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要写一个地方，要不就是你才去了三天，要不就是呆了三十年。这是有道理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三天，目光特别敏锐，看什么都是新奇的，虽然会有少见多怪之嫌，但也不乏有趣的发现。呆上三十年，其间的酸甜苦辣已经透彻入骨，却也可能欲说还休。
2016年夏天，我在日本就肤浅地呆了三天。从成田机场出来，按照事前查好的信息，登上了“Narita Express” ——算是日本的“机场快线”吧。这机场快线的制度像是中国的高铁而不是地铁，因为是对号入座的。车在暮色中开出不久，竟然临时停车，因为需要让车。这让我有点吃惊，因为我一直觉得，“让车”是老式的中国火车才有的事情。等了好半天，另一列快线从旁边呼啸而过，我坐的车才重新出发，一直到了“东京站”。在这里，我需要换乘地铁前往目的地武藏境。日本人的确是爱读书的。拥挤的地铁里，靠门站着的人手里也捧着书在读。前后总共花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我到达了在网上订好的酒店。它刚好在武藏境车站出口往左几十步的地方，很容易找到。
酒店的前台服务员和我后来在日本接触的所有服务行业人员一样，态度极为友善和谦恭。后来，我每次进出小小的大堂，只要目光相接，服务员都会微笑鞠躬，表示欢迎，口里说着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日语“欢迎”）。这样的热情在美国，中国，韩国都是见不到的。天色已经暗了，我稍作收拾，走出了酒店。过了安静而干净的马路，有两座购物中心：“东馆”和“西馆”，其中一家有个地下美食城，我决定进去吃晚餐。日语并不灵光，我只能用英语和店员交流。面食档的女孩非常殷勤，但是很快就发现我是外国人。她想解释什么，看我听不懂，便笑着拿起手机，打出两个英文单词：no receipt （没有收据），我连说不用担心，我不需要收据。人们总说日本人英语不好，但我觉得，情急之下能打出no receipt 已经是不错。我吃上了热热的汤面，和后来每次吃到的日本饭菜一样，味道是淡淡的，简单的。商场的食品部每天晚上会打折出售剩余的蛋糕，每块只有大约人民币6-7元左右。日本人做事果然是精细的，即使这样小小一块打折糕点，在售卖的时候也会包装在精美的纸盒里。后来也在这座商场里，年轻的店员主动告诉我外国人购物高于XX 元可以退国内消费税，并热情地带我到退税柜台填表，很方便地就退了税。
我是来开学术会议的，地点是“国际基督教大学”。好处在于这几个字在公交车的站牌上完全是汉字，所以并无一点困难。在这里长期任教的美国教授语带调侃地说，“国际基督教大学”的旧址其实是二战时期旧日军生产“零号战机”的工厂，二战后被彻底摧毁，而且被盟军占领当局特意改造成了一所“基督教大学”。大学现在正值假期，校园非常安静，偶尔有学生骑自行车走过，到了夜里，校园除了路灯以外一片漆黑，安静得如同乡村。在这里，似乎并不能感觉到日本人口密集。我突然想，如果在中国，这样规划整齐，绿化得如同公园的校园一定会被附近的居民当成夏天纳凉的好去处，然而日本并不是这样。
日本公交车上车可以刷卡，也可以投币，投币机自动记录和显示投入金额，投得多了，会自动找零，这一点很多国家都没有。当然，车资并不低，相当于2.75美元或人民币17元左右。在我于达到的第二天清晨上车的时候，恰好看见一个坐轮椅的年轻女孩上车。身穿制服的司机通过操作，在车的后门和地面之间延伸出可以无障碍通行的斜面，下车协助轮椅女孩上来，上来后，协助她在残疾人特殊座位坐好。整个过程很专业，很熟练，残疾女孩也泰然自若。这种方便残障人士的公交车设计和司机的规定职责，和美国一样，但中国似乎还没有。
在后来的几次坐公交车的经验中，我注意到坐车的老人很多。当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社会，这一点并不奇怪。有一次，我把自己霸占的老弱病残座位让给一位老年妇女，她竟然连续三次向我道谢。还有一次，一个白发老翁牵着一个四，五岁左右的孙女上车，当时我自己站着，无法给他们让座，但坐在普通座位的年青人，中年人，没有一个人主动站起来让一老一小坐。以我在国内城市坐公交车的经历，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情况会有年轻人主动让座，然而日本却没有。去四十多层的东京市政厅看东京全景，出电梯的时候，我也发现类似的情形：推着婴儿车，又带着走路的小孩的夫妻，被其他日本人留在最后出来，而在美国，同乘电梯的人一定会留步，请带着儿童，行动不甚方便的家庭先出来，并替他们按着电梯按钮，男士尤其不会在这种情况先行出去。
