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也来了监狱，要求斗争这些革命的敌人，被监狱管理人员劝退了。有一个监狱女工人，不久后到监狱附近的延庆去，她留着马尾辫，这在当时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表现，红卫兵围上来把她拿下，摁到理发店里把马尾给剪了，给她剃了个阴阳头（头上一半是头发，一半剃光头）。过去10年，徐存尧父亲一直给他寄钱，但是最近给他来信说他在同济大学的工资从每月186元减到40元，因为他被定性为反革命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他的家被抄了两次，东西被抄走，包括一架钢琴，徐父一万多元的存款也被没收充公。他被迫参加了多次批斗会，一次在楼上开批斗会，红卫兵把窗打开，让徐父往下跳，徐父在绝望中只能服从，就在他提起第二条腿要跨出窗口时，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他跳了，他的墓碑上会被标上“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分子”，于是他又退回屋里，结果被狠狠地打了一顿。【略去徐父文革中遭遇细节】
徐存尧仍然试图与韩叙联系，他让一位进北京的工人给韩叙打电话，当工人在电话里说：“我是代表徐存尧给您打电话”，韩叙整整一分钟没说话，然后说：“徐存尧只能由他的现单位解决他的问题”，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徐存尧所在的监狱工厂停工了，工人们每天看报和文件，或者是毛主席语录，而徐存尧他们则对秘密文件读得很仔细，这些秘密文件是在红卫兵的斗争中敌对派别的红卫兵从所占领的政府部门里抢来的，然后作为自己是真正的革命者的证据而公布出来。一份文件是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却与公开发表的版本不同，里面提到秦始皇坑了360个儒士，而毛主席说在1950-1951肃清坏分子时，杀了36万人。徐此时开始对毛泽东和文革有了疑问。他更加认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尤其是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理论，以此来检验毛泽东思想，一个狱友向狱方报告了，狱方要徐集中精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是徐继续学习马恩，他发现，恩格斯和黑格尔都指出社会矛盾的双方可以互相统一和谐，而毛泽东认为只会斗争斗争，所以他始终在寻找敌人，如果没有，他就造一个出来。1969年，林彪下令疏散北京，徐存尧他们被送到河北隆尧县干农活，他恢复过去生活方式的梦想又一次破灭。在农村，意识形态的味道很淡薄，直到1976年上级不让徐存尧参加周恩来悼念活动，才让他猛然记起，自己是二等公民。他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促使他花了微薄储蓄中的一大部分买了一个收音机，来收听关于纪念周恩来的广播。
1970年，徐存尧获得自1955年以来第一回上海的机会，当他在上海站下火车的时候，他有一种马克吐温《傻子出国记》的感觉，感觉自己成了外人，穿着打扮与上海已经格格不入了。上海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能在衣装上显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的家庭也自觉不自觉地让他觉得低人一等，徐父和他的后母有一套大单元却只给徐存尧在走廊安了一张床，后母看到他的毛巾，厌恶地扭过头去边说，“你的毛巾真脏”，边扔给他一条干净的。虽然总的来说，家里对他还算不错，但是他失去了以前的归宿感，似乎他来自另一个世界，走在街上，他觉得整条街都在对他喊：“这个人是乡下来的”。由于脑被红卫兵打伤留下的后遗症，徐父的脾气越来越坏，跟徐存尧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一次他实在忍不住，喊道，“我以后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母说服了他再留一个晚上。那天晚上，当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徐父走过来，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他，他的心又软了。
