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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官方记载《清实录卷之231-234》 康熙四十七年 ○戊午。上谕大学士等曰：山东巡抚赵世显拏获朱三父子，解往浙江交穆丹处。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 ○丁巳 ○乙丑。九卿遵上□日再议，侍郎穆丹等所审浙江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仍照前议其立斩。匪类称朱三者甚多，著将朱三即王士元、伊子朱兟、朱＜?山王＞、朱王、朱在、朱坤、伊孙朱钰寳等带至京城问明正法。 ○ 丁未。先是奉差查审大岚山贼吏部侍郎穆丹押解贼犯朱三、即王士元等父子六人至京、下九卿詹事科道会审。至是九卿等覆奏：朱三供伊系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七年前身故。又遵上□日传唤明代老年太监俱不认识。朱三明系假冒。朱三父子应凌迟处死。得上□日、朱三即王士元、著凌迟处死。伊子朱□土儿土儿□、朱山□主、朱壬、朱在、朱坤俱著立斩。（孙子朱钰寶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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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大家参考的《清稗类钞》中的《朱三太子案》的史料记载乃是徐珂转述李方远的《张先生传》。李方远的原文《张先生传》因系秘本，难得一见，故特意抄录于此供大家参考。
《鸡林旧闻录云》前序：辛亥冬，友人傅君，在新城得一手钞本，纸色黯晦，题曰张先生传，为清初李方进所著。李与明崇祯三子定王为友。王变姓名，自称张姓。案发，李以株连谪戌于新城，乃有此着。张先生者，所以名定王也。独怪是编沉埋于塞外二百余年，至前清命运既尽，亦遂出世。从知朱明玉步既改，世阅二载，尚有此一重公案，固已奇矣。而是编留遗至今，年代已远，不虞仍发现于新城，果孰保持之而袭藏之，俾不磨灭，又不奇耶？兹故备录原文如下：
“张先生者，初不知其何如人也。癸亥春（康熙二十二年），得晤于路氏筵上。见其丰标秀整，议论风生，因私询其从来。主人曰：‘姓张，号潜齐，浙中名士也。学问渊博，写作兼优，而且工于手谈，精音律。今为张氏西席，敬邀相会，共春酒欢。’是日也，宾朋杂集，觥筹交错，先生独向余言款，情意殷殷，若素相识者。越二日，即投刺赐顾，惠绫子诗扇，彼此往来，为笔墨文字之交者约半载余。先生忽一日过余云：‘欲附舟南行，两月即归，兹来告别。家有数口，米薪系出自东家；但每月须钱千文，为果菜资，不得不向知己告也。’余曰唯唯，遂按月遣送。如是者又半载余。适余有山石之行，拟赴长安，入乙丑（二十四年）春闱。后抵家，知先生已携眷南旋矣。自此不相闻者十余年。
及余授任饶阳县，兼署平山，时值鞑尔靼作反，两县军需，朝夕措办，日无宁晷。先生曾到饶邑，余亦不暇申款，匆匆赠赆而别。从此又杳然无音矣。
不意于丙戌（四十五年）季冬时，余已解任家居，且遭鼓盆之戚，而先生偕二子至，曰：‘江左连岁水荒，栗贵如金，不得已就食山左敝门人张岱霖之家。敬投尊府，求荐一馆以糊口。’予曰：‘岁云暮矣，来年之馆，久已聘定。予有孙数人，皆童蒙，幸为不屑之教，可乎？’先生曰善，因留居焉。亦时至张氏家，旬日即旋，曰：‘师弟间不便笑谈。’予公然信其无他矣。孰知前年初夏，盖戊子（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日也，予方与先生在书房，陈黑白子以相娱，忽有军厅高公，邑令张公，率营兵官役，将先生父子同余锁拿。予茫然不知其何故也。星发电驰，解赴省城。
