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來鴻：乱作为，不如不作为！

一、中国的历史表明，在法治清明，社会生活公平、公正能获得今本保障的前提下，政府官员“无为而治”最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政府官员对经济活动干预的越多，经济越缺乏生气。放眼当今世界，概莫如此。在“太平时节”，政治家过分干预经济无不是经济发展的灾难。

 

二、邓小平时代是个特殊的时代。毛时代的条条框框把中国经济制约得“奄奄一息”。毛死后，农民与体制外的城市贫民为求生存，不断突破“法律与规章”的束缚。当时的各级官员如果“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毛式法律法规”，红色江山必然覆灭。

 

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的口号，大力支持人们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发展经济。邓以发展GDP为衡量标准，大力提拔那些敢于突破禁区，也就是不依法行政的干部，促使整个官场动了起来，“改革”成为趋势。

 

改革旧体制，创立新体制，需要各级官员有主动积极的作为。但这不应该是治国的常态。仅不过是特殊时代的特殊情况而已。各级官员多数长于“政治”（但并非成熟的政治家），对经济往往只是“一知半解”，因此改革出现了许多弊病和偏颇，权贵阶层的出现，经济的畸形发展，都是邓式改革，也就是说各级官员“积极作为”，的后遗症。

 

三、目前习刀刃向下的反腐（向着部级和部级以下），习要求各级官员“依法行政”，严守党的政治纪律，都是为了束缚各级官员的手脚，防止他们在利益驱动下“各行其事”的“乱作为”，都是为了消解邓时代的后遗症。
 

但习要使经济转型，从出口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内需驱动，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模式，就需要突破邓时代很多法律法规和邓模式的束缚。这就需要各级官员大胆突破，勇于探索，勇于创新。

 

习既要各级官员严格“依法行政”，又要各级官员勇于“突破现有法律法规的束缚”，勇于创新。这本身就很矛盾。邓时代后期培养提拔的干部，听话，平庸，圆滑为主要特征。这些人缺乏创新能力与魄力，在反腐和严守党的政治纪律的高压下，明哲保身，不作为，或少作为，自然成为各级官员的首选。

 

要破解当前的困局，教授认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

一、广聚英才，在中央层面不断根据发展的需要进行“制度创新”。二、以GDP发展，环境保护，民生改善为硬指标，考核各级官员，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政策，破格提拔人才。迫使各级官员去探索，去突破，去创新。

四、中国现在不缺乏想当官的人，所以破解官员不作为的难题并不困难。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确保新提拔起来的”能人“，听党的话，甘当”核心“的”驯服工具“，这是百年来，共产党人执政后一直没有能破解的”歌德巴赫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