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一个与当下格格不入的符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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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八零后问我:89到底发生了什么?什么是学潮?为什么要纪念胡耀邦?

所以我很怕提起这类话题,因为一旦陷进去你就“有嘴也说不清”了。属于文科范畴的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1+1=2的结论,更何况这种在当时模糊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模糊事件,又是被当权者所打击的反革命事件,而事件发生的所在地又拥有一个崇尚成王败寇的民族精神.....

中国只有在每一次皇权更叠之初有一个短暂的思想文化自由空隙,比如一个多世纪之前的五四运动,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鼓励大鸣大放的时期,再比如文革结束之后,邓为了和保守势力争斗鼓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在八十年代早中期,经过三十年闭关锁国之后再次新思潮涌进,我们六零后有幸经历了一个新思想勇于思考的时代,而当时的四零五零后已经成为社会人,家长里短油盐酱醋才是正事,什么新思想新青年都是傻帽。

89学运不是孤立事件,在其之前86学潮其实是邓鼓励的的思想解放的产物,但是左右势力斗争之下,邓既需要打破极左势力的禁锢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经济开放,又不能在思想领域走得太远,不论处于政治斗争的考虑,还是其自身的思维形态和立场,一旦意识形态出现太远的偏颇,他就只能显示强硬手腕把它再收回来,于是86学潮直接导致了胡耀邦的下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而89学运在高层上的结果是赵的终身软禁。这样才能震慑其他的反对派。

如果说神仙打架鱼虾遭殃的话,胡和赵都还算不上神仙一级。即便你办事我放心的那一位也只是和胡赵一个层面。记得当时学校课本里还录入了华在解放前当班长排长的事迹,而那个时候指挥各个集团军的大佬们还有不少健在的,那些才是神仙,这些只是牵线木偶。

所以六四之后不论是政府还是民众说什么反D反政府,篡党夺权都是瞎掰。老百姓没人会想或者敢去想着当皇上,而思想单纯的学生做事情更没有实际的目的性,清朝虽然已经结束了一百年,但老百姓基因里的等靠要的根骨没那么容易去除。其实所谓的西方民主社会的老百姓也是一样,绝大多数还是关心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少人真心的去关心政治。所以老百姓你只要让他吃好喝好,玩好乐好,多搞点娱乐节目,他就不会去“造反”。上面的神仙一级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记得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还是允许甚至鼓励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的,当时好像有个说法什么“四大”自由,具体记不清了。89之后都给取消了。不允许未经批准的集会和游行。89之初各大院校里贴了很多的“大字报”,这也是罪证。之后官方引导然后很多老百姓也认为89就是文革。形式上都是大字报,因为那时没有互联网,但内容却有本质区别,文革的大字报直接就是无中生有人身攻击,现行反革命,反革命狗崽子,破鞋,走资派。而89的大字报却是类似于“时事报道”,尽管很多内容没有官方证实,也不可能经过官方证实,其中披露的官商官倒则相当于现在的维基解密。

当时学生要求的并非实实在在的权力和实惠,要个什么官做做,或者来个驴包用用。稍微具体一点的提法就是要自由,稍微具体一点的形式就是反官倒。最初的两三个月一直要求的就是和中央“对话”,这种要求本身就是触犯龙颜,不论东西方,所谓的政府就是代表着权力的掌控者,所谓的权力就以掌控者权威来体现,不论人治还是法治,都不能对权威进行挑战,挑战的结果就是受罚。所谓的民主或是独裁,只是对掌控者的树立的渠道不同,一种是暴力的途径实现,一种以所谓的和平选举的途径体现,一个社会的自由度的不同,则体现在民众表达怨言的范围和渠道的宽窄,以及其后果的严重。是否能上达圣听,都不是民众所能决定的。

遗憾的是当年的新中国已经开始向八旗子弟转化,朝廷没有能够处理复杂局面舌战群儒的诸葛,我记得安排了两次不同级别的官员和学生代表的“对话”,双方的表现都令人大跌眼镜。双方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也无意真正的沟通。

一直到426(好像是吧)社论,其实上层一直都没有盖棺定论,民众也一直寄希望于不同的官员,比如万里在海外的评论给广场上燃起了很大的希望,没成想回国直接从南苑机场递解入宫,没给拦轿喊冤的机会。

(暂时啰嗦到这儿,后文待续,或许。欢迎到我的博客来发表评论,我一般不看论坛。)

X723 发表评论于
六四是現代阿Q的頭上的疤?
iontario 发表评论于
这样的文章就象知时节的好雨, 沁人肺腑,润物无声。公平而论, 学生的心愿是好的, 但过于理想,泛于空谈,缺乏目标,对运动的后果却没有足够的推演和掌控,以至于造成局面混乱。如此,即使学生运动成功也不过是导致中国步前苏联崩溃后辙而已;运动失败则造成无辜学生受害,之前刚刚启动的思想文化自由气氛毁于一旦。并且产生几多学运垃圾在海外和台湾丢人现眼。
多伦多物业 发表评论于
谢谢大家的评语。
旧日云中守 发表评论于
80年代国内总体是气氛比较轻松,民主精神也在慢慢的生根,露出小尖尖,工厂国企的工人都是非常有主人翁的精神,各个技术行业也是能者上的居多,还没有形成技术官僚的团体,所谓的官倒也是仅限于少数中高层干部的家庭,刚刚发力,也没有形成后来巨大的利益共同体,但是今天很多的问题开始酝酿,当时的中国高层没有一个能够应对群体诉求的机构,比如一个有权的代议群体或者议会,通过立法逐条解决下层诉求(今天也没有)。也没有一个官员有能力改变当时的政权组织形式,包括老邓,但凡是有可能也不会举起屠刀的,实在是拖了好几个月好几年(86年算起),没办法,中国经过内战和文革的荼毒,已经没有了独立的思想群体和个人,民主只是口号没有人像是今天一样可以直接提出一串的诉求,国内高层根本都是造反起家的好汉,除了杀人连坐,估计连民主国家的国会是干啥的都不知道。博主写的真是朴实,也很真实,尤其是文笔流畅清晰,逻辑处理的
非常好!顶!!
无处可寄 发表评论于
当时学生的诉求因理想化而趋于空泛,没有具体的目标,恐怕也是事态发展至失控的一个原因。
tenteddies 发表评论于
"中国只有在每一次皇权更叠之初有一个短暂的思想文化自由空隙",这个事实倒是让很多人忽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恩准的最后一次讨论。
靈小抓 发表评论于
没错,初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其实和习今天的大棒是一致的。可惜当年的圣上觉得太丢面子了,生生地把可以控制住的局面拖到杀人的一步。
沈成涵 发表评论于
比较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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