抚军坐后堂，左右列藩，臬两司，旁无一役。先问余曰：‘你是李某？曾做过饶阳县官么？’予曰：‘是。’‘你既读书为官，当知理法，为何窝藏朱某，为不轨事？’予曰：‘予家只知读书，门外之事亦不与闻。不知谁为朱某，从不敢做犯法事。’抚君曰：‘你家教书先生是何人？’予曰：‘先生姓张，名用观，系南方人。于二十年前，在东平州张家设教，曾认识。后于前年十二月，伊父子来至吾家，谆言寻馆度日。予有孙数人，从他读书。至于朱某不法事，并不晓的。’抚君曰：‘他在南方姓王，山东姓张，你不知么？’余曰：‘一毫不知。’又唤先生父子至，问曰：‘你是什么人？’曰：‘吾乃先朝皇子朱慈焕，原封定王。事到今日，不得不说实情。’
根据满清的原始的官方记载，审询人所上的奏折中都一致奏称王士元仅是供认自己是朱三太子崇祯帝第四子，并没有自称定王朱慈焕。所以在满清的官方记录《清实录》中自始至终都只有“朱三”“崇祯第四子”化名“王士元”而已。
如果四皇子自称定王或是朱慈焕的话，满清马上就可以断定这个四皇子乃是假冒，因为定王是三皇子的封号，而朱慈焕是五皇子的名字，真的四皇子是不可能把这两个最基本的身份认定搞错的。康熙根本无需顶着当时的各种史料都明确记载四皇子逃出北京下落不明的打脸压力，再去另行制造“四皇子已于明亡前早夭”的谎言，结果后来的满清写的《明史》也不得不承认：“永王慈炤，庄烈帝第四子。崇祯十五年三月封永王。贼陷京师，不知所终。”自打自脸谁愿意啊？
可是我们发现满清仅仅只是记录“朱三供系崇祯第四子”，而狡猾的康熙宁可撒谎声称四皇子早夭根本不存在，却始终不敢说朱三太子曾错误的把四皇子称为三皇子定王或是五皇子朱慈焕。由此可见《朱三太子案》的原始来源----李方远所作的《张先生传》的记载是有问题的。
李方远写自己并不知四皇子的真实身份，而他写的四皇子自称定王朱慈焕乃是他旁听到的供词，想想看：满清官方的当庭记录的严格的要上报康熙的审讯记录上没有四皇子自称定王和自称朱慈焕的丝毫记录，反而是仅仅旁听的没做当庭记录的被流放到宁古塔后才动笔记录的年迈的记忆力可能有误的李方远写下了四皇子自称定王朱慈焕！
所以真相很简单：应该是李方远后来根据满清发布的“朱三太子在明亡前已经早夭”的定论而做的自我猜测，他误以为朱三太子是三皇子，所以想当然的给四皇子用了三皇子朱慈炯的封号定王，但看到满清又咬定四皇子死于明亡前，导致李方远又错误的认定朱三太子乃是明朝官方记录中早夭的五皇子朱慈焕。所以对这些记载要进行认真的辨析。）
又问曰：‘你何以在浙江？’曰：‘崇祯十七年流贼围困京城，先皇帝交于王内官，往民间藏匿。及城破，王内官献之闯贼。闯贼又交于杜将军。未几，吴三桂同清兵杀败流贼，各自奔逸。贼中有一毛将军，带吾到河南地方。弃马买牛，种地年余。清朝查捕流贼紧急，伊遂抛吾而逃。时吾年甫十三，自往南行。至凤阳，遇一老乡绅王姓者，曾为先朝谏垣，细询根基，执手悲泣，留在伊家。余遂改姓王，偕伊子同学读书。又数年而王官病，吾年十八九，乃从江而南，举目无亲，？？无告。到一禅林，大士前削发为僧，苟延岁月，偷生度日。后游于浙，止一古刹中。有胡姓者，余姚人也，亦明时宦裔，俱来寺中，与我谈经论文，愕然大咤曰：“子有如此才学，何为流于空门！”乃延至其家，改换衣帽，劝吾蓄发。伊居室之旁，有小园半亩，茅屋数间，俾吾住其中，后又以女妻焉。此吾所以为浙人而王某也。’抚君曰：‘今有江南两处叛案，皆称扶尔为君，恢复明朝，尔往浙中质之。’时四月初六日是也。当日，抚君将口供缮发题疏，即将先生同予起解南行。骡轿四乘，解官数员，一东兖道萧，一抚标大厅陈，一都司张，并守备千把等，统领马步兵数百，及沿途接者日有数千人。举目视之，旗帜招飐，队伍交杂，林林总总，前后拥护。余心惶惶，如在梦中矣。十四日到淮安，易舟而往。河内船舸，周围济济，而镇海将军战船之满兵，较之陆路，赫赫加倍焉。
