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位于湖南中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是一片丘陵地区。我十五岁以前的时光都是在那个我认为很诗情画意的村庄里度过。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模糊了，只知道那时候的确是蓝莹莹的天，清粼粼的水。我家正对面就是周围绵延起伏的山岭中海拔最高的一座小山峰，名曰：人头岭；位于山脚和我家中间便是一条宽约300米的河流，叫作：蒸水河。小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常望了对面那白云悠悠、轻雾缭绕的山峰傻傻地彼此发问：你说，山那么高，我们要是爬上了人头岭山顶，是不是一伸手就能抱住像棉花团的白云呢？我们甚至推测过：山那边住的孩子和我们是否长得一个样，也说同样的话吗？有时候这些奇思妙想被大一些的孩子听了去，他们会很不屑地嘲笑我们：你们真无知，那山顶离天还远着呢！人都是猴子变的，当然长得一个样啊。 虽然，他们那样肯定地纠正我们，但究竟他们也没有真的去过、见过，这些话又如何作准呢？我们并不轻信，依然痴痴地冥想，甚至想过去冒险一次，亲自验证究竟……
一个村庄里和我同龄的孩子有十几个，但这种冥想时刻，我却绝大部分是和一个叫作阿美的女孩子度过的。我们同年出生，实际年龄相差不到半岁，但我俩的性情大不一样，她喜静，我好动；她勤快踏实，小小年纪，便家里家外一把好手，而我欠点吃苦耐劳，不大喜欢家务活计。只有一点我们很合拍，那就是都有点洁癖。按说这样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不太容易玩到一起，可我们竟从懵懂冥想的年纪一直形影不离地玩到十五岁我离开那个地方。
阿美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比她大好几岁，常常和一帮男孩子玩，不会带上她，而弟弟小她很多岁，又是家里的宝贝幺儿，全家人都得宠溺他，阿美对他只能尽姐姐的职责。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老年得女，上面的哥哥姐姐们都大我十岁以上，我的成长岁月和他们的交集并不多，那时候他们都陆陆续续离家参加工作了，在家的日子很少，我基本上算是寂寞中长大。我和阿美结实的友谊应该是从我们八岁那年开始，当时发生了一个大事件，相信现在的阿美一定会和我一样，记忆深刻。
阿美的父亲在区粮油食品供应站上班，离家有四五公里路远，她的母亲经常去站里为邻居、亲友图个方便或是走个后门买些计划供应的生活物资回来，印象中，买得最多的是猪头肉、猪蹄、大油一类，因为买这些东西可以不用凭票，但一般人是难以买到的。那时候，交通车还很不发达，来来回回全凭两条腿走路，因为路远，阿美随母亲只去过两三回。
暑假里的一天，阿美突然惊慌失措地哭着跑到我家来，一进门就扑进我母亲怀里，语不成调地说：“我妈妈要死了，她马上就会烧死了，呜呜呜……. 呜呜呜…….”我母亲一听，吓得腿软，再问阿美也说不清楚究竟，赶忙冲进她家里去看，只见她妈正高烧迷糊，嘴里哼哼着含糊不清。正值农忙季节，整个院子里除了老幼，并没有青壮年成人赋闲在家。我母亲一方面急忙差人去请医生，一方面打来一桶冰凉的井水，浸湿好几条毛巾暂时替阿美母亲降温，紧接着又从家里翻出羚羊角，用只粗瓷碗细细地磨了半碗水让病人喝了。一切她能想到的都一一做了，医生还没有到，体温并没有明显降下去，我母亲也慌了。她于是果断地做了一个让我和阿美后来想想都害怕的大胆决定：叫我们两个小女孩一起去站里找她父亲！
