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卖葡萄，仍然是去县城，满满的一篮子，可是我还没有走到柏油路上就骑上了车，也就是到了这条村间路和柏油路交口处，不知怎么的一颠，整个篮子翻着就掉到路上并且滚到了路边的沟里面。等我下车下沟拾起来篮子，那篮子里的葡萄粒都差不多独立了。这肯定卖不出去了。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姥姥家了。姥姥真的没有责怪我，可是我自己已经难过死了。我知道这些葡萄值多少钱的。
姥姥让我把葡萄粒洗一洗，把四五斤葡萄粒装在一个颇有艺术性的有圆形篮底、有很高的提梁的细竹篮子里，说这个是给你爷奶的，跟他们说一声声咋回事；用一个大手绢包着4大串新剪下来的葡萄说这是给你二叔二婶他们的。姥姥又把我摔下去的篮子里的稍微“整装”一些的葡萄串拿出来，说这篮子里剩下的你拿回你们家去吃吧。
我也觉得在姥姥家呆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了，就带着三份葡萄回了家。
我在77年就没有再去卖葡萄，三次卖葡萄，应该卖了近60元现金，相对76年卖了30多元，姥姥应该觉得差不多了吧。
葡萄秧架上还有很多葡萄，姥姥应该是又送人不少。但是这年不是我去送的，应该是姥姥自己去送的吧。姥姥一般一年内到别人家串门的机会很少，不会超过三四次的，在大街上和其她老太太聊天的次数一年也超不过（不超过）两三次。姥姥可能是要借送葡萄的机会去要好的人家聊天了。
转眼到了1978年，葡萄按它们的生活规律生长着，这已经到阳历6月份了。一个长得比郎平稍微矮一些的本村嫁出去的闺女来到我姥姥家，说“二孙子媳妇，我害孩子了（怀孕后妊娠反应严重），就想吃酸的，能从你们家葡萄秧架上揪几串青葡萄吃吗？”
我姥姥：“是二姑奶啊，中啊，你净个儿（你自己）去园子里看那嘟噜（那串）好就揪那嘟噜”。
当这个我按辈分应该叫二姑太太的拎着两串青葡萄走后，姥姥笑着说：“那一年（每一年）都有好几个婆婆媳妇儿的来要青葡萄。都说酸男辣女，可好几个生出来的都是小丫头子”。
一晃到了78年夏天，我在上了0年幼儿园、5年小学、2.5年初中以后，终于正式考上了高中，这是河北省乃至全国在文革后第一批正式通过考试招的高中生。那一年我们学校有168个初中毕业生，有两个考上了县一中，我以本校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二中，就是那个以预测出唐山大地震而闻名的中学。那两个考上一中中的第二名，是我爸爸调回本校当老师后的学生，我爸爸是他的班主任。可是考高中正式分数下来的前一天，爸爸事先从县教育局得到消息，不是先回家告诉我，而是先告诉了他自己的学生，顺便还告诉考第一名的那个学生的家长。
哪怕是从县城到我们村路过王葛庄村，我也是有些不高兴，本来我才考上二中就心情不好。当然了，和这第一名第二名，我在考高中之前和之后都是好朋友，一直到现在的好朋友，我和在美国的那个第一名、在北京的第二名每年有相互问候的，甚至回家时还去看他们的父母。他们一直说起来都很感激我爸爸，没有我爸爸他们的政治考试分数就会很低。
我考上了高中，考上了二中，只有两位两个本校同学考上了二中，其他的只考上了邻近的那个镇中学。
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我卖葡萄的命运。只不过我卖起葡萄来更有些不在乎别人了。
也不知道怎的，78年的葡萄长得特别多、特别好，我除了在镇里和县城的集市上去卖，在周围村子夜间放露天电影时也卖。我以本校第三名考上二中，不少人也开始认识我了，但这没有帮助或妨碍我卖葡萄。每一次电影，可以卖掉半篮子葡萄。虽然是黑灯瞎火的，只能用一个手电筒照着秤盘和定盘星，我倒是从来没有缺斤短两过，天地良心！
