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的时候赶上文革，没有书。逮上什么看什么。
文革抄家把家里的书抄走了，文革后期，旧书店又开了，父亲又去旧书店买文革前出版的旧书。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就是那时背的。
一本郭化若的孙子今译，我佩服的不得了，还拿来背过。父亲看我读孙子，只说了一句，我和郭化若出过差。后来，南京军区的人来做客，看见父亲大骂郭化若，我才知道这人不仅不招林彪彭德怀待见，下级也不待见他。
那时唯独不缺的就是鲁迅，我就从父亲的书架拿出来一本本读，伪自由书，且介亭杂文，华盖集，二闲集。当时我也就十岁出头，怎么可能读懂，可过了三十年，书名我还记得。文革出版了一本鲁迅全集没收的鲁迅轶文集，我也拿来一个字不拉地读。
鲁迅有时大量地剪接花边，金圣叹似的加上几句评语，就是一篇文章。估计是为挣稿费养家糊口。王朔写了一篇文章谈鲁迅，说他当年专挑花边看，那是他最早的性教育。我一看就乐，敢情我成不了文豪，可性教育和王朔是一个启蒙老师。其实三十年代的花边和现在文学城的花边没区别，都是扒灰，外遇，捉奸什么的。可是，文革没有啊，只能看鲁迅。
母亲是医生，书架里放着军医护士培训教材，老中医诊案，我也拿来看。多少年后，有一次和姐姐姐夫说起来狂犬病，我说狂犬病病人临死会笑，我姐姐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我姐夫马上给出个专业名词，笑样疼痛什么的。看见没有，大了学的知识就记不住了。
姐姐不知从哪搞到部基督山伯爵，不是正式出版的，而是出版社的校样，每页上面都有编辑改过的错别字，标点符号。我的朋友鲁伟借去连夜读，因为第二天要还。
文化沙漠真不是好东西。但是正因为有了文化沙漠，才有了在文化沙漠里还在汲取一点点沙漠甘泉的孩子们。后来什么书都有了，孩子们好像不把读书特别享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