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守一方的地方官以“坐探”作为搜集情报的“耳目”，则让我们看到一种层级化、隐秘性的政治文化。这种“耳目文化”所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及其准确性，以利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坐探报告关于人事变动的传闻,出自《张曾敭档九》。
1900年，受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举荐，试用县丞李景枚入职上海文报局，参与该局日常事务。供职期间，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文报局的驻局委员。而鲜为人知的是他另外一个身份——浙江巡抚衙门的驻沪坐探。
“坐探”，亦称“坐探委员”，简言之，即为官员派驻某地的探员，专事各类信息与情报搜集。坐探非幕友、长随，充任者多为候补官员，但他们又并非正式职官。因此，清代各类会典和政书对这个群类的人并无着墨。所以我们今天对坐探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在晚清官场、政局中的位置与影响亦知之甚少。
如果说幕友、长随为地方官的手足，为其排忧解难、鞍前马后；那么坐探则不失为其耳目，为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1895年，候补知县曹和济奉河南巡抚刘树堂之命前往天津探听中日战争的军情。对所担角色，曹和济有一番自述：“乙未春，奉巡抚刘公檄，作谍津门，五阅月，耳目隘，粗得闻见。时会集江、浙、闽、蜀先到之刺探诸君，又采诸舆评，当日搆衅偾事各缘由，稍稍悉梗概。”（曹和济：《津门奉使纪闻》，中国近代史料丛刊《中日战争》第一册，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作谍”、“耳目”，这是曹氏自陈，亦是作为亲历者的他对坐探这一角色的归纳。
就“耳目”的性质来讲，清代还有两种与之类似的群体：“坐省”与“坐京”。“坐探”与“坐省”、“坐京”既有相似一面（有时，甚至是同一类人的不同称呼），也有不同之处。“坐省”亦称“坐省家人”、“省友”，多由州县书吏、长随家人或佐杂差役等充任，常年驻守省城，沟通督抚部院、藩臬两司，为州县探听信息，包揽钱粮解领、投文解犯、刑命案狱等事务，在地方行政机构运作中起居间协调的作用（参见裴丹青：《清代“省友”初探》，《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八十八期）。“坐京”亦称“坐京家人”，一般由封疆大吏派驻京城，刺探朝廷动态。例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即为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坐京”（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在制度上，官职中本有提塘一职，负责中央部院与各省之间的公文往来。提塘官由各省推荐咨送兵部，“凡抄刊章奏事件，寄交各省敕书印信物件，以及各部院寻常咨行外省公文，俱交给递送”（《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七〇三，《邮政·塘务》）。但由于同为朝廷命官，提塘官与督抚之间私通信息多有不便，“坐京”则无此顾忌。李鸿藻之孙李宗侗曾对“坐省”与“坐京”有一概括：
坐京者，等于民国初年之各省驻京办事处，不过后者为公开挂牌之办事处，而前者极为秘密，各省督抚皆有之。“坐省”为府县派驻省城的人，见于雍正朱批谕旨，则“坐京”一名称亦必甚早。“坐省”、“坐京”皆指其人而言，并无机关，其职务以向省中报告京中政府的动态为主。
事实上，“坐京”的存在也并非秘密。乾隆皇帝曾申饬两淮盐运使伊龄阿在将其调任粤海关监督后并未及时谢恩，言语中即提及“坐京”：“前朕明降谕旨已经四十余日，两淮盐政向有坐京家人，得信甚速，原不待接奉部文，况前月二十七日，又经降旨令其据实回奏，计此时亦应接奉，乃伊龄阿仍佯为不知任意迟延，是其因调任监督，意存不满即此可见。”（《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千一百二十四）由此可见，至少在乾隆朝，地方大员派遣“坐京”已是公开之事，并得到朝廷的默许。