记得在县城摆摊卖时，哪怕是别人买一串、买半斤，我给人家称量时也是秤杆高高的，旁边那个卖沙果的老头忍不住两次对我说：“你这不是做买卖，你这样没法挣钱”。他说也是白说，我勤快方面随我姥姥，可是对钱的看法上受我爷爷、姥爷、爸爸的影响比较大。就是TMD没有把钱当过爷爷，都是拿钱当孙子，所以到TM现在也没有发财。
79年夏天、80年夏天，我照样卖葡萄，可是我真的再没有去县城卖葡萄，我不想让高中老师和同学看到我卖葡萄。姥姥好像也有这种心理，没有让我去县城买葡萄。我只能去镇里卖，甚至在不是集市的日子里到周围的一些村庄去卖，那就要叫卖了。我只会那口“甜葡萄”，“玫瑰香葡萄”，“那买甜葡萄”。
姥姥说“走庄不如守庄”，我到一个村子以后，一定要叫卖不停，还有驻留很长时间。说实在的，等出来一个买葡萄的村民真不容易。因此我把周围很多村子都去过。
我去过大姑家的张庄，还见过了在村里面劳动的大表姐，他们那时候还没有随大姑父转成沈阳市城市户口。
我去过表舅们的姥姥家蒋家营，我发现那个村有那么多深宅大院，那些在大树下乘凉的老头显得与我周围所见的老头完全不一样。我姥姥说那都是一些老买卖人，在关外住过地方的（当过店员甚至经理的）。
我又去过北常坨村，那时候爸爸早已经回我们学校教书了。我发现有一家大院，居然带着影壁，青砖青瓦，翠花门楼，门前还有拴马桩、下马石，大门两侧还有四行对联的。我就知道了，这是梁九公（弟弟）家，是我姥姥和我姥爷各自的姥姥家的所在。
在一些村里，我还见到了一些我们村嫁出去的姑娘，她们都在街上抱着自己的孩子，不知道是她们害羞、还是我腼腆，反正我们之间没有对话交流。
通过两个夏天的走街串巷，我知道别的村子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村只有四条街，房子整整齐齐，一家挨着一家，没有胡同，村子平平整整，几乎没有上下坡，村子周边没有小河。本村也几乎只有一个姓为主，其他的不是有亲戚的，就是土改时长工或者复员军人分得土地后留下来的。
而其他村子，有好几个姓氏，房子盖的乱七八糟，街道也不是直的，几家人家和另外几家人家之间隔着大坑或大沟，而有些人家的宅基地要比周围的低洼地高出来1～3米。
有的村子的人，好像教养很差，开着很黄色的玩笑，男女之间也不忌讳。
甚至有些人拿我当开玩笑对象，问只有14岁的我，是不是我的葡萄可以吃hu？我说什么是吃hu。他们就说，我们指定我们这里的一个人，我们吃了你的葡萄，你只管跟他一个人要钱。我说我不干。
走街串巷、提篮小卖，让我知道世界的丰富多彩。
1981年夏天到来了，这是我参加高考的季节。
自从春节回家一个星期过年，我就没有再回家了。一直到五一节那一天，唐山市在我们学校有什么运动会，我们仅有的两个班住校生跟着沾光，我居然用饭票打了三份中午饭，都是高粱米豆饭+猪肉炖粉条。
我马上骑车回家一次，把两份高粱米饭+猪肉炖粉条给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这件事我后来几乎回忆过，我记得那天是阴天。虽然是五一劳动节，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爷姥姥，都没有做上一顿好吃的。而我在学校的所谓好吃的，也不过是高粱米饭。
从五一节到7月8日考完那天，我和其他同学真的就没有回过家，哪怕我到家只有十华里。
记得我做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认为只要在7月6日高考开始的那一天，如果我已经听到知了（我们发音jiliao或diliao）叫，我肯定就能考上大学。