这是一个像送鸡毛信一样光荣而紧急的任务，我很激动。于是问阿美知不知道怎么去她父亲的食品站？阿美坚定地说：知道！因为她说知道，我就更勇敢了。于是，两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懵懵懂懂上路了，一开始我们走得飞快，唯恐走得慢了，找不回父亲，阿美母亲便会死了。但刚走出不到两里地的光景，阿美的脚步迟疑起来，前面有一个三叉路口，她忘记了往左还是往右。她一迟疑，我就跟着紧张，幸好后面来了一个汗流浃背的中年人，我们并不认识他，但他一眼认出了我，奇怪我们两个小孩子怎么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玩了？我急急地告诉他原因，他热心地为我们指了路，并把后面要遇到的几个路口都叮嘱了一遍。我们牢牢记着后面的路，甚至路上都不敢多说话，生怕把路诀给说忘了。又一气儿走出好几里地，我们又累又渴，两个小姑娘在烈日下快晒蔫了，加之已经远离危急源，我们对死亡的威胁放松了警惕，还有，脚上磨出的水泡也消磨了一点我们的意志。
“阿美，还有多远？我快走不动了。”我哭丧着脸。
“我也是，还很渴。我不知道还有多远”阿美显然也没有刚接到任务时的坚决了。
“你知道你爸爸住哪儿吗？”我想立即就找到她爸爸，完成任务。
“知道，是一座三层的红砖楼。”阿美很肯定地说。
“那好吧，我们赶快去找那个红砖楼吧。”目标已经很具体了，我又来了精神。
我们饥渴交加地走着，每路过一个稍许繁华一点的地方，两双眼睛骨碌碌地寻找那座红砖楼。大大小小的镇子不知穿过了几个，我们还是没有找到阿美爸爸的食品站，而阿美又一次迷路了。
我们在一棵大树下站定，举目四望，是一片金色的田野，实在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我记得这棵大树的，有一次我和妈妈累了，就坐在这棵树下吃葡萄，”她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并用手不确定地指着离这儿不远的某个地方有一口井，“我妈妈是在那井边洗的葡萄。”
“那我们去喝点水儿吧，太渴了。”我听到有口井，更加渴得难以忍受了。
阿美一脸茫然还有点窘：“我记不清井在哪儿了。”她又抬头望了望大树，这一望不要紧，她甚至都不能肯定这棵树就是那棵树了。阿美努力回忆着和妈妈一起走过的情景，我屏住呼吸，生怕打断了她的回忆，甚至心跳、表情都紧张地跟上她的节奏，希望帮她找到那条记忆中的路。显然，她越回忆越紧张，脸蛋渐渐憋红了，小手开始发抖，她突然慌了神，急得大颗的眼泪就要往下掉。 我们两个人都害怕起来，要是找不到爸爸怎么办呢？岂不是就要丢了，从此见不到父母、亲人了？我也吓得就要哭了，阿美很快又坚强起来，擦掉眼泪说：“我有一个办法找到路，是一个姐姐教我的。”
“什么办法？快说呀。”我急不可耐地想知道。
她跑到不远处一丛刺槐边，折了几柄槐树叶，兴冲冲跑回来问我：“这里有两条路，你说哪条路算是左边，哪条算是右边？”我不明所以，随便一指左右，她冲我鬼机灵一笑，然后把槐树叶两边的叶片也定好左右，开始隔一片掐掉一个小叶片，嘴里念念有词：“左，右，左，右…….”我好奇地看着她，很快，一柄树叶就剩下最后一个小叶片了，而且位于左边，她眼睛发亮，兴奋地说：“你看你看，我们应该往左边走。”我也高兴了，谢天谢地，我们又知道怎么走了。
阿美沉浸在这种卜算的兴奋中，一时心血来潮还想算一算她一路上担心害怕的事情，她小声跟我说：“还有两柄树叶，算一算我妈妈会不会死吧。” 我觉得这件事很神秘，也很好奇，一时竟忘了累渴，欣然同意她再算算她妈妈。这次不问左右了，只说生死，她一边掐叶片，一边念叨：“生，死，生，死…….”最后居然奇迹般地剩下“生”，我们高兴得拥作一团，几乎要蹦出快乐的眼泪了。
既然，阿美妈妈不会死，我们又算出来怎么走了，立即就打起精神准备往左走，可是，我突然记起我们就是从左边来的，那不是又往回走了吗？
阿美忽闪着一双大眼睛，轻轻摇头说：“这棵树好像不是那棵树，我们前面走错了吧。”末了她又怯怯地问我：“菀儿姐姐，你会生我的气吗？”我表示不生气，于是，将信将疑地又跟着阿美继续赶路，很快又回到之前走过的一个镇子。因为一直赶路，我竟然忘了兜里是有两毛钱的，恰好前面有个小楼，一层就是一排商店，我提议一人吃个冰糕再走，阿美欣然同意。我们手拉手进了商店，突然阿美两眼发直，问她话全无反应，我诧异地看着她，过了一会儿，只见她嗫嚅着走近那个售货员，怯生生地：“阿姨？我要找我爸爸。”
那个售货员迟疑了一会儿，忽然发现新大陆似的惊讶着：“阿美？这不是阿美吗？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一边说一边拉起她就要上楼，并告诉她，爸爸正在楼上办公室里忙着结算呢。不料，阿美“哇”的一声哭得收不住了，直哭得浑身发抖……..
