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恩师的一篇旧文 — 《远方的思念》

纪念恩师的一篇旧文 — 《远方的思念》

   在人生旅途上，能遇到几个好老师，绝对是你的福气。

   在“讨论习画之路”一文中，谈到了我的恩师之一董希文老师。这次，我愿意把我在1989年11月写的一篇纪念董先生（央美学生对老师的习惯称呼）的旧文《远方的思念》，在“书画艺廊”贴出来供各位网友分享。

       附：董希文（1914 - 1973)  生于浙江绍兴，1934年入杭州艺专预科，后升入本科。1946年起，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教。解放后，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1962年成立董希文工作室。是油画“中国学派”的倡导和实践者，一代宗师。不仅创作了“开国大典”、“春到西藏”、“长征路线写生”等经典伟作，还作为优秀的艺术教育家，为中国油画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只可惜，刚到50岁，便被“文化大革命”剥夺了画画的权利，和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在肉体和精神上都遭受了当今年轻人无法想象的摧残和打击。当最终癌症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时，他还不到60岁。如果不是这一场“史无前例”的全民族歇斯底里的大疯狂，他本可以活得更长，为祖国和人民创作更多的伟大杰作，然而……  

远方的思念

    这里是地球的另一边，加拿大蒙特里尔市一间普通的单元房。窗外呼啸着北风，一片白雪茫茫，远处地平线上躺着圣劳伦斯河，南望是山上的圣约瑟大教堂。窗内圆桌上放着一封祖国的来信，信中传来了人们将隆重纪念我的恩师董希文逝世十七周年的信息。此时此刻，这信息，勾起我思绪万千。十七年了，这一切似乎已变得那么遥远、遥远，而一幕幕的情景又历历在目，董先生，现在您在何方？

    从我孩提时代起，您的名字已同“开国大典” ，“春到西藏”一起深深地印入我的记忆之中，那时的我，怎可能想到会有幸成为您的学生呢？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参加美院入学考试的口试时，在大礼堂西北角隔出的一间考场中，我面对一排“考官”，正中间坐着的就是您，旁边还有王式廓、詹建俊老师。那时的我才十七岁。可能您看出了我的紧张的心情，您和我聊起了家常，您慈祥的笑容使我的心恢复了平静。随着您的笑容，我开始走上了艺术的征途，屈指算来这已是整整卅年了。

    六二年秋，我进入了以您命名的油画系第三工作室。是什么吸引了我？是您的学识和艺术的魅力？还是您的教学主张？是您的对中国油画民族化的见解？还是您关於建立壁画工作室的设想？……也许是这全部？我已说不清了。但我深深感到在您的画室里，我如鱼得水，这两年的学习，对我以后的艺术道路影响深远，受用无穷。我欣赏您“顺水推舟”强调尊重个性与探索的教学方法；喜欢不严格划分习作与创作界限，注重表现的课堂教学。您引导我们“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走自己的路；您要求我们去掌握过硬的写实基本功，又要求我们有丰富的创造力；您希望学生不模仿您的画法，而企望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面貌。那几年，在您的画室中，充满了严肃认真又自由探讨的学术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培育了一批青年油画家，这里大部分人今天都已成为中国油画的骨干力量，这是您教学成功的最大证明。

如同您严肃清白的为人，您认为一位画家应当首先有一个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画态度和习惯。您要求我们从画笔和调色板做起，每次画后，都要把笔洗净、包好，调色板永远是干干净净。我清楚记得我们去前门外东方饭店，观看您画“百万雄师”一画时，您是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铺着地毯的房间里点着香，画已铺出了大色调，画前一个小桌上放着几个盛着颜色的大碗，这是构成此画大色调的几个基本色调。这就是为什么您的画永远是那么清新和干净利落。这使我至今还保持着这一种喜欢干净、认真的作画习惯。

    您的两次赴藏写生，是您留下的艺术遗产的重要组成部份。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您家中我们全班同学一起聆听您介绍这批脍炙人口的写生作品的制作过程，您为自己安排掌握的一套写生的材料工具和技法；讲述您如何“厚积而薄发”，如何在每张写生中充分发挥自己全面的艺术素养；您使得我们懂得“工欲善，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您以自身的实践说明应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每张写生成为尽可能完整的艺术作品；这些就是您这批写生作品能够如此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吧？这在当时的中国，您是第一流的。

    短短的二年中，我们有幸聆听了您多少教导，您谈起艺术来永远是那样的激动，“如数家珍”，从敦煌艺术到万徒勒里和墨西哥的壁画，从波提切利的线到新日本画的色阶，从早期文艺复兴到现代诸流派、毕加索的创新，您总是博古览今，侃侃而谈。您常说好的艺术作品应是“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奥妙无穷”。您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告诉我们，一位艺术家如何在宏博艺术修养的基础上“不择手段”地去达到艺术表现的目标……，当年曾写满了我日记本上的许多篇幅，然而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浩劫”之后，这些日记已不复存在了。

