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75岁了,却在医院里无知无觉地躺了两年多了,不清楚她如果来多伦多与我同住会不会比这结果要好。
三年前(2013)就渐渐不适,头痛像感冒的症状。吃了大把的治感冒药也不见好,我把拿回的感冒药给她吃,她说这药好,不痛了。不料回来后就听姐姐说妈妈住院了。以前每次探亲回来,妈妈都因病住院。亲戚们都说,这是想儿子想的,儿子走了给闪病了。但这次不同,到市里住了一个月的院,天天吊瓶。并且CT,磁共振做了,医生们也没发现任何问题。出院回家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有一次下楼梯差点后仰过去,幸好被路过的邻居接住,只能就近入了县镇医院,仍然没有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半年后,姐姐说准备到北京协和医院诊查,我很高兴,毕竟是国内最好的医院。我急切地又一次回国,想尽一切努力让她转危为安。到家姐姐说联系到沈阳住院了,得到结果再想办法拿到北京找专家看。言下之意我也清楚,协和必定是预约困难,全国人民有重病都到这一家医院,情况可想而知。沈阳就沈阳吧,只要能医好病。马上坐高铁到沈阳医院,确实是大医院,医院大楼下面满是密密麻麻的小吃部,医院里面人山人海。等电梯时,左右一会就围满了人。电梯门开后,里面也是满满的。外面的人急切地直接往里闯,里面的人就只好从旁边的一条缝隙缓慢地出来,腾出空来,从另一边才能缓慢地进去。
看到妈妈,二姨正在给她喂饭,她还认得我,看到她比以前瘦了,我忍不住流泪。医院只管看病,医护都是自己找人,这样姐姐找来二姨,三姨同到沈阳看护。好在我们家亲戚多,姥姥19岁就把1岁妈妈给了养姥姥,她再生了9个姑娘,2个夭折。于是我有了七个姨,还有养姥家的四个姨,常联系,都没忘记妈妈,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当然我俩要出钱,亲戚也得生活的,我们就当自家人花销。在医院吃饭也是个问题,虽然有食堂,但过惯一辈子节俭日子的三姨嫌它太贵,“几片菜叶就十多块钱”,就去楼下的私人小吃部买。稍稍便宜一些,也不好吃,出门在外,将就吧。
沈阳的医院比市里的高级不少,入院就做了脊髓穿刺,在市,县里是从未听说的,以后知道这是诊查脑部疾病最常见的手段。脊髓穿刺的结果是蛋白高,氯低,血糖高(有糖尿病)。不幸的是这些都不足以看出问题,每天只是打一堆脑部营养点滴。两周后告诉这病可能是脑结核,也可能是癌,更不能排除的是脑炎等等,这里床铺紧张,需到县所属医院不停地穿刺观察。没有结果就赶人,姐姐很是生气,同时检讨没找到硬关系,当初着急只顶了物品,没上钱。被人撵也没办法,想想走之前先排除一个吧,联系结核医院专家来看一下,结果联系好的专家等了一晚上也没见人影。我们四个人只好在沙发小床上合衣对付一晚上,同时晚上照顾妈妈起居。
第二天我们决定推妈妈直接到结核医院,不能再等了,还要联系车回去。到楼下,在窄小的道边等出租,川流不息地车辆中好歹有辆停下来,愿意拉带轮椅的。道窄,车小,四个人好不容易给妈妈架上车。我坐在出租车里看着一栋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心想这个国家根本不缺钱,就是不往正地方用。到了结核医院,照样是屋棚爆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找到医生,上了贡品。医生瞅了瞅妈妈摇摇头说,这不可能是脑结核,脑结核的人这么长时间早完了,抬不过来的。至于什么病,那只能到其它医院,这里是专科医院,责任到此。
雇车回家,一路上妈妈被颠簸地吐了好多次。我家在三楼,又找人背到家里。在家中护理,一个人顾不过来,白天找来大伯家的四嫂和我一起照顾吃饭和小便,大便。她已经不说话了,约么3个小时就抬下床坐半小时,大部分时间都还能顺利排尿。晚上姐姐和姐夫,或者我醒了,一起抬下床坐半小时。这期间还麻烦的是,赶上县里暖气分户,即为了对付不缴费的,把公共管道分流到各家。开始干的那天,家里简直是成了建筑工地。只好把几个姨姨喊来,工人干完一个房间,大家马上上阵,收拾干净,再把妈妈抬进去,倒出的房间继续施工。屋小,人多,尖锐的电钻声在闷热的夏天更加刺耳和让人心烦,加上干活的工具,管道,尘土,又是一个乱上加乱的一天。
妈妈的病情是一天天转严重。找来大夫,在家里又做脊髓穿刺,取出脊液,到县医院检查。县医院告诉没做过类似检查,不知道如何做。送到市里的医院,结果与沈阳的没两样。觉得不能这么下去,就按结核治吧,因为按目前的认知水平,还是怀疑是脑结核,不相信沈阳医生的说法。医院想不出办法,就在家里注射了两周治疗结核病的吊瓶。打完这些吊瓶,晚上呼唤她张嘴刷牙都没有反应了。和姐夫商量了一下,在家里还不是办法,就到结核医院吧。
