他们没有系统学习融会贯通的机会或干脆没有接触过，以至于在当前社会道德教育缺失个人信仰迷失的前提下，无法承担起传薪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的家庭责任。更可怕的是他们中一些人自身道德缺失、灵魂信仰失落，以至于出现为老不尊，车前倒地“碰瓷”那样的荒诞故事。所以，就有了如今“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说法（“得罪了”）。
这是个没有高僧（只见“寺庙方丈赴会去，香火和尚数钱来”），没有大儒，没有雅士，也没有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时代，看不到古人“文死谏、武死战”的耿直不弯精神，也没有高风亮节，铮铮铁骨，说真话、表真情、不媚俗、不媚权的道德高洁之人，找不出“不为三斗米折腰”的清官，没有宁可一生贫穷，抱原则守“义”终身的文人隐士，也写不出美刺不拘、磅礴大气、为民请命的作文，只有三、五个拿明星、落水狗贪官来调侃的名嘴娱乐普罗，十来个家产亿万却犯愁未达十亿万、百亿万目标的富翁和富二代官二代们的豪门轶事花边故事。这是个有大众，没文化，平庸到底的时代。我如果是国家领导人，我会深深的忧虑，不是忧虑政党权力的延续，而是国家民族的命运。福建教育学院陈超在文章《古罗马兴衰的道德因素之考察》（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０６年第４期）中提到“传统道德却迅速沦丧, 崇尚奢华、腐败堕落成为促使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催化剂。”其实，曾国藩“社会乱兆”和于右任“亡国恶因”已随处可见。
俺是文科出身，估计下面的话会引来一堆板砖：国内的国家领导人似乎都是理工科出身，国外的似乎都是文科（法律、经济）出身。我绝不是贬低理工科出身的领导人。但我这些年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对社会问题思考的深度、广度、和从历史现实未来时空角度进行人文联系思考方面，理工科出身的人似乎不如经过真正科班系统训练文科出身的。古代科举制度都是考文科，不仅是因为古代理工科学弱势，恐怕还有历代明君贤臣们千年积累的经验在里面——秀才举人要做方略策，论述圣贤治国之道、古今理体。虽多属务虚性的“空论”，但考生既须要有博精的学识，又须要有明晰的思辨，既要文采可观，又要理义精当。相对而言，文科出身的人应该更懂得社会问题根源和国家长治久安解决办法。尤其要指出的是古代考生们在苦读圣贤书的同时，潜移默化地继承了传统道德文化，成为祖国文化道德传薪者。
郑永年先生提及的国家监管制度重建是必须的和刻不容缓的，民族文化重建——重新塑造国民人文思想、高尚道德、悲天怜人的普世情怀，博爱精神、善良心灵和启迪人生灵魂信仰的思考，更是必须的和刻不容缓的。人的追求不外乎精神和物质。如果国家有意无意堵塞人们对思想精神、灵魂信仰的追求和探索之路，自然就驱赶人们往物质追求的路上去狂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即使从现在开始着手全面推进民族文化重建（如增加大、中、小学教学课时中古代文学、道德文章、传统文化、西方人文、宗教等课程比重），由于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这两代人在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上缺失，加上国家目前合格师资严重的先天不足，也只能做到让我们的儿子、孙子辈比我们多接触些传统道德文化和西方人文教育和熏陶，要等到儿子、孙子辈里出了大儒、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后，他们言传身教培养教育出来的新一代人才能真正实现民族文化重建和复兴昌盛的目标，推算要三代人后一百年时间。
眼下的时代么，就用２００年前狄更斯《双城记》来描述吧：
那是最好的时光， 那是最坏的时光；
那是智慧的时代， 那是愚蠢的时代；
那是信任的纪元， 那是怀疑的纪元；
那是光明的季节， 那是黑暗的季节；
那是希望的春天， 那是绝望的冬天；
我们面前应有尽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
我们都将直奔天堂，我们都将直奔地狱；
——简言之，那个时代其实跟现在如此相象，以至一些嗓门最高的权威们坚持只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的美好或邪恶。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 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
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 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
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 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