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我在对幼儿园毫无概念的状况下开始了全托生活。之前，奶奶在家里照看我和弟弟，我们的生活还是挺安逸的。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父母突然决定让奶奶带着弟弟回了浙江老家。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在高校工作的父母也在停课闹革命。因为需要参加密集的学习班，我被父母强行送进了幼儿园。
对一个一直和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五岁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变化是灾难性的。看不到家人， 我拒绝吃饭，晚上更是哭着不肯入睡。爸爸在去职工食堂的路上来看我，我就哭闹着要跟他走。接下来每天晚饭后我都要趴在幼儿园的大门的栏杆上眼巴巴地等着爸爸或妈妈经过。
午休时我不睡觉并且一直哭，我对面床的大我一岁的高个女孩陈茜就会悄悄递给我一小粒很好吃的东西。为表示感谢我就把带着的上海奶糖换给她。后来我才明白她给我的是酵母片，妈妈知道后觉得怪可惜的。
渐渐的我不那么想家了，但是吃饭仍是一件不太好办的事。我从小就不爱吃肉，肥肉更是碰都不碰。幼儿园的菜里总是有很多肥肉丁，老师又不许挑食。我只好有时把肥肉直接吞下去，有时把它们吐在手心里，饭后再找地方扔掉。我们吃饭按饭量分组，我的我的好朋友向阳还有一对双胞胎分在饭量最小的一组。我们几个也是班上最安静胆小的孩子。写到这里我在想饭量是不是和孩子个性有点关系呢？有趣的是我们几个人在高中毕业时毫无争议地成为大院里高考分数最高的孩子。
幼儿园的设施还不错。因为是大班，我们的教室很大，放着全校唯一的一架台式风琴。教室里还有一部木制的滑滑梯。不记得老师教过什么，却记得自由活动时间玩的百玩不厌的打仗游戏。我们班个子最高的男生穆岩永远演坏蛋，其他的男生演革命战士。全体女生在陈茜带领下演医生和护士。滑滑梯下的三角空间就是战地医院。女生们把受伤的战士抬到医院，陈茜负责救护，伤者吃了她喂的酵母片后就可以重返前线了。
当时的我们大约也就五岁左右，不知为何在幼儿园里有极大的自由。我们满园地奔跑，寻找让我们激动的东西。园子后院的院墙下堆着土，我们爬上土堆就可以扒着院墙看到墙外的苹果园。园丁看到我们就会把掉在地上的苹果扔过来。当其他孩子炫耀捡到的苹果时，我总是羡慕无比。终于我也得到了捡苹果的机会，我和几个孩子跑向扔过来的苹果，我应该跑的不慢因为我抢到了两个苹果。
园中的各个角落，是我们释放无穷能量的好去处。我们抓一厘米左右的蚂蚁把它的尾部摘下来，津津有味地吸吮那尾巴里的酸性液体，后来才知道那就是所谓的蚁酸。我们也把蜜蜂的尾部卸下来，因为听说那里面有蜂蜜。我们称一种草为炒面，那是一种顶部有一团褐色粉状物的草。我们把那粉状物放进嘴里，就像吃了一小口炒面一样，伴着一点淡淡的清香。长大以后凭着记忆中的样子却再没有找到过那种草。
玫瑰花枝的嫩茎也是我们喜欢吃的东西。我们寻找可以够得着的嫩茎，小心翼翼地把它折断然后摘下来，剥掉表皮后吃里面嫩嫩的芯，吃起来清香中带着脆甜。有一支玫瑰嫩茎长在一棵高大玫瑰树的顶端，必是吸收了最充足的阳光和养分，它短而粗的茎在阳光下呈现的是半透明的红绿色。我们对它觊觎很久却因为通往它的路上满是带刺的枝干而不敢下手。有一天我终于禁不住诱惑钻进了刺丛中，摘下了那株玫瑰茎并且独自享用了它。回忆起来，那想得到却得不到的渴望似乎比真正拥有它更令我牵肠挂肚。用现在的话说，又胆小又害羞的我有的时候也是蛮拼的。
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是当时为数不多电影中孩子们喜欢的一部。重复其中的精彩片段是我们不厌其烦的活动。扮演女游击队员是长发的女孩子的专利。她需要把头发披散开，模仿严刑拷打后的惨状。一帮男孩子则是充当法西斯打手。我的角色一直都是观众，我们坐在夕阳中的草地上，一遍一遍地唱着那首激越的主题曲：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敌人的末日就要来临，我们的祖国将要获得自由解放。
我还在幼儿园见证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老师半夜里将我们从睡梦中逐一叫起，要我们聆听卫星播放的东方红。我还记得当时睡眼朦胧的状态和东方红的旋律，却不知道那音乐是来自于收音机还是我的想象。在百度搜了一下，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1970年4月24日发射的，那正是我在幼儿园大班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