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仲裁庭
有史以来第一次判中国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S China
作者：叶强 2016年4月23日自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根据《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就中菲两国之间有关南海争议向中国发出《仲裁通知》、启动强制仲裁程序以来，“南海 仲裁案”的进展一直颇受关注。特别是，随着2015年下半年以来，所谓“仲裁庭”在海牙对本案进行了两次开庭审理，并且作出了将对本案行使管辖权的初步裁 决，“海牙仲裁庭”逐步走入中国人视野，但其神秘的面纱仍未完全揭开。
据悉，“海牙仲裁庭”5位仲裁员中的4位，都是日籍人士负责指定的。目前，西方诸国正在等待仲裁结果出台，并对中方实行全面围剿。
“海牙仲裁庭”的身世，有点复杂、有点专业
要弄明白“海牙仲裁庭”，首先要了解“常设国际法院”的历史，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规定的四种“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
海牙仲裁法庭。
常设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是根据1899年海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于1900年成立的政府间组织，总部位于荷兰海牙。它是当前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全球性国际争端解决机构。
法院由从事行政性工作的常设行政理事会、国际事务局、以及一份由联合国秘书长保有的“仲裁员名单”构成。“仲裁员名单”由每个缔约国各自遴选的 4名法学专家组成。常设仲裁法院为国家、国家实体、政府间组织、私人主体间的仲裁、调解、事实调查，以及其他争端解决程序提供服务。
中国是最早参与常设仲裁法院等国际争端解决机构活动的国家之一。中国清朝政府先后派杨儒和陆宗祥等人，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并 于1904年和1910年先后批准了1899年和1907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是常设仲裁法院的原始缔约国。废除帝制后，中华民国继承了条约和法 院成员资格。1972年法院行政理事会通过决议终止台湾当局在法院的席位。1993年11月22日，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恢复在法 院的活动，并指派李浩培、邵天任、王铁崖和端木正为仲裁员。2009年5月4日，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致函法院秘书长，通知中国政府指派邵天任、许光建、薛 捍勤和刘楠来为仲裁员。
相比于司法，仲裁赋予了当事方包括指派仲裁员、协商仲裁程序在内的更大自主性，对仲裁结果有更多的可预见性，因此，国际仲裁不仅比国际司法拥有更 加悠久的历史，而且自常设仲裁法院成立以来至“二战”结束后，其审理的案件数量也比常设国际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PCIJ）审理案件的数量多。然而，自从1946年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成立以来，常设仲裁法院的案件数量却急剧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根据《联合国宪章》成立，与联合国其他机关密切配合，代表了战后国际秩序，为国际社会全体成员 所认可；另一方面，国际法院的组成、职能、程序等事项由《联合国宪章》、《国际法院规约》、《国际法院规则》等组织文件所明确规范，管辖权范围较少存在争 议。上述条件为国际法院的良好运行、发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不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利用常设仲裁法院解决国际争端。为了更好发挥法院职能，一些国际公约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开始引入法院的仲裁机制。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就是其中之一。
《公约》规定了四种“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即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一个国家在签署、批准或加 入《公约》时或在其后的任何时间，有权以书面声明的方式自由选择其中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程序；如果缔约国没有选择任何一种强制程序，或者接受的并非同一种强 制程序，则应被视为已接受《公约》附件七所规定的强制仲裁程序。仲裁法庭行使职权便是由常设仲裁法院负责。
与此同时，《海洋法公约》下的强制仲裁，还与国际海洋法法庭建立了关联。国际海洋法法庭是根据《公约》规定于1994年设立的国际司法机构，主要职 能是解决由于解释和适用《公约》条款而产生的争端和问题。法庭总部设在德国汉堡，全庭由21位法官组成，并设海底争端分庭以及若干特别分庭。仲裁法庭与海 洋法法庭的关联就在于，如果仲裁庭不能经当事双方协商一致组建，那么仲裁庭的组建工作就落在了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肩上。
5位仲裁员中的4位是日籍人士指定，方向由欧洲人主导
中方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菲律宾表明了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国际仲裁、也不参与仲裁程序的立场。2013年2月19日，中国政府退回菲律宾的《仲裁 通知》，并表示“由直接有关的主权国家谈判解决有关争议，是东盟国家同中国达成的共识”，菲律宾的诉求是“对双方均主张的岛礁的主权归属进行判定，是两国 在南海部分海域的海洋划界问题，中国政府于2006年已经根据《公约》第298条的规定提交了声明，将涉及海洋划界等争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内的强制争端解 决程序之外”。
菲提交国际法庭海洋争端仲裁案补充文件。
根据《公约》规定，即使当事一方不参加仲裁员的指派和仲裁庭的组建，另一方仍可通过国际海洋法法庭相关机制完成上述工作，即，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 任命5人仲裁庭中的4位仲裁员。而2013年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正是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也就是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5位仲裁员中，有4位是日籍 人士负责指定的。同年6月，仲裁庭组建完毕，仲裁随即转入仲裁庭主导的程序。
