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下午，发现家里面没有吃的了，就带着小的们去超市。
当然要买蔬菜和瓜果。
美国超市，一年下来水果的种类变化不多，变化的是产地、投放量、价格和新鲜程度。
我就看到了那一两种梨，整整齐齐摆放在那里，是单层地摆放在那里，不是码放叠放。一种是绿色的皮，而另一种是浅绿带黄的皮。
我知道，这后一种梨，只要你买了它装起来拿回家中，它那原来完美无缺的皮就会变成体无完肤的皮。
它是烟台梨。当然了，这是中国人的叫法。
我也看到了葡萄。葡萄在美国很普遍，一年四季都有。那是被中国人叫“提子”的那种。我对它的评价是“不好吃”。
现在的中国人的时髦体现在：馄饨叫云吞，葡萄叫提子，樱桃叫车厘子。我感觉这TM
不叫人话。这既不是外国话、也不是中国话、也不是广东话。当年的广东人把地下室basement翻译成博文，这让我在国内有人递过来名片上大名x博文时，我就想到了我们家的地下室。。。。。。算了，我也没必要为一个词儿得罪某省人或某地人。
我看到的那种葡萄，是concord grape，国人叫玫瑰香葡萄。
我买了烟台梨，也买了玫瑰香葡萄。
我回家的路上，又想到了今天是某些国人（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过中元节的日子。对我这个北方人，它就是七月十五。
老家话：（阴历）七月十五熟葡萄。
下面我讲一个我卖葡萄吃梨的故事。
我有一个姥姥，有一个爱我、疼我、激励我、鞭策我的姥姥。在我的故事里，我对我的姥姥极其推崇，甚至超过了对我的奶奶。以至于有些网友开玩笑说，这个姥姥将要成为文学城里的名姥姥。
去年相约和妹妹一起回家看妈妈，聊天中妹妹说起来真的非常思念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说他们现在若是活着该多好。我也谈着老人们对我的诸种爱，尤其是我姥姥对我的爱。妈妈接过了话茬说：“你姥姥给你吃给你喝，这没说的，但她没法让你和她特别亲近。我是家里的小女儿，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撒过娇。倒是你姥爷，虽然我在六岁前跟他生活不到半年，我跟他亲”。
妈妈的话也对，我和姥姥相处那么多年，爱她敬她甚至崇拜她，可是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撒过娇，尽管她疼我到家、也亲昵地和我开着玩笑。而反过来，我可以在奶奶面前撒娇，可以大哭大闹、满地打滚、撒泼耍疯，甚至把窗户纸都捅坏，把她养的小鸡弄死。
我们家领导说：“你在你姥姥家根本就不是一个孩子的表现，你在你奶奶家才是正常的孩子”。
我们家领导又说：“你根本没有童年，那时候的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大人”。
也就是在今年前不久，一个副省部级师兄的妻子对我说过“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年轻过”。
孔雀女们那知道我们小时候过得日子？
没有当过儿童、没有当过年轻人，可能吧！
我小时候有一件觉得自豪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有一棵葡萄秧。
春天，叔叔们把冬眠的它从地下挖出来、架起来，浇水，长叶、开花，结下小米粒大的葡萄，然后一部分化掉一部分长大。我天天盼着它们长大，不时地去尝尝，当然是满嘴生津，被酸的。
我这时候很愿意干的事情是从葡萄叶上捉绿色的一种大虫子，半个小时下来，可以捉到几十只。然后扔给鸡吃，鸡当然喜欢了。这可是高蛋白，可解馋了。每次我在仰头找葡萄秧架上的绿虫子时，那些鸡们也仰头看着我。我故意地把捉到的绿虫子给它们看，然后出其不意地扔到远处。鸡们就猛冲过去，如果某只母鸡得到了一口吞了下去，那只大公鸡就会怒气冲冲地啄（qian）它的头。当然更多的情况就是一只鸡在吞着，另一只来抢，最后虫子被二鸡分食（二鸡分尸）。
那种绿虫子，被抓时也反抗，使劲扭着头，还吐出来绿色的液体出来。我当然有经验不让绿液落到我手上和身上。
这种大绿虫子（还有少数是褐色的），我不知道叫什么。我去连云港出差在菜市场见过。他们叫它豆虫，是豆天蛾的幼虫。那东西卖的很贵，60元一斤。
绿虫子捉的差不多时，葡萄就逐渐长大了，这时候我每天早晨醒来做的一件事就是用手去捏，看有没有葡萄变软。这时候大约是麦秋以后六月底的时节，这时候西红柿、黄瓜、绍瓜都可以吃到了，而且比酸葡萄好吃。一到了7月份，我就开始动嘴了。
摘一粒软的下来，放入嘴中，我是吃葡萄再吐葡萄皮，一气呵成。反正这葡萄，越吃越变甜，倒不是因为我吃到了葡萄就说葡萄甜。
这一架葡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在吃，叔叔们、弟弟妹妹都不感兴趣似的。反正整个7、8月份我都在吃着葡萄。
我仗义疏财？我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发过财。但是我会在葡萄熟得差不多，即变成紫红色变得很甜的时候邀要好的小伙伴到我家里来吃，就是那种站在葡萄秧架下面，想吃那粒就摘下来放入嘴里的吃法。这些小伙伴，有本村的，也有其他村的，有仍然在家里当农民的，也有已经出国的。
