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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
我住在伦敦查尔斯街的时候，租的是一间临街的小房子。进屋前要先上几级台阶，台阶旁有一个半人高的小平台。有一段时间，我总在平台上放一本书。你知道，我住的那个地方，虽然安静，但人也很杂，有许多租客，什么样的人都有。书放一段时间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再放上一本。有些书在那里会放很久，有些时间很短，但所有的书最终都消失了。我不知道它们都去哪里了。这些书都是我从旧货市场上淘来的小说。买来后，我从来没有看过。在伦敦上学时，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有一个学艺术史的小姑娘喜欢上了我。我能感觉到她喜欢上了我。她的名字叫，王赵。我也很喜欢她。有一次，我看见她拖着一只大提琴的琴盒，长发垂肩，从图书馆门外的大厅走过去，穿着一条洗得发白的淡蓝色的牛仔裤。我一直觉得再也没有什么比一个留着长发的女孩子拉大提琴更酷的事情了，或许只有吹长笛可以和它相提并论，如果那个女孩子吹的很好听而且也留着长发。这让我有些伤感。我能怎么办呢？我难道能和一个学艺术史留着直直的长头发还会拉大提琴的女孩子约会？夜晚坐在亮着灯光的阳台上聊天，或者听她拉巴赫的大提琴曲？
就这样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了一件怪事。一个衣着考究的英国中年男人突然拦住我，他抓住我的胳膊使劲地摇问我是不是来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愿意不愿意每天下午陪他的老母亲聊聊天，他会按小时付钱。他的眼珠是浅灰色的。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就答应下来。她的母亲很老了，走路时腰一直弯着，几乎和地面成90度，白发披散着垂下来。但一坐进沙发里就看不出腰是弯的了。她一个人住。家里像是很有钱。因为屋子里堆满了家具和各种各样的东西，有很多瓷器，那些东西都很精致，可能都是古董，应该价值不菲，只不过都显得太过陈旧，使整栋屋子有一种让人窒闷的感觉。我的英语很差，所以我想这回好了，每天和一个英国人聊天，英语一定会有很大长进，还能赚到钱，真是一件美差啊。但不久我就发现实际并非如此。那个老太太说的英语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说的她也听不懂，而且她仿佛也不想听我多说。聊天时，她坐在靠窗的一张沙发里对我唠叨着但不看我，她的身旁有一只很大的花瓶，里面总是有插得满满的鲜花，有时花的香味太重了，浓的熏人，但老太太的嗅觉似乎失灵了。我坐在她的斜对面，在阳光中看见她的口周长着很长的淡黄色的毫毛，乱蓬蓬的，她的睫毛也是淡黄色的。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就落在我眼前的那张古老的茶几上，直到很多年以后，我对那张茶几仍然记忆犹新。就这样，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每天下午我们就坐在那儿，她一直在对我讲着什么，而我听着听着就变得昏昏沉沉，有时坐在那里就睡着了，有时是我们两个一起打起盹儿来。那些下午非常漫长。一年之后我离开了伦敦。我始终也不知道她在那些漫长的下午都对我讲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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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贞的笔记中记录了一天下午发生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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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她来到北大历史系资料中心的一间收藏室。这间屋子专门用来存放季羡林生前遗留留下来的物品。季老生前精通多种语言，大部分是古代曾经流行于中亚地区，现在早已死去的语言。他曾是国际研究吐火罗语最重要的专家，也是世界知名的梵文学家。据说懂得这门语言的人全世界也没有几个。当年季老在哥廷根选修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这门课时，整个学期里他是唯一的听众。很多印度的梵文文献，印度人自己都已经不认识啦，还要跑来中国请季老翻译解读。而且，季老还研究过古埃及的文字。收藏室里堆满了各种文字的书籍，大量的手稿，和季老生前用过的一些东西。但是那天在这些凌乱繁多的物品中，婉贞一眼看到的却是一只旧的公文包。那只皮包是棕色的，样式像二战电影中德国纳粹军官使用的。皮包虽然已经很旧了，但却好像有一种吸引力，总在那里吸引着婉贞。到了后来婉贞在查资料时，竟然变得心神不宁，老想走过去翻翻那只皮包，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最后，她索性丢下手中的资料，向着那只包走去，心想：怎么啦，女人都爱包，没有女人能抵御一只包的吸引。
婉贞走过去拿起皮包，发现里面有东西，不重，但也不轻。她并没有马上打开，而是把包拿在手里细细抚摸，久久端详，那皮包虽然已经很陈旧，但它的形状和皮革表面的质感、色泽，都让人感觉很舒服。婉贞拿着皮包不久便陷入遐思。她想当年季老在德国拿着这只皮包，样子一定十分英俊。那时这只包一定还是崭新的。但也有可能这只包是他心爱的姑娘送给他的爱的礼物。