打车到县结核医院,外观是白白整洁的大楼,楼前还有花坛,规划不错。房间在二楼,只有楼梯没电梯,还得人把妈妈背上去。到屋里一看,真是内外有别。满是污迹的墙面和屋顶,床架锈迹斑斑,没有几个起床手柄能摇起来。床垫被以前患者吐得满是大块的油污,被面已是黑得洗不出来。走廊里到处是黑瘦黑瘦的肺结核患者,乡下人居多,大部分是男患者。肺结核患者是要时常咳嗽的,咳嗽完顺口就把痰吐到走廊上。整个楼只有一个女清洁工负责,没有休息日。也可怜了医生护士们,戴着厚厚的口罩穿梭于患者和各个病房之间。在这里是雇不到人来护理的,没人愿意来。我们决定白天由四嫂和几个姨姨轮流护理,晚上姐姐和我照顾。姐姐买了大量口罩,给每人带上。晚上由她出去刷饭盒,到尿,说结核病易传男不传女。虽然医院里不关灯,但晚上必须关灯睡觉,到时再打开,不然屋顶和墙壁上的污渍实在是太影响睡眠。
每天扎很多吊瓶,这个医院不会埋一次多用的针管,有几个吊瓶就扎几次针。有一点在结核医院治疗不同的是,是使用椎管用药,即脊髓穿刺的同时把药注射进去,隔一天一次,用了大量的激素。同时做化验,但让人抓挠的是,这个医院化验单的指标与沈阳的结果竟无法匹配对比,无从做出比较判断。因为使用了激素,治疗前三天状况很好,能吃,还能说几句话。第三天,喂了一小片桃子,她说这是平生吃到的最好的桃子,这是最后一次说话。紧接着情况转糟,两周后连张嘴吃饭都不会了。中午找车立即转进市医院,同一天我签证到期,无奈返回。
以后姐姐说采用鼻饲,又在医院做脊髓穿刺,查出来是引球菌,即引球菌性脑膜炎,但用药并不理想。同时因为长期卧床,造成肺部感染,喉部切开排痰,不然人会窒息。在普通病房住两周后,不得不转到重症监护室。同样在重症监护室也只能住两周,就只好转到县医院维持生命。
两个月后我又回国,因为姐姐说病情转急。在县医院看到了妈妈,手臂上都是打吊瓶的针,鼻饲进食,导尿管排尿。由于打针太多,不得不在大腿上手术埋针。心脏急速,不停地咳嗽,从切开的喉部喷出带血的浓痰。发烧不断,肛栓,药,退烧针轮番上阵。又做了脊髓穿刺和CT检查,结果和以前沈阳的相同,但没发现引球菌,开始脑积水。头一次知道国内照CT时,需要家属在CT机前伺候(应该有辐射),我要留下,姐姐坚持让我出去,她在旁边。护理的工作量变大得许多,需要雇护理工人帮忙。护工也是游击队,没有专门的训练,在医院从事类似工作久了就叫护工。不是十分好找,高价请了一个中年女的。开始干得还不错,她自荐搭伙(同居伙伴)来一起干。两人干一段时间就厌倦了,当着我们的面也吵架。人一离开,就都到小床上躺下。害得姐姐每天晚上下班住在医院盯着。以后听她同行们讲,她经常给妈妈打入扑热息痛,导致少发烧,她就省事了。即使是请她们,姐姐和我也是跟着一起干,她们不太专业和敬业,忙不过来。这样一个月后,他们不愿干了,嫌太累。我们只得又就叫来大伯家的四哥四嫂以及众多的姨姨跟我一起,轮流护理。药打完了呼唤护士换药,如果发烧了,打肛栓或药,并且不停地擦身。肚子胀,就戴上手套抠大便。每两个小时敲背20分钟,晚上也不例外,只不过晚上是姐姐跟这些亲戚。冬天屋内干燥,敲背使得手容易皲裂,经常要在手上擦豹油膏。
不知道妈妈还能不能认出我来,身体不能动但发烧减少了。一天大伯家的大姐和我在床边看护,妈妈好像在转头,向着我,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嘴唇要动。旁边的大姐兴奋地喊,老婶,你好了,你可好了!我见状也激动地说,妈,你想说什么?但过了一段时间,看到心跳监护仪显示急促,体温骤升,我感觉情况不妙,这是极度难受地表现。慌忙跑去问医生,医生赶来看说这是寒颤,发高烧的前兆,马上的进行退烧处理,我的希望也从此破灭。
县医院主要也是面对乡下的,因为人们都喜欢到上一级的医院碰碰运气。这个部门多是中风,脑溢血的患者,医生的主要任务是说服患者,得了这病就是自己种种生活不当引起的,药是没招了,两周后即医保到期就出院吧。因为谁都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检查,像脊髓穿刺什么的。患者大都十分高兴,感谢政府终于可以住上院了。两周也是清洁工的周期,把用过的药盒,药箱摆到走廊上打包处理,换成现钞,那时的医院好像是垃圾收购站。
我知道姐姐叫我回来是准备后事,但妈妈出奇意外地挺过来了,病情稍显稳定。这时姐姐缓了口气,找到了更好心的护工。她催促我返回,因为我家里也离不了。七姨经常在人面前夸我俩孝顺,我没说什么。我想真正孝顺的是应该使妈妈在我身边,但由于许多原因而没有,我是内疚的。从小到大,妈妈对我们付出了无尽的爱,我们这样做,不是给别人看,只是想把爱再传递回去。我们在尽我们最大能力不让她受苦,即使倾家荡产,虽然她不可能不受苦。她活着,妈妈就在,但她在受苦。半城的人都认识她,那么要强,那么好心,每天到医院看的人络绎不绝,但上帝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