结果是我在7月5日听到了知了的叫声，看来是天意！
我不仅考上了大学，而且考上了好大学，我的考分，比本校理科的第二名高出来近70分，那可是在1981年。17年以后的1998年二堂妹也是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的西安交通大学。
所以，一直到现在，我特别喜欢听知了的叫声，哪怕那是在半夜。
考上了大学，我当然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扬眉吐气地、旗帜鲜明地卖我的葡萄了，就是在县城。
我还是在东街上摆个摊儿卖葡萄。叫卖声中多了些自信。
有时候卖葡萄要到中午以后，我一般是买份凉粉吃（现在我仍然爱吃），再加上一份油炸饼。当然了我也尝过了几小碗冰糕（冰淇淋）。
1982年夏天，是我最后一年卖葡萄。
仍然是在县城东街摆摊，这时候我的高一时的同学成了我的市场上的邻居。这位阚同学，绝对聪明、绝对文雅、绝对帅气，就是不爱读书、就是爱看小说。小小的个头，就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他，就开始了小买卖生涯，他爸爸可是吃商品粮的。他和他婶儿一起卖鲜货。
我这个阚同学，记忆奇好，他后来出名是在打牌上，只赢不输。但是近几年我的那些当团长营长复员回乡的老同学们说，他的本领在于作弊。
各有各的活法吧。
感谢我的阚同学和他婶儿，几次他们为我看摊，甚至先给我留出地方来。
可是自从1983年，我再没有见过阚同学，他个性大，性格蔫，不和其他同学走动。
一天我刚摆好摊儿，一个穿着时髦的小伙子问我“这葡萄咋卖的？”，用的是赵丽蓉那样的口音，已经在外面长过见识的我知道，这是唐山话。不过一直到现在，我见帅哥靓女讲唐山话都觉得很逗，我尤其爱逗我那帅气白净如同大姑娘的大堂妹夫。
葡萄，用普通话、天津话、唐山话和我们县的话讲，那是完全不相同的四种发音。不信你试试。
1981年和1982年，我在县城里面卖葡萄，其实是因为我还有一个期盼，就是能够遇见我的老师，遇见那些在高中教我的老师们。我的数理化英政语生成绩历来都是全校第一第二的，教过我的老师肯定认得我的。
在我站街摆摊卖葡萄的那些日子里，我远远见过拎着两盆花的张瑞善老师，他是我的代数老师，教学水平很高。可是那么远的距离，我无法高声喊他。我也没有舍下我的葡萄摊儿追过去送给他一捧葡萄。
我也在街上见到了我的班主任赵国忠老师。赵老师是北大俄文系的毕业生，作为上海人被分到我们这个小县城的二流中学教中文，真的很委屈他的。他做事情非常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对我有那么一点儿的欣赏（毕竟我的实际语文水平不如我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第二年在文科班复课，以某一个省第一的成绩考上了人大）。他当然天然地带着上海人的傲气，谁让他父亲是一个自徐州向南到温州、一共有七个纺纱厂的资本家？
一直到我出国前，我每年两次去看赵老师是肯定的。赵老师肯定是让我坐在炕沿上，他坐在那种自己或朋友打制的沙发上，还要给我冲上一杯白糖水。
赵老师应该没有看到卖葡萄的我，至少我但愿如此。
如果他看到了我，他一定想：马克思说过农民就是麻袋里的土豆，我的这个高材生看来也不过是一个小土豆。
我倒不是心痛葡萄。给赵老师或其他任何教育过我的老师，每个人十斤八斤我也不会心痛。我怕的是，这个让我尊重的老师从此不再欣赏我这个学生了。
终于有那么一天，教我高中毕业班化学的刘老师在街上走过来，她的女儿望见了我卖的葡萄，就在我的葡萄摊儿前站住了，当妈妈的自然过来、一看葡萄不错，就要抬头问价，一看原来是我。师生都笑了，我开心地给了小女孩四大串葡萄，小姑娘望着捧在胸前的一堆葡萄既有些害羞又有些激动。