与“坐省”、“坐京”相比，坐探并没有处理公务的职能，而“坐省”与“坐京”有时则兼具坐探的侦查功能。从外延上看，坐探要超过“坐省”与“坐京”。那么，作为官员的“耳目”，坐探的委派遵循着什么样的逻辑，诸多的坐探又有怎样不同的种类呢？
坐探的委派，并非大员特权，上至督抚、下至府县，无论文武，皆可派遣亲信驻守某地探听信息。1894年，中日甲午期间，浙江巡抚廖寿丰以南京信息传递太慢，特派候补县丞熊儶前赴天津坐探军情。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南北交通不畅，浙江署温州镇总兵白海珊委任候补县令李承渊赴上海坐探防务。1906年，安徽与浙江交界地区匪患不断，两江总督周馥、安徽巡抚恩铭饬令皖南诸州县严加防范。时任芜湖关道童某为侦知土匪动向，即委任佐杂程子秋为坐探，赶赴浙江建德调查匪情。前举诸例中，坐探委员的身份有都是公开的。但根据委派官员的目的，坐探有许多时候又都是秘密委派的。比如，庞栋材被控一案，我们即可得知，坐探的隐秘性。庞栋材原为上海寓言报馆的馆主，化名庞芝林，因中法药房控诉一事被判罚洋一百元。此事一出，贵州巡抚庞鸿书即致电上海道台询问案情，称已委任庞栋材为驻沪委员，不知庞芝林是否即为庞栋材。经道台瑞澄的调查，庞芝林确为贵抚的坐探委员。有时，坐探也会替上司处理一些秘而不宣的事务。例如，李景枚就曾为时任浙江巡抚张曾敭转递闽防同知的一封信札及茶叶两箱、燕窝四匣（《张曾敭档九》，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九十七册，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
从情报内容来看，坐探可大致分为两类：一为刺探敌情，一为刺探政情。对前者，地方官员安置坐探刺探军情、匪情是常见的表现形式。例如，1863年12月，回民叛乱在陕甘一带蔓延，察哈尔都统阿克敦布派佐领四处查探敌情。他在给朝廷的奏报中写道：“现在宁夏及黄河两岸回匪盘踞，并无北窜声息，绥远等处回民均各安业；沿河口岸及毗连甘省之蒙古地方，早已设防，复安设坐探，派兵分扎。”（《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八十九）在战时通讯不继的情况下，坐探的委派就显得更为必要。再如义和团运动时期，因京津一带电线被断，南北沟通不易，两江总督刘坤一即委派多名坐探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探听军情，“随时飞电密报，以便早为布置，有备无虞”。
与刺探敌情者具有一定的突发性、特殊性相比，刺探政情者，则更是一种常态行为。刺探政情的坐探所提供的信息种类繁多，大至军政外交、小至官民冲突皆在其搜罗范围内。以浙抚张曾敭的坐探为例，中英间的开平矿务纠纷、中俄间关于东三省铁路与矿产权益的谈判、粤汉铁路商股认购情形、上海租界罢市始末、朝廷的人事变动、江西等省的警政筹办事宜等等，都被他们记录在案，呈送杭州的巡抚衙门。坐探报告对各类信息的叙述详略不一，多则数百字，少则二十余字。
从现存史料来看，晚清的坐探对教案、和约、路矿权益等涉外事务的关注度颇高。尤其是教案，记录得尤为详细。这或许与晚清的政治生态有紧密关系。教案、路权、矿权等涉外事务的处理日益成为晚清地方官倍感棘手的问题。在传统的日常政务之外，这些涉外事件与他们黜陟褒贬的关联越来越大。特别是庚子事变之后，外国势力强势介入中国政治，教案等问题的解决是否得当往往可以决定地方官员的仕途。就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南昌教案处理不善，江西巡抚胡廷幹、布政使周浩被革职，按察使余肇康被交部议处。鉴于此，封疆大吏们希冀搜罗更多的成例以资借鉴也就不足为奇了。
坐探报告中另外一类值得关注的信息，则是有关他省的政情或朝廷大员的动向。广西的匪患、江苏的漕运、广东的路政、各地督抚上奏的条陈建议等都是坐探探听的重点，有关封疆大吏的调动更是重中之重。例如，因安徽巡抚诚勋屡被弹劾，清廷有意撤换之。围绕皖抚的归属，浙抚坐探姚张树、李景枚两人持续关注，一有风吹草动即写入坐探报告中。例如：“（政府）拟以署东抚杨士骧补授，又闻袁慰帅以杨抚才堪胜任，恳恩补授东抚，二说未知孰是。”（《张曾敭档九》423页）甚至类似两江总督周馥回到南京、载泽何时出京这样的细枝末节，也频繁出现在坐探的报告中。可见，对政情的关注是地方要员派遣坐探的重要目的。