仲裁庭庭长由国际海洋法法庭前法官托马斯·门萨（加纳籍）担任；仲裁庭成员包括三位国际海洋法法庭现任法官：让-皮埃尔·科特（法国籍）、斯坦尼斯洛·帕夫拉克（波兰籍）、鲁迪格·沃尔夫鲁姆（德国籍），以及一位国际法学者：乌得勒支大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松斯（荷兰籍）。
作为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和海洋划界争议的国家，这位日本籍庭长作出指定的公正性便让人怀疑。
即使把柳井庭长的身份放在一边，那么，由4位欧洲人主导的法庭则更让人怀疑，其能否具有代表世界主要法律体系、特别是亚洲法律体系的公正性。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的管辖权裁决终于证明，仲裁庭的司法理念不免偏激、超越国际社会普遍现状、显得并不公正。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 明，指出“菲律宾和仲裁庭无视仲裁案的实质，是领土主权和海洋划界及其相关问题，恶意规避中国于2006年根据《公约》第298条有关规定作出的排除性声 明，否定中菲双方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争端的共识，滥用程序，强行推进仲裁，严重侵犯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的合法权利，完全背离了《公约》的宗旨和目的， 损害了《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仲裁庭的裁决是无效的，对中方没有拘束力。
2013年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
当事国拒绝接受裁决的全球哪都有，美国上榜最多
在当代国际体系下，国际法为各个主权国家特别是大国所创设，为国家间交往服务，而非相反。也正因如此，凡是不能正确认清自身角色和职能、试图凌驾于大国外交之上的国际机构，必定事与愿违。
不公正的司法和仲裁必然导致当事方拒绝接受裁决。据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统计，从1946年至1965年间，国际法院所有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3%，其中强制管辖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为80%，而在1966 至1985年的二十年间，国际法院争议案件得到执行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在此期间，所有强制管辖案件均未得到执行。1986年至2004年，争议案件 得到执行的比例仅为29%，除通过特别协议提交法院的案件，执行率仅为17%。
自1946年至2004年，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44%，强制管辖案件的平均执行率仅为33%。当事国完全不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典型案例主要有: “科孚海峡案”(英国诉阿尔巴尼亚)被告方阿尔巴尼亚;“美国驻德黑兰外交和领事人员案”(美国诉伊朗)被告方伊朗;“在尼加拉瓜境内及针对尼加拉瓜的军 事与准军事活动案”(尼加拉瓜诉美国)被告方美国;“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被告方乌克兰。
此外，国家不完全遵守国际法院判决的案例主要有: “陆地、岛屿和海洋争端案”(萨尔瓦多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参加)原告方萨尔瓦多；“领土争端案”(利比亚和乍得)中的利比亚；“拉格朗案”(德国诉美 国)被告方美国；“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案”(墨西哥诉美国) 被告方美国；“拉基玛洛大坝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中的当事双方；“喀麦隆诉尼日利亚陆地和海域划界争端案”(喀麦隆诉尼日利亚，赤道几内亚参加)被告 方尼日利亚。
难以执行的案件，往往都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安全以及其他重大利益关切，即使作出判决也并不能让当事方定纷止争。
料中国不会接受任何非法制裁
国际司法和仲裁等第三方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良药，但失去约束必将导致副作用。当前，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上，国 际秩序是通过各个主权国家的自主行为加以实现的，特别是大国在各自国家利益的支配下、通过外交政策和对外行为实现国际关系的平衡、稳定、调整乃至剧变。
国际司法和仲裁活动介入国际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建构国际秩序的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主权国家对国际秩序演进方向的可控性进一步减弱。就 南海争议而言，国际仲裁的介入使中国在地区海洋秩序问题上的话语权弱化。而逐渐强化并不断扩张的仲裁机构权力，则为周边国家所乐见。可以预料，仲裁庭作出 的最终裁决，将可能否定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基础，以及国在断续线内的主权权利。在仲裁庭盲目扩张管辖权、无视沿岸国的合法合理主张的情况下，《公约》缔约国 之间的紧张关系将进一步加剧，仲裁裁决的社会效果将越来越差。
菲律宾用废旧军舰“坐滩”并派兵非法驻守。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正在发生根本改变。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
中国已逐步参与到这种规则治理的世界秩序中去。正如同中国与各国一道于百年前创设常设仲裁法院、于七十年前创设联合国和国际法院，中国当前也利用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维护企业合法权利、利用美洲人权法院成功引渡犯罪嫌疑人。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言，“在亚洲的世界秩序观念中，中国所持的观念最为长 久、最为清晰、离威斯特伐利亚的主张最远”。
中国在依据当代海洋法积，极构建和平稳定合作共赢的南海地区秩序的同时，国际仲裁庭也应该尊重历史事实、顾及中国的主张和本地区海洋秩序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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