    那时四十几岁“人到中年”的您，在我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卓有成就的中国油画的一代宗师了，而您认为您的事业刚刚开始，您踌躇满志，准备去实现更大的抱负。您希望能创办一个壁画工作室，您想推动一种像敦煌艺术一样灿烂辉煌的新的中国艺术的萌生，您身体力行想在两次西藏写生的基础上，去尝试创作一些壁画式的具浓厚中国风格情趣的大幅油画作品……。我至今还记得您准备为人大会堂西藏厅绘制的“喜马拉雅之歌”的壁画小稿，那水晶般清彻的雪山湖泊，神话般浪漫的生活气息，藏族牧童悠扬的笛声，连那羊群亦似乎已陶醉在天堂般的境界中了。这不只是您对西藏的眷爱，那是您心灵中所欲去攀登的新的艺术领域的写照。然而，正如绘制这幅大画所遭到的命运一样，一场政治“浩劫”剥夺了您实现抱负的可能，而癌症恶魔又继而夺走了您的生命，那时您还不到60岁。

    六四年，我从您画室毕业时，我们班的学术小组，被冠以“修正主义文艺沙龙”而受到批判，並写在我们每个人的档案中，长达十四年之久，这当然也牵连上了您。文艺整风，美院社教，您的画室亦成了整顿批判的对象之一，接踵而来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您同许许多多卓有成就的艺术家一样，成为“牛棚”里的成员。当我听说您在学校挨批斗，曾被您教过的学生殴打的消息时，我的心颤慄了。然而我的父亲，我的家庭，我本人亦都处在这一场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冲击之下，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记得后来许幸之老师说过一句话：“在人类美术史上，一大批画家由於政治原因，被剥夺画画权利八年之久，亦是史无前例的”。现今您留给我们的丰富遗产，几乎全都是在1964年您50岁前创作的，如果不是这一场浩劫，如果不是浩劫后又一个浩劫--癌症，您今年才刚七十岁出头，从六四年到今天的25年时间，您可以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为中国文化留下多少新的艺术财富呀！

    在您生命的最后年代里，您唯一的画画的“机会”是按照上级的命令，修改“开国大典”，将曾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同志，从画中抹掉，在这些人心目中历史是可以任意篡改涂抹的。鉴於当时的历史状况，您敢不“遵命”吗？这恐怕亦是您的“遗憾”之一吧。好在还没有命令您把那位“林副统帅”画在画上，否则您去世之后，谁再来把这位“国贼”抹掉呢？ 我记得您请我帮您找一些有关董必武同志的形象照片，您说您从有经验的老油漆工那里学到了一种去除陈年油漆的办法，您细心地把刘少奇主席的形象，从画面上一点点洗去，直到完全露出了油画布的白色底子，然后再把董必武的形象按此画的同一风格画法补上，力争使此画不露修改的痕迹。政治的原因，您无法抗拒；而对待艺术作品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您从来没有改变过。很遗憾, 您未能活到将“开国大典”恢复原样的时代，您再也不能有机会亲手把不公正地强迫抹掉的刘少奇同志的形象重新画上去了。这不是您个人的悲剧，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剧。

    您是那种从不把自己心中的苦痛溢于言表的人，我从没听到过您对您命运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有过任何抱怨之辞。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是在您去世的前几天。我从出版社回家途中，专程拐到大雅宝胡同去看望病中的您，您正靠在那不到九平米的书房兼客厅中一个安乐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毛毯，您明显的消瘦了，而清削的脸上，智慧的眼睛仍是那么慈祥、神采栾栾。在您的书桌上照常打开着您喜欢的魏碑字帖。墙上挂着波提切利“春神”一画局部复制品。您高兴地给我看沙贝新刻的几方图章。当您看到我书包中露出一卷画稿时，您问我：“可以看看吗？”您又像当年在您画室里给学生看阅画稿一样，认真地讲起您的建议和想法来了。当日董伯母送我到大门口时，她告诉我，您由于癌细胞扩散，压迫神经，疼得已无法躺下睡觉了，今天是刚打完止疼针，故还能和你谈话……。听到这里，我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过后不几天，您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从那时到今天，又过去了十七年。这十七年又发生了多少事。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然而您为人民留下的这批作品。仍然堆放在您大雅宝胡同的平房里，没有暖气、没有空调，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也无法和您的人民见面。桌上的这封信说应当结束对您的这种不公正待遇，呼吁为您建立一个纪念馆，这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多少年来，多少艺术家曾呼吁修建一个中国现代艺术的博物馆，将解放以来这一大批死去的、活着的人民艺术家们所创造的财富陈列出来，让广大人民享用。我多么希望在这座博物馆中能有一间专室陈列着您的作品呀！然而，这将在什么时候呢？它还会那么遥远吗？          

此文已收入《董希文纪念文集》一书。

附图：

1）董先生遗像



2）1961年董先生在西藏写生时和藏民的合影，时年47岁



3）早期静物写生



4）《牧羊女》，早期作品，吸收了敦煌壁画的形式因素



5-910)西藏写生作品：

作于60年代初，都是当场写生、一次完成，一般2-3小时。他的写生能力，在当时中国画坛上，可以说，几乎无人能出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