二十二日到杭州，在贡院质审。上坐者钦差见宰穆旦，次镇杭将军，次两江督，次浙闽督，次苏抚于，次浙抚王，共六大人。问先生曰：‘你是王士元么？’先生曰：‘吾本姓朱，名慈焕，改名王士元是实。’又问你既是朱某，朝廷待汝不薄，何为谋反呢？‘曰：’吾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冀以避祸耳。今上有三大恩于前朝。吾感戴不忘，何尝谋反？‘又问曰：’甚么三大恩？’曰流贼乱我国家，今上诛灭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吾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命人洒扫，三也。况吾今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且所谓谋反者，必占据城池，积草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吾曾有一于此乎？吾因年荒米贵，在山东教书度日，居近通衢，密迩京城，尚敢有谋反之事乎？‘大人曰：‘现有大岚山叛贼张某，口称保你，何得强辩？’遂带张贼至。时予与先生同在案前。问曰：‘你认谁是朱某？’张熟视曰：‘都不认的。’又问：‘你前供扶助朱某，如何今日又说不认的呢？’张贼曰：‘原是假他名色，以鼓动人，委实不认识他。’又问予：‘在你家教书，知道他姓朱么？’予曰：‘只知他姓张，连姓王也不晓的。’又问曰：‘他在你家将近二年，你岂有不知情的？从实说来。’予曰：‘他在我家，不过是西宾朋友。我曾做过朝廷命官，先人受过诰封。朋友重乎，君父重乎？我虽不知轻重，也知利害。我若知情，岂不藏之深山幽谷，而乃令居我家，在官道之旁，与城市亲知饮酒作诗？人虽至愚，不到于此。’又问曰：‘汝说饮酒作诗，都是什么人？’予曰：‘我尚不知情，何况别人？论东平，汶上，凡读书者，求他写斗方扇头，不止一人。大人体皇上好生之心，亦不肯波及无辜之士，况山东至浙江，隔二三千里，去方之事，何从得知？今在大人台下，如对天颜，不敢一字虚伪。’吩咐臬司曰：‘朱某，李某，俱不是强盗。可将狱神庙收拾洁净，茶饭亦要留心照管，委员看守。’是晚即宿狱庙。时有委官二员，一勒一陈。又有千夫长鲁姓者，豪爽人也，见吾二老人而深敬之。朝夕谈笑，或对枰楸，或观杂传，聚饮欢歌，忘乎其身在囹圄中也、予因有一绝云：‘素患难时行患难，人生何事不关天？但求方寸无亏处，身在囹圄心自安。’先生诗词颇多，不复记忆。（二人在狱中得到善待）
甫月余，将东平张氏解到，遂提先生与予，同至后堂，张氏已先在。审官仍六位大人。问余曰：‘张某供称朱某在你任上主文，你合他深交；他只有一面之识，是真么？’予曰：‘大人想情，凡州县官主文者，非刑名即钱谷，朱某只会做诗下棋，我请他主棋文乎，主诗文乎？彼时皇上亲征鞑尔靼，我又代理平山，两县军，昼夜措办不暇。朱某过饶邑，次日即行，我送赆是实，何曾有主文之说？二十年前，他曾在张某家教学，家眷都在张某家，我那时才得认识他。张某，你今在公堂上，要说实话！天地鬼神，庸可欺乎？’张某语塞。又问先生曰：‘你认得张某么？’先生曰：‘他从我读书数年。他是我的学生，怎么不认得他？’大人遂盛怒，将张某严刑究讯。
即而江南解一和尚至。和尚者，太仓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铸假印，伪造定王札符，给散愚人，煽惑作乱。及提先生对质，又云不相识，似此或可辨白而无累。惟与贼党叶氏，素矢金兰，曾缔姻盟，事犯江宁，缉获解杭。先生于此一案，设复辨论，未免油污着手而不能无坚白之磷缁焉。传闻江，浙两不案，谓先生与其谋者非也。若谓先生平居谨密，而非藏头露尾，泄露真情以招祸端者。在先生不能自白，人亦未敢为先生信也、迨至部复命下，见判语云：‘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应拟不辟，以息乱阶。细询李某，坚供不知情，正在伊家捉获，且住有年余，说不得不知情。合以知情而不出首之例，流徙三千里。’呜呼，皇恩浩荡，不即刑戮，俾龙钟老夫，幸以佥发宁古塔定案矣！