当年季老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寡妇家。寡妇有一个女儿，刚20出头。女孩名字叫爱玛，大眼睛，眼睛是蓝色的，皮肤特别白，没有上过大学，但她喜欢读书，一天也不能不读书，性格内向，但喜欢微笑，是非常善良的微笑。那时，论文需要打印，可是季羡林既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于是爱玛就帮他打，季羡林坐在爱玛的身边。论文原稿改的凌乱得难以辨认，需要季不停地给爱玛解释，有时候季拿着文稿自己也要看半天。而论文的内容就更加稀奇古怪。爱玛说像天书。两个人经常一起工作到深夜，老寡妇晚上会送来热咖啡和小甜点。有时，也会在他们身旁坐一会儿，但一点儿也不会打扰。夜晚，就只有打字机噼噼啪啪的声音，和电灯泡发出的持续的嗡嗡声。有时老寡妇在客厅听收音机，到时间就自己去卧室上床睡觉，熄灭了屋子里的灯。后来，两个年轻人相爱了。
可是，最开心的是老寡妇。她也喜欢上这个中国的小伙子，人长得精神，聪明又有学问，德语说得和他们一样好，但每当看到季羡林写出的中国字时，老寡妇就会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把邻居都叫了来看季羡林写汉字，邻居们看了后又把家里的小孩子叫来看。小孩子看完后又告诉他们的朋友，于是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坐着车带着孩子来看一个中国人写一种古怪的文字。老寡妇认为，中文是一种神奇的文字，它一定是外星人留下的文字。她一辈子也学不会。所以当看到女儿向季羡林学习汉语时，她不反对，但告诉女儿：这是白费功夫。女儿给她看自己写的汉字，她看了但认为那根本不是中国字。
后来，季羡林要回国了，爱玛很伤心。季羡林爱她，也爱德国，但他执意要回中国。她留不住季羡林。可爱玛仍然微笑。她已经爱上这个中国的小伙子，为了爱她可以去中国啊。她和季羡林约好，等季回到中国把一切安顿好，她就来找他。然后，两个人结婚，就永远在一起不再分开。那时二战刚刚结束，季羡林回到了中国。可不久中国的内战又爆发了，两个人的联系中断了很久。后来是爱玛找到了季羡林。那时已经解放，两个人短暂地恢复了一小段时间的通信。不过，这时季早就结婚，都有小孩儿了。他仍然记得爱玛蓝色的眼睛和她善良的微笑。然后，文革开始。两个人的通讯再次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重新联系上。这一次是季按照以前的地址给爱玛写了一封信。这个地址和当年季在德国留学时住的地址一样，和过去季写给爱玛的每一封信上的地址也都是一样的。但这些年里，季羡林一直在搬家，每次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部分是书和他的手稿，然后，是日用品，主要是做饭、吃饭的厨具，有时一年之中就要搬上好几次。爱玛在回信中告诉季，这些年来她一直在给季写信，从未中断。之后，季羡林经常会在夜晚思忖，那些爱玛寄出的信都到哪里去了呢？在信传递的某一个点上，它们就消失了。那些信然后就再也找不回来了。可是，爱玛并没有说那些信她是否都寄了出去。80年代末，季羡林终于又一次来到德国。旧地重游，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头子啦。而这时爱玛早已去世。她一直爱着季羡林，终身未婚。当然，去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太婆啦。想到这些婉贞再次抚摸这只棕色的旧皮包。皮包怎么能变得这么旧了。她相信这一定是爱玛送给她的爱人的礼物。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圣诞夜，或者季羡林的生日。说不定包里装的正是两个人的通信，还有他们过去所有的爱情纪念物。最后，婉贞终于小心地打开了这只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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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包里装的是一些很旧的黑白照片，有厚厚一摞，每张相片比A4的打印纸还要大些。相片是用过去那种又厚又硬表面光亮的相纸放大的。现在变脆了，上面有不少裂纹，颜色变成了黄褐色和灰色的，像染过了色。但是相片里的内容让婉贞感觉非常困惑。那里面既不是季老，也不是爱玛，实际上连一个人的影子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也没有风景，开始婉贞甚至没有看出来拍的是什么，后来以为是现代派的艺术作品，最后仔细辨认才感觉到像是刻在粗糙石头上的一些奇怪的文字，可这些文字，婉贞一个也不认识，见都没有见过，感觉有一点像甲骨文，不过也不是甲骨文，但这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某种非常古老的象形文字，当然也可能只是一种古老的咒符，可怎么会有这么多诅咒呢？这些照片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焦问题，放大之后就变得模糊，而且光线也不够，画面昏暗上面布满了粗大的噪点。婉贞又看看照片的背面，背面没有字。她把照片依次看过一遍，仍然是一头雾水。她想这些照片单独放在这只皮包里，一定是一些重要的资料。于是，放下照片，重新拿起皮包仔细检查，希望能找到季老留下的只言片语的说明文字。结果，婉贞在皮包的夹层中真的找到了，不是只言片语，而是一叠写满字的稿纸，上面写的正是关于这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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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完成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但当时战火方殷，季只能滞留德国，在哥廷根大学汉学所任教，同时继续研究那些“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重回哥廷根，季羡林心中百感交集。