我们莫名其妙地进了那个三层的红砖楼，更是稀里糊涂地就找到了阿美的爸爸，等我们疲惫交加地赶回家中时，阿美的妈妈已经可以坐起来，由我母亲搀扶着正在喝着绿豆稀粥。
从那以后，阿美常来我家找我，我们一起做功课，一起玩翻绳，一起分享美食，一起悄悄议论班里的男同学、女老师…….
阿美十岁时，哥哥去了外地读书，弟弟经常寄放在外婆家，她母亲三天两头地去食品站帮人代买东西，有时一去几天才回来，经常留下阿美一人看家。那个时候小孩子没有如今这么金贵，邻里、亲友之间的关系简单而淳朴，她母亲每次去父亲那儿，若恰好碰着我母亲的面，随随便便打个招呼，不用提及帮助照管阿美之类的话，自然知道会照管的，若临走前没有碰上，即便什么都不说，也是十分放心的。
阿美从小能干，估计跟她母亲完全撒手、自然放养的培养方式有很大关系。她从稚嫩的厨艺起步，一开始手忙脚乱仅限于将食物煮熟，这个期间我则是她最忠实的助手。每次炒菜时，我一边认真观摩她的一举一动，一边经验地举着半碗水待命，见她忙不过来，眼看锅底要冒烟了，我会眼疾手快把水“哗”地倒进去，生怕把菜炒糊了，我的这种义举有时候能得到阿美的肯定，有时候会遭她一顿痛斥——若是此举破坏了一道我们都喜欢的佳肴。我常常抗拒着母亲叫我回家吃饭，情愿饿着肚子等阿美那顿有时忘记放盐、有时半生不熟的食物。有一天，我母亲忽然惊讶于我也会洗衣服、居然还会做饭，其实是很多年来从阿美那里耳濡目染而得到的生活经验。
阿美家住房局促，庭院窄小，后院基本上没有果树一类的植物。而我家房子十分宽敞，家里大部分时间只有我和父母，有一段时间，阿美一直住在我家，我们同枕而眠，说不尽的孩提趣话。尤其是我家屋后的庭院，种满了果树：桃树、李树、梨树、橘子树、葡萄架，从初夏水蜜桃泛红，陆陆续续各种果子奉上枝头，一直到深秋橘子红透，这期间的后院就一直是我们的乐园。暑假里，我们常把学习的小桌摆到院子里，写不了一会儿功课，便禁不住树上的诱惑，像弹簧似的蹦起来一遍遍找寻被我们不止一次摸过的更熟一点的果子，偶尔我们还会找到一两个之前不曾发现的漏网之鱼，少不得要小小地得意一下。我常常想：鲁迅笔下的百草园也不过如此吧。
有一年的春末夏初，正是麦穗翻花、蚕豆吐香的季节，有一天，我和阿美在河边洗着衣服，河两岸是一望无际的麦田和间种的豌豆荚、蚕豆苗，各种花香随风传来，沁人心脾。我们愉快地洗着衣服，惬意地聊着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柳堡的故事》，然后聊到了那首家喻户晓的《九九艳阳天》，阿美忽然羞涩地说：说不定那里边的小英莲当时就是坐在我们这条蒸水河边上呢？我笑话她：哈哈，你是想知道那个十八岁的小哥哥当时是不是坐在我们这条蒸水河边上吧？话音未落，她又羞又气地举着湿衣服甩了我一身水，我覆水还击，顿时笑骂打闹成一团。 我们的笑声被刚从食品站回来的阿美爸爸捕捉到了，他扯着嗓子在家门口唤我们快快回家，因为他给我和阿美每人买了一顶当时最时髦的太阳帽。爱美的我们立即停止打闹，一阵风似的跑回家，每人得到一顶淡粉色宽边、可以折卷收放的漂亮帽子，我尤其喜欢帽子上那两条长长的仿绸飘带。我们小心翼翼地把飘带扎成一个硕大的蝴蝶结，歪歪地戴在头上，两个幸福得眩晕的小女孩轮流照着镜子，不断调整蝴蝶结的位置…….忽然阿美提议，我们戴着帽子去田野里跑一圈吧，我不等她说完，已经冲出了房门，直奔麦田深处。和煦的阳光下，两只粉色蝴蝶在绿油油的麦垄中来回穿梭，上下翻飞，身后留下的是一对花季少女银铃般的笑声。我猜想，那时阿美心中一定正响起那首“…..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壮…..十八岁的小哥哥呀，不要把英莲忘…….”的电影插曲，因为那一刻我的心里正在吟唱。那一年，我们十四岁。