旨内又云：‘着穆旦多加兵丁，沿途防护，将朱某带至京中，问明正法。’时七月十一日，将大岚山众犯处决。十二日登舟起解，从此与先生不获会面矣。十五日到苏，因尚未发落太仓奸僧，又住月余，分羁两处，只口传先生之音问而已。至中秋二十三日，复登舟北行。至淮安，易骡轿，但遥望先生之轿在前里许，军马丛集，周匝围绕，于来时更加赫严。季秋十七日进都，先生送刑狱，予在户圏。
传闻皇上念先朝之裔，给二品俸送至玉泉山，看守伊祖陵。传闻之言，固不也切。（康熙不过拿些不沾边的杂人来欺世盗名，满清的皇帝都是一身好骗术！）越数日，即将牵连人百余名，分三起充发：一宁古搭，一齐齐哈尔，予应在发白都讷一起中。遂备车马带二子一仆，日日驰驱。过山海关，历瀋（she）阳城，出威远门，即条子边也，过此无一居民矣。时已初冬月晦，朔风吹面，寒气透衣，满地荒草，沙漠无际，黃羊山鸡，群集古木，怪石嵯峨。予有关外行一词，慈不俱载。由船场到新城，乃仲冬二十三日。白都讷，其站名也，遂买茅舍以棲止。抄闻先生弃市之信。由今思之，人生斯世，顺逆穷通，离合安危，数也命也，造化默运，不可得而逃也。
当时与先生初相见时，何独向予言洽意投也，冤愆之结，已基于此矣！迨后张氏之出，投余舍馆，而林木池鱼之灾，不又发难于此乎？此孰非数与命之一定，莫之许而为者哉？予也年逾古稀，身居塞外，亦惟义命是安，幸延残喘，置身於荒烟蔓草之间，遥祝圣寿无疆而已，复何望焉！谨将遇合之始末，柣连之情由，笔而志之，以见事非偶然云。康熙庚寅冬月，书於新城之陋室雪窗。
按：先生家在余姚，有一妻二子三女一媳。闻事发捕捉，遂一家投環，六命俱尽。叶氏兄弟，长曰伯玉，有女名安庆者，佳丽人也，生而颖秀，幼学能文工诗，乃先生之二子妇也，年已二八，尚未于归。叶氏行刑后，家已解京，例应分旗，而安庆为一义气满所得。安庆恐被污辱，是晚书绝命词于壁，自缢殒命。
蓬莱公李氏方远传记。”
史学家孟森对朱三太子本传补正，并指出康熙四十七年所获朱三太子，实为崇祯第四子封为永王者，清廷在朱三太子一事上，“颠倒耳目者二三百年，帝王之用机心刻深长久，为振古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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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查了下，发现有些问题，因为《邹氏家谱》明确写的是“四皇子永王朱慈炤”，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一般人根本不会说对四皇子的名字和王号。可邹家碑文写的却是“吾祖系凤阳府沛国郡人氏，原姓朱，因崇祯自缢，清军入京朱氏惨遭诛灭，故随母姓周氏 也。东林党邹元标邹之麟保太子永王来自四川省遵义府。”
这碑文里就有两处错误：
1， 永王朱慈炤是四皇子，不是太子，
2，朱慈炤母亲是田秀英，与周后严重不和，可是碑文中居然说母亲周氏，所以改随母姓为“邹”，
可见邹家的祖先对朱慈炤的了解不够全面。所以邹家的祖先邹启贵必不会是朱慈炤。
但他们一定要自称朱慈炤后代的话，倒有可能他们的祖先是朱慈炤那个在杭州监狱里下落不明的孙子朱钰寶，朱钰寶当时幼小，可能被东林党邹光标的后代搭救，结果东林党给幼小的朱钰寶灌输了周后等错误知识，才有了遵义邹家的混乱认识。
而且大家都提出来为何邹家的族谱违背了一般20个字的规律，仅有19字，估计就是因为邹启贵不是朱慈炤本人，而是朱慈炤的孙子，所以故意少一字表明祖宗记载有缺失。这个为猜测，仅供参考。如果我的猜测是真的话倒是更加印证了东林党篡改历史的卑劣，居然让朱慈炤的后人认贼作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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