他们还记得受邀吃我家葡萄吗？
在我们家葡萄要吃光的时候，我姥姥家种在中院的两架葡萄秧上的葡萄正疯狂地向熟里长着。我唯一能够干的事是捉绿虫子，用一个小盆盛着，然后出后门把它们扔给只能在后院自由活动的鸡们。
我一次性的把捉到的十几条甚至几十条虫子扔给它们，就见每一个鸡啄起一只虫子扭头就跑，生怕别的鸡和它抢似的。它们吞下一条虫子以后再返身回来吃下一只。当然了某些鸡就吃不到下一只了。
我没有主动摘姥姥家的葡萄吃的，因为姥姥没有说允许啊，这种事儿也不能主动去问。我吃完我家的那些明显不如姥姥家的漂亮、个大、粒多、紧凑、多产、香甜的葡萄之前，也就不对姥姥家的葡萄感兴趣。
等我们家的葡萄都被我吃光了，我就对姥姥家的熟葡萄开始感兴趣了，姥姥也开始对我感兴趣。
我10、11岁的时候，姥姥会让我搬个凳子到葡萄秧下，让我拿着一把剪刀站上去，按照她的指令，把那些漂亮的葡萄串剪下来递给她。等剪得葡萄串差不多了，姥姥和我回到正屋，把葡萄分成几串为一堆堆的，然后把一堆葡萄用一个好大的手绢包好，告诉我把葡萄送到某一家去。这样反复多次。
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太难为情，送就送呗。当然了，这些能够吃到我姥姥家葡萄的人家都是我姥爷的本家，或者是自解放前就和我姥姥关系不错的人家。好像这里面没有什么村干部人家，倒是有几家是地主富农成分的。当然了，我二舅在县城里当“大官”，我姥姥没必要巴结谁吧。
那年头，吃得到葡萄的人家肯定是非常感谢我姥姥了。
送葡萄给人家时我遇到一个问题。我爷爷和姥爷在明朝永乐年间是同一个老祖宗，然后分成四支，各自用一个独立的行辈字。由于过去有家谱，这一族的哪一个行辈与另一个族的哪一个行辈的是一个辈分是知道的。可是我妈妈就比我爸爸小一辈。这可苦了我，到底是按我们家称呼还是按我姥姥家称呼？当时十岁的我想出来一个办法，就是我姥姥家五服之内的按姥姥家叫姥姥、舅舅、妗子、哥、嫂子等，其他的同姓或外姓，一律按我爸爸这边称呼。因为我不想见一个老太太就叫她太姥姥。
送葡萄，一送就要送二十多家，50多斤葡萄就没了。50斤葡萄多少钱，大约可以卖15～20元，这是在1970年代的早期。我姥姥心疼吗？我没有看出来。我姥姥图回报吗？我也没有看出来。我就记得在80年代末我姥姥生病时，她收到了本村人送的100多听罐头，不下于50盒糕点。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我们全家大难不死（请见故事19，第一次吃压缩饼干，记唐山大地震），但是很多墙倒塌了，两架葡萄秧倒下了。那年，葡萄结得真多，长得真好。
看着趴在地上的葡萄秧和上面的一串串熟透了的葡萄，姥姥就开始动员我去卖葡萄。
这当然是12岁的我不愿意干的。
这倒不是我心怀天下志不在此。这是因为那时的我只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很腼腆的农村小男孩。
就是在1975年和1976年，姥姥找出来两双做工精美的皮鞋，一双是浅咖啡色、一双是黑色的，一定要我穿。这是比我大10岁的表舅的鞋。我不想穿，我不想穿旧鞋，我也不想穿皮鞋。那时候的我，不想和别人不一样。
这两年里，姥姥讲了不下四次，但是我用不吭声来表示反对。反正我没有穿，也没有和妈妈讲。
地震后，姥姥让我卖葡萄。我知道姥爷已经上了岁数，大舅是聋哑人，可是我还是不愿意走街串巷、抛头露面、提篮小卖。我自己觉得我太小了吧。我刚12岁，县城也没有去过几次，肉也没有吃过几回。在万恶的旧社会，李铁梅也是17岁了才卖火柴，李玉和还夸她“好闺女，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孩子早当家”。
我已经担水了、我已经挖野菜了、我也已经拔草、养兔、养猪了，而我们村、周围其他村的同龄男孩子，不就是打打扑克、打打架、偷个玉米、摸个瓜什么的，哪一个像我这样懂事、像我这样辛苦？让我去买葡萄、沿街叫卖，村里的小伙伴、学校的同学肯定都会笑话我的。
我不去，但是我只能沉默，我没有和妈妈讲、更没有告诉爷爷。
可是我姥姥看着这么些的葡萄着急呀。这时候，一个和我姥爷平辈的本宗年轻人，自告奋勇地说他帮姥姥家买葡萄。他每次剪满满一大篮子葡萄，连续卖了一个星期，一共给我姥姥了40多块钱的现金。
姥姥很高兴，最后给了他10元钱作为感谢。
但是我听到姥姥和姥爷在说，这么多葡萄卖了肯定不是才这么点儿钱。
这个年轻人，在村里的名声不太好，爱贪小便宜，而且他亲口对姥姥说，有些小孩子拿着两三毛钱来买葡萄，他就给他们一小点儿。
可是毕竟他让姥姥家在地震的那一年多出来了30多元的收入。
转眼到了1977年夏天，有了高考这回事儿，我也开始认真学习了。葡萄又长熟了，姥姥又和我商量买葡萄的事情。姥姥刚一提，我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
为什么？
我已经是13岁的大孩子了，我更知道钱的重要了，我觉得让那个年轻人再挣走那么多钱也不好。所以我半硬着头皮答应了。
但是这第一次卖葡萄，我决定邻近的镇子去卖，那天是大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