刘老师人长得非常漂亮，就是说一口浓重的本县话。这也让我更亲切。她和我父亲很熟，她担任我们化学老师时，我是第一个被她提问的学生。如果有的问题，她连续问了三个别的同学还没有得到正确答案时，她就会问我。而我真的就能正确回答问题，刘老师也非常自然地使劲夸我，好像其他同学还挺服气。
我慷慨地送给刘老师葡萄，刘老师也没有太客气。她当然理解我作为学生的一片心意。
81年的理工科化学卷子，是全国统一出题，我考了96分。我对得起教我的刘老师，刘老师也对得起我送给她的葡萄。
让我觉得私人感情更近的化学王老师、英文王老师、生物刘老师，没有在我卖葡萄时出现过。
完全可能的是，他们远远看到了我，就绕着走开了，他们不愿意占我便宜、也不愿意让我丢面子。
1982年以后，我再没有卖过葡萄。好像我姥姥家的四棵葡萄秧的旺盛期已过，结得葡萄没有那么多了，农村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农民收入提高了，卖葡萄的那几个钱显得不重要了吧。好像爸爸的工资也长到了每月近100元。
81年上大学时，姥姥专门给了我20元钱，说让我买一双皮鞋，买牛皮的。看着姥姥有的几双小脚老太太穿的那种皮鞋，再想起几年前姥姥强迫我穿表舅的旧皮鞋，我点头了。
我的助学金一直是每月22元。可是我几次去百货大楼、中原公司和劝业商场，也没有舍得十块多钱买一双牛皮鞋，我只花了不到8块钱买了一双猪皮鞋，一直穿到大二下半年才买了一双牛皮鞋。
大一上半年，我是班里面少数没有手表的人，春节回家免不了和姥姥提起来，姥姥拿出来100元，让爸爸和二舅到现场去挑表，最后花92元买了一块天津产海鸥表。
大一结束的那个暑假，我无意间提起来没有计算器特别不方便，姥姥又给了我100元，我回天津后花108元买了一个计算器。可是如果没有卖葡萄挣得的那些钱，姥姥不免的要精打细算的。这里我佩服一下我自己的姥姥。
手表、计算器，现在都不能用了，可是它们仍然跟随着我。看到它们，我就想起过去的穷日子、想起姥姥的疼爱、想起姥姥督促我卖葡萄。
现在的我，仍然爱吃烟台梨，仍然会想起我第一次吃烟台梨时的情景。
通过对烟台梨的了解，我逐渐理解瓜果催熟的原理，也因此在200x年专门申请过美国农业部USDA项目，开发一种高效技术，最大程度地移走苹果、某些梨、香蕉和菠萝乙烯储存期间产生的乙烯、避免自催熟效果，我得到了几十万美元的科研费。这也是我卖葡萄的后续效果之一吧。
我曾经到一个盛产葡萄和葡萄酒的国家留学，吃过多种葡萄、喝过多种葡萄酒。我也因此知道，歪果仁如何吃葡萄不仅不吐葡萄皮还不吐葡萄籽，嚼吧嚼吧就咽了下去。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真的认知这对人体是有益的。花青素、亚麻酸、多酚、维生素C和E。。。。。。
我现在只是偶尔地那样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但是我现在的一个学术研究方向就是从葡萄加工副产品里面提取有效物质。
1990年代，我曾经到一个博士后同事和好朋友家去做客，大美女博士问我愿不愿意喝玫瑰香葡萄汁，我说有玫瑰香葡萄汁？我一定要喝。
现在我们家冰箱里永远有一筒concord grape juice。
买葡萄是一种商业行为，我那样小小年纪就有了这种经历，实在难得，可是我似乎没有祖上（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种经商能力，没有学会精打细算、锱铢必较，至今也无法算做一个生意人。
那句话怎么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