我觉得，日本人在这里的某种淡漠和服务行业无可挑剔的热情和礼貌似乎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很可能，服务行业——不论是售货人员，餐饮服务人员，还是公交车司机——所奉行的不过是从业人员对待顾客的高水准的行业规范，而归根结底，顾客是花钱享受服务的，双方之间是一种商业关系。然而，在乘坐电梯的人和公交车的乘客之间，既没有特定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契约关系，也没有熟人和朋友的人情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全然取决于一个人在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下的对他人的爱护和恻隐之心。或许，日本人的专业性和在特定“关系”中的热情是值得中国人学习和借鉴的，但在一旦离开这种“关系”时表现出的淡漠，不但超过美国人，也超过中国人。
当然，高度的专业精神和认真的社会管理毕竟是值得称道的。我注意到几个现象：一，在繁华的东京新宿，一幢大楼的车库里不时有车驶出开向大街，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通过的行人在这个时候的安全完全取决于自身的防范和司机的小心，而在日本，保安会暂时阻止两侧行人，让汽车通过，这样做对于保护行人，特别是儿童的安全肯定是非常有力的。自然，日本的保安也都十分礼貌，绝不会像中国的保安那样横眉竖眼：“你找谁？”或“你有什么事？”二，当闹市街边的垃圾箱里的饮料瓶开始溢满的时候，我也很好奇想看看日本会不会出现垃圾满地的场景，然而转了两个街角回来，发现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已经在清理整个垃圾箱了。三，新宿的街头立着日文的招牌，提醒游客（看来主要是日本国内游客）不要进入主动拉客的“居酒屋”，进去了一准会“后悔”。牌子看来是社区商会立的，虽然不能根绝丑恶，但不能不说是很负责任的温馨提示。四，一个地铁站的自动扶梯边上有站长的提示，大意是这里曾经发生过儿童受伤害事件，希望大家注意安全。
其实，中国的社会管理缺少的就是这样的细致和专业。很多时候，一个负责任的提醒（例如高铁上不允许吸烟），就会改变很多人的行为，一个更为专业的设计，不仅将提高安全性，也帮助训练市民的行为。笔者在国内一个中小型旅游城市就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行人集中过马路去客车站的地段，地上有斑马线，但没有任何设施和人员让过往车辆停下来。行人通过斑马线所得到的信息和现实需要是踩着斑马线过马路去对面，但汽车并没有停车的义务。结果就是所谓“中国式过马路”——凑够一群人就可以过，人和车都在试探中走走停停。这样做的结果也许不会太坏，因为行人知道司机不敢压过来，司机也会约定俗成地停下来等乘客过去。但这种靠“默契”获得的安全，长远将破坏市民的行为规范，纵容对安全规则的无视，因为司机和行人都无从获得关于过马路时人车关系的正确训练，只能靠侥幸和技巧蒙混过关。但是，如果政府在这里设立汽车必须停车若干秒让行人通过的交通灯，一段时间之后，双方就将获得关于彼此关系的正确信息，斑马线就不再形同虚设。
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坐在飞机靠窗的位置。飞机即将起飞，不经意地往下一看，竟然看见四名地勤人员整齐地在跑道边上站成一排，在一个像是队长摸样的人的带领下，认认真真对着飞机挥手直到飞机起飞。我也禁不住朝他们挥手，虽然知道他们可能看不见我，更知道这只是他们惯常的仪式。这让我想到两年前在成田机场转机时看到的一幕，那时我刚到侯机室，因为到得早，侯机的人寥寥无几，但刚来上班的航空公司地面工作人员似乎仍然是礼仪性的，对着空空的几排座椅鞠了一个躬，然后开始工作。回想起中国过去的火车，虽然脏乱嘈杂，但列车员总会在列车刚启动的时候肃立在车门后面，隔着玻璃面朝站台举手敬礼，并不在乎有没有人看见，也因为礼仪如此。现在的列车虽然先进得多，这样的礼节却似乎消失了。其实，适当的礼仪是会让人产生一种庄重感的，而庄重，似乎是我们的社会里越来越稀少的一种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