在呈递的报告中，坐探并非只是单纯记录事情的原委，有时还会加上自己对时事的看法或评价。例如，姚张树在一份报告中描述了清廷计划通过总税务司与各国商议，拟撤销设在通商口岸的外国邮局，以此应对中国邮局的巨额亏损。但姚张树认为朝廷此举并无可行性：“今已非其时，国家亦无此巨款购回，似非总税务空言即能照办也。”（《张曾敭档九》371页）从实际发展的状况来看，清廷的这一策略的确没有成功。再如，南昌教案发生后，姚张树除了描述各方反应之外，也在报告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的担忧：“省城人心惶恐，匪徒藉端仇教，后患正难逆料。”（《张曾敭档九》395页）可见，坐探的角色，一则搜集情报，一则，也略为属官尽幕僚的职责。
那么，坐探所搜信息的准确性又如何呢？这与他们的信息来源直接相关。事实上，坐探报告中常见“津报云”、“京报云”等字样，这说明报刊实为坐探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风闻言事也就成了自然之事。而晚清时代的报刊文章，泥沙俱下，谣言、讹言是常见的事。如此一来，坐探所呈递报告的准确性必然难以保证。现举一例以资佐证。李景枚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向浙抚张曾敭寄出一份报告，内称十一月二十六日中日双方在北京达成新约，并将条约内容十二款节略抄录。根据签约日期与地点可知，此一新约为《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其附约。尽管李氏的报告准确指出条约内容有十二款，但无一款与最后公布的条约正文相同，内容相差甚巨。在撤兵、开埠、铁路权益等关键问题上的叙述更是与原文有着天壤之别。例如，在日军撤兵的时间上，附约只规定日本护路兵将与俄国护路兵同时撤退，并未写明具体时限。但在李氏报告中则称“日本在南满洲之兵队十八个月内尽行撤云”。附约中并未提及日本租借关东州的期限问题，李氏报告则凭空出现了“关东半岛之租借以一千九百卄三年三月为限期”（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338-34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张曾敭档九》364-367页）。李景枚自言报告内容由西报翻译而来，可见坐探无法避免以讹传讹。
在清代，统御天下的皇帝设其“耳目”，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所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充当皇帝的御用“耳目”，这是我们所熟知的。而这里所论述的，镇守一方的地方官以“坐探”作为搜集情报的“耳目”，则让我们看到一种层级化、隐秘性的政治文化。这种“耳目文化”所指向的一个核心问题就在于确保信息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及准确性，以利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孔飞力曾通过“叫魂”一案，对清代中国政治与信息传播之间的因应作了非常精到的分析。皇权与官僚之间对信息资源的控制与反控制构成了那场妖术大恐慌从开幕到落幕的一个核心因素。申而论之，一个政府的有序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信息的有效掌控。军政信息的传递系统能否高效运作，直接影响到政治权力的表达与实践。另一方面，类似邸抄、京报等公开化、制度化的信息来源在时效性与准确性上愈来愈无法满足各级官员对政治信息的需求。因此，他们才需要借助私人关系，通过坐探来构筑一条排他性的信息通道，以便从容应对瞬息万变的政局。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在历史场域中隐而不彰的坐探也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侧身官场，人微言轻，却又在无形中改变着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