回到农场，徐的日子也不好过，最大问题是生存，为了获得足够的粮食，他参加了挖水库的工作，这样拿到的工分比较多。温饱问题解决了，他政治上还是一个坏分子，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北京方面还是不太愿意让那些发配到外地的人员回京。1978年春，徐存尧偶然读到一本老的《人民文学》，在里面看到礼宾司的一位前上级的名字，毕朔望。他写信通过人民文学转毕朔望，不久他就收到毕的回信，“这么多年来，我和外交部的同事们都一直在想你，”他让徐存尧到北京来看他，跟老同事见见，也许还能找个工作。徐喜出望外，收拾了一下就回到上海，把喜讯告诉了家里，又买了新衬衫和裤子，还买了块上海牌手表。到了北京，徐存尧就住在了毕家，跟他们家大大小小7口人挤在单元的四个房间里。跟上级和同事的每次见面，毕总是会说，“现在我们应该帮帮这个小兄弟了。”一次，礼宾司的某科长让他翻译罗斯福写的一本书中的一章，翻完后，他对徐的英语水平大加赞赏，包括他的口语，他发“Pakistan”和其它单词时的上流英语的发音，他说一定会尽力给徐找个工作。毕朔望送他上车回隆尧。1978年底，当地领导决定让徐去隆尧一所中学教初中，徐问他们：“你们知道我的背景吗？”领导说：“知道，但没关系。”二十一年了，徐存尧感到他身上的坏分子的帽子终于要脱掉了，他当场接受了这个工作，可是当天，他所属公社的中学也要他去教书，徐一时说不出话来，不仅他的帽子被摘了，大家甚至在争着要他为他们工作。到了中学，学校分给他一间房子，那么多年的监狱号房住宿，一下有了自己单独的房子，他有点不适应，取暖的炉子风口没弄好，当晚差点煤气中毒。
徐存尧在中学教英语，月工资32元，他勤奋工作，农村条件艰苦他也不怕。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正式启动，4个月后，毕朔望给徐存尧写信，问他能不能为人民出版社编一本纪念白求恩的画册，出版社不能付他工资，只能等到画册出版后再给他钱，毕说，这是徐打回北京的敲门砖。徐辞去中学工作，1979年4月28日回到北京，毕安排他跟国际书店的一位工人住在一起。与编辑见面后，他就在这个屋子里开始工作，感觉自己又回到了文明世界。翻译工作完成后，毕朔望又介绍他到文化部下属外文出版社的一个英语班当老师。毕夫人，说服了外交部党委书记，在部里正式宣布，徐存尧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毕夫人能这么作，还是依赖周恩来的威信。徐被捕后，一次在瑞士大使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向礼宾司的负责人问徐存尧在哪里，知道情况后周总理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徐存尧呢？”1979年，礼宾司领导给外交部写材料，证明了周总理说的话，但是外交部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险给徐存尧彻底平反。毕夫人又去游说外文出版社的社长，社长不愿给徐转正作为正式职工，只能雇他作为临时工，从1979年9月开始，每月60元工资，比他22年前在外交部的工资少了10元。
第一学期，徐存尧还不太自信，当他解释不清楚“as”的用法的时候，感觉很丢面子，他几乎要辞职，但是学生们喜欢他的教学方法，在第一学期中间，学生们说服出版社社长，把徐存尧的户口从县里转到北京。然后学生们又帮他买衣服，帮他恢复自信。一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了一颗皮蛋，有人对他有意思了。徐存尧此时名义上仍然是个罪犯，但他渐渐重新拾回作正常人的尊严。不久他了解到，他的一名学生，叫刘金凤（Liu Jinfeng，音译），是名土耳其语翻译，喜欢上了他。刘离了婚，有两个女儿，此后经常让她女儿给徐送吃的，还邀请徐去她家玩。在毕朔望的催促下，1983年5月，徐与刘结婚了，毕朔望把自己的家让徐刘住，自己住到作协宿舍去了。刘金凤家里是印尼华侨，响应新中国号召，1957年让刘金凤回国，（后来刘的遭遇不用多说了）。
家庭安稳了，徐存尧又开始想象，如果自己没有被捕，现在他会是什么样子。朱启祯，1989-1993年驻美国大使，当年徐存尧在礼宾司工作时，还是个外交信使；徐的另一位同事，当过驻西班牙大使；还有一位当年比徐级别低的同事，已经成为外交部副部长。徐并不后悔，他的哲学是，不要为过去后悔，不要梦想未来，关注眼前的现实，往回看是没有用的。当年迫害他的人，不过是工具而已，很多人自己也是受害者，把徐的案子交给公安局的副部长，后来文革中被红卫兵打死了。徐存尧和他全家开始了新的高品质生活，他妻子女儿用上了高级护肤品，到友谊商店买东西，徐抽万宝路，三五牌香烟，穿箭牌衬衫，定制外衣，牛津皮鞋。徐说：“颓废的生活在继续，这才是上海人的生活！”徐的生活方式，还得到官方肯定，1992年，国务院表扬他，称他“是一名专家，对高等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他送继女去美国留学，毕业后在美国工作，并与1993年拿到了绿卡。1995年徐存尧提前退休，之后为纽约的彭博商业新闻当记者。
今日的徐存尧，仍然喜欢儒家学说，但他把现代化与儒家传统相结合，并且毫无疑问注入了他自己人生经历的体验，他不是那种对上级唯唯喏喏的传统文人，他说他过去沉默了太多年，现在要捍卫自己和家人的权利。一次他的工资单上差了一毛钱，他声称要辞职，直到领导道歉才完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