渐渐地，我和阿美都长大了。家乡的那一方水土，虽不说人杰地灵，但毕竟是山清水秀的南方，确实养人，尤其是滋养小姑娘。我们那些年无论干什么总是结伴而行，人前人后自然会招来一些称羡的目光，常常身后能听到一两句评论或者好奇的打听：这是谁的女儿家？双胞胎吗？哪个家父母这么好的福气？阿美母亲总是骄傲地跟人说：阿美和菀儿就是一对翅膀，少一个不能飞的。以至于后来，远近熟悉我们的乡邻、朋友若是哪天只见我们中的一个，必定随口就问：你的那一只翅膀呢？
世事无常，命运的变数远不是我们常人所能预料的。半年后，阿美的父亲被查出肝癌晚期，一个好好的五口之家瞬时陷入梁断屋塌的境地，接下来的半年，阿美母亲陪着父亲踏上了暗无天日的求医之路。这期间，我母亲给予了阿美尽己所能的母爱关怀，我们家从经济上、生活上也慷慨出力从外围协助他们兄妹姐弟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就这样风雨飘摇地又过了半年，阿美父亲终因回天无术，带着对人世的千般不舍、对妻儿子女的万般眷恋离开了。在阿美母亲陪伴丈夫艰难求医时期，阿美父亲的一位单身同事一直热心帮助他们，在长达半年的雪中送炭中，他们和这位同事缔结了一种特殊的友谊。阿美父亲临终前，郑重地将妻子托付给了这位同事，这是很多年后，我从母亲那儿知道的实情，而阿美的哥哥顶替父职进了食品站，弟弟则跟随母亲去到了一个新家庭。小小的阿美，一个将将十五岁、正对生活怀着无限憧憬的女孩子，半年间突然遭遇父逝、母嫁、家散的巨大哀痛和悲伤，其心境是可想而知的。撕心裂肺地送走父亲，阿美再也没有勇气目睹母亲改嫁，便毅然决然地跟随专程从贵州赶回来为父亲送行的小姨伤心地离开了这个她从小用心、用爱打理维持的家了，从此再没有回来过这个小村庄。而我，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几个月前就已经求学异地，为此，我一直深深地遗憾和难过，在另一只翅膀迫切需要力量奋飞的时候，我却让她单翅难飞了！
我后来找过阿美母亲，知道了阿美去的是贵州一个很落后的偏远县城，她也没有阿美的通讯地址，那时候交通、通讯极为不便，也没有电话。阿美母亲想过去看看女儿，终因山高路远，直到十多年后才有母女的第一次重逢——那时，阿美自己也做了母亲，终于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艰难和无助，也懂得了父亲当年的一片深情。我多次向阿美母亲恳切表达了希望联系上阿美的强烈愿望，但不知为什么，屡屡没有回音。后来，我似乎理解了：我的小伙伴已不需要飞翔了，她只想静静地守望着属于自己的平静与安宁。
十年前，我去贵州旅游，一种遏制不住的冲动，让我几次想去寻找她，但我理智地冷静了，我害怕自己的突然出现，对阿美现时的幸福会是一种粗鲁的打扰。我只好默默祝祷她幸福、平安！
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就是三十年，我们都已到了远离不惑、行将知名的年纪了。一路走来，见过许多的风景，也经历了无数的世事，但在我心里，过去的荣辱得失都像过眼烟云，唯有那碧波起伏的麦垄中两只粉色蝴蝶依然在我心中翩翩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