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设定的贤者四避

一无所长,唯余文墨,一息尚存,笔耕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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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读书人要么“不治而议论”,要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甚至“两耳不闻窗外事”。明清专制强化以来,后一种则成为常态。

现代人评价前朝士子,往往深责其远离社会政治,不敢直言时弊的弱点。

活在当下相对言论较自由的人们,也许缺少对黑暗高压恐怖社会的切身感受,也许对中国青衫士子们的特性理解不够,或者自己做不到,却要充当督战队,督责别人。批评者本身都没有包容体谅之心,还能够想象掌权者会笑纳强项诤谏吗?

讳避时代敏感话题,沉溺读书文字考证,不是知识人的耻辱,而是统治者与社会的耻辱,三千年前,西周的文武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把敢讲话的被害,能讲话却被迫闭嘴的现象看作衰败亡国的征兆之一。

孔子曾称赞微子、比干、箕子为殷末“三仁”。面对暴政,这三个人选择了不同的做法,或逃跑,或直谏,或装疯卖傻,孔子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一视同仁。为什么?因为三种做法的本质都是不认同暴政,不合作,区别在于是舍身成仁,还是保全自己。照现代网民的看法,是勇敢的斗士与怯懦的胆小鬼之别。孔子把他们相提并论,岂非是非不分?这恐怕让习惯非黑即白简单二分法的国人大惑不解。

仁是孔子奖誉盒中用得最少的一枚奖章。他不但否认自己“仁”,而且总是不承认学生们登上了仁的高度。在《论语》中只授予过六人,除了殷末三仁,还有伯夷、叔齐与管仲。这六人中,前五个具有较多的相同点:都是贵族,都不满当时的统治政策,都不与当政者合作,比干、伯夷、叔齐都是以命相搏。管仲则是破落贵族出身,辅佐齐桓公,领导中原各国,抵抗了蛮夷侵扰,捍卫了华夏文明。由此可知,在孔子心中,仁是贵族中精英的专属,是贵族精英反抗暴力强权的精神品质。平民百姓不够资格跟仁拉上关系,他们只会稀里糊涂地反抗,稀里糊涂地顺从。贵族精英只要符合上述两点,不管他们采取什么行动,就像箕子,那也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都达到了仁的境界。而布衣志士即便跟贵族精英们做得一样,仍是瞎起哄,说了白说,掀不起多大风浪。孔子眼里只有贵族精英,热衷上层路线,所以他的思想理论压根就不是为百姓设计的。但是后世读书人不查孔先生初衷,一心要效法贵族精英,实际上更多的是学了商纣的两位兄弟(也有箕子是纣叔父的说法),对比干则是敬而远之。

人世间,几千年,治世只是存在于传说中,暴政、酷吏、盗贼、恶霸倒是绵绵不绝。势单力薄,不愿为非作歹的善良人,面对强大的恶势力,应该怎么办?无非是殷末三仁所作的三种选择:一、挺着胸脯,硬往枪口上撞;二、惹不起躲得起,远走他乡,投奔乐土;三、不相信有世外桃源,天下乌鸦一般黑,无处躲藏,只能逆来顺受,装聋作哑。毫无疑问,第一种明知必死而慷慨赴死,是个值得敬佩的选择。对于烈士而言,他们是“求仁得仁”,没有委屈遗憾。只有极少数人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烈士可贵可敬。多数人做不到,也不能强求人人甘愿牺牲,不求仁,不能算坏人。他们是被欺压的弱者,选择的是消极抵抗,奉行不合作主义。如果对他们投以鄙视的目光,那这世上还有几人能获得令人尊敬和平等的地位?看不起多数人的人,又能给这个混浊的世界带来什么清明祥瑞福音?强迫人们沉默的统治者可恶,强迫人们说话的也不可爱(它让人想起改革开放前历次运动的表态,引蛇出洞的阳谋)。

春秋是个礼崩乐坏的“无道”时代。孔子生逢乱世,一心想复辟西周的政治秩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遭到一些隐士们的嘲笑。但他不是烈士,有机会便做官,不符合理想便一走了之。他概括贤者的处世原则是“四避”:出离乱世,(有学者说,这一条最彻底的方式是自杀,像伯夷、叔齐);逃离危险地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历代华侨和难民也都是实行了这一条);远离臭脸;规避恶言(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其实,它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以互为表里,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即,凡不符合周礼的都要摆脱并远离。历史上能做到这些的只有七人而已。是哪七人,孔子没说,我也不想猜。但有一点可以清楚,他不会完全认同道家的“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消极避世。与历史上那些烈士、隐士、隐忍者相比,他不愿特意学什么榜样,“无可无不可”,都不行,也都行,反正他都做不好。他给士设定的出路是做官,但是只能在治世就任,乱世则隐,做个心中自有明镜的傻子。可是这条路,他自己就没有好好遵循,乱世中仍然四处谋职,只是还能保住底线,不合则离,最后终于灰心,无奈返乡整理古籍,暗藏曲笔,为心仪的西周文化贡献了最后的精力。

孔子总结的处事原则,对后世读书人来说,影响极大。一般人自不必多说,就连枭雄毛大帅,和被誉为骨头最硬的鲁迅都没有跳出这个思维惯性圈子。毛在假设鲁迅活到49年后的遭遇时,指出两条:或坐牢,或沉默。也就是说,或积极反抗,或消极反抗,或成为比干,或成为宁武子(装傻)。而鲁迅自己在跟冯雪峰聊天,预想共产党胜利后,会第一个杀他的头,所以他要逃跑(如果他知道因为严格的户口制度、粮油配给制和单位依附制,根本不可能挪窝,还会选择什么道路呢?)。毛和鲁都没有开玩笑,这就是历代谨守底线的文人学者的宿命,这是乱世暴政下的悲剧,若把责任都推到文弱书生身上,有欠公允。

牺牲自己,值得敬仰。但鼓励别人牺牲,则令人生厌。孔子既欣赏烈士的牺牲精神,也认同隐士的明哲保身,他不会硬赶鸭子上架,决不贬低消极抵抗,认为活得明白却要装傻的人内心更痛苦,更难效仿。只要不助纣为虐,歌功颂德,残民害人,闷头搞些自己喜欢的“学问”,实际上是文弱书生能守住的精神自洁的底线。还是孟子那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穷是没有做官,施展不开。道穷了,小小百姓一个,能管住自己就不错了。

很遗憾,说孔子,就免不了矛盾。也许他老人家曾多次修正,或者,老年健忘,前面说的,后来不记得了。所以,除了“四避”,孔子也在其他场合说过十足阳刚的狠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虽说这跟他的基本原则并不冲突,但毕竟彰显了老先生死倔的一面。孟子在列举了受不得丁点委屈羞辱,绝对会在第一时间奋力回击的北宫黝之勇,和以豪气先行,不考虑万一后果的孟施舍之勇后,表示认同曾子回忆孔老师的教导,凡事讲究一个理,如果不合理,最卑贱软弱的人也不会去欺负;若合乎理,面前纵陈兵千万也决不退缩。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大勇。

话都让孔孟们说尽了,让后人挑不出毛病,只有佩服。至于怎样做,端看个人的品质与悟性了。

ali88 发表评论于
不客气的地说,您对夫子的理解,连皮毛都谈不上。
颜回被后人称亚圣,天天追随夫子前后,耳濡目染,仍然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我等后备辈小子,读了两遍论语,辄敢品评圣人,真是“狂童之狂也且”.
还是沉下心来,一心只读圣贤书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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