他先回到了自己当年住过的明希豪森街20号。那是爱玛的家，她曾经一直住在这里。房门是罗马式的拱门，房子重新刷过。为他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德国男人。在门打开的一瞬间，季还一度幻想开门的还是当年的爱玛。这时，那个男人用德语问季要找谁？季说自己是来看看，又解释自己年轻时曾在哥廷根读书，当时就住在这里。一晃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那个男人说：是啊，青春易逝！季说：是啊，是啊。但大学永远年轻。那个男人说：像天堂。又说，自己在这里读博士都读了10年了。季说自己当年读了11年。男人问季是否想进来坐一坐？季说不了，他要去校园里走一走。那个男人告诉季：一点变化都不会有。季说：不，时代变了。那个男人忙点头说：是啊，是啊，时代变了。季临走时又停下来转过身告诉那个正要关上门的男人，当年他和房东的女儿相爱了。那时正是二战，每天都是饥饿和轰炸，但他每天读书，写作，和那个女孩子聊天，谈论艺术。这其实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她叫爱玛。然后，停了停，又说：现在她已经不在了。说完两个男人沉默了一会儿，那个男人说：Das ewig Weibliche zieht uns hinan。季没有听清问：什么？男人又重复了一遍，用更大的声音。这次季羡林听清了，说，我也喜欢歌德。然后，说：歌德是无法翻译的，然后，又说：老了。听不清了。许多读过的书都忘了。可读过的书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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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季羡林去了汉诺威，下午坐火车去高斯拉。从汉诺威到高斯拉火车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傍晚时分，季羡林走进了这座女巫小城汉诺威。那时天仍然是亮的，但光线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和白天的光线不一样了，让人开始感觉到了夜晚。老城区里的房子很多都是中世纪盖的，木桁架结构。房屋只有两、三层，外面涂着各种颜色的涂料，在夕阳中五彩缤纷，越接近夜晚小城的颜色在昏暗中就越显得醒目。这里的路都是用砖头大小的石头铺的，道路坑洼不平，没有几条是直的。当年席勒描绘高斯拉的街道时说：“狭窄，歪斜，迷宫一样的街道。碎石的路面，颠簸得让人如同走在一首柏林六步格的诗里。”高斯拉在哈茨山区，传说每年夏天就要开始的4月30日那个夜晚，女巫们从各地赶来这里聚会，称为沃普尔吉斯之夜。在这一天，小城里会冒出许多身穿奇异服装，头戴面具的女巫，骑着扫帚，浩浩荡荡向着哈茨山脉的最高峰布罗肯山游荡而去。但是，现在这里很安静，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季羡林走在街上，心里默念着席勒《哈茨游记》中的诗句：“明天我将离去，永远不会再来。”这时，他看见夕阳中的一间旧书店，于是想也没想，就走了进去。
书店里没有顾客，只有书店老板，比季羡林小，但也是一个老人啦，坐在柜台的桌子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在低头看书。季羡林走进来时，老人抬起眼，用德语和他打招呼，眼睛从花镜上面的空隙间看着季。但这时季羡林已经被书店的展柜里的东西吸引了。他走到那儿，一边注视着展柜，一边从兜里掏出一个很小的盒子，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幅折叠成一小块儿的花镜，展开戴上，然后就趴在玻璃上，专心地看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老板再一次注意到季羡林。他透过花镜上方用眼睛看着展柜旁季的背影，然后，就站了起来，一边摘下花镜，一边一瘸一拐地向季走过去。书店老板和季羡林的身高相仿，比季羡林强壮很多，是个大块头，但腿是瘸的，走起路来像一座左右摇晃的大山。你有什么想法吗？老人来了就问，他是个大嗓门，声音洪亮，可问的问题有些突兀。但是季羡林仿佛根本没有听到，仍然专心地看着展柜里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才直起腰来，转向老板一边摘下花镜，一边问这些照片里拍的是什么？老板眯起了眼端详着季羡林的脸，手中轻轻摇着花镜的镜腿儿，然后，重新带上花镜，俯身也去看那个展柜，仿佛已经忘记了自己店中的这个展柜里陈列的是些什么东西了。看了一会儿，他才直起身，摘下老花镜，重新拎在手里，看着季羡林说，这些照片拍的是藏在西藏一座寺庙里的几块泥板，上面刻的是一些西藏的文字。然后，他问季：你是中国人吗？季羡林听了他说的话，立刻惊讶得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来。他看着老板，又戴上花镜，重新趴在玻璃上去看展柜里的照片。看了许久才又直起身来，摘下花镜，对老板说这些文字绝对不会是藏文，也不可能出现在西藏。泥板看起来像是来自两河流域，很可能与楔形文字有关。说完他再次戴上花镜，俯身接着审视那些照片。这回轮到书店老板惊讶得张开了嘴，看着季羡林的后脑勺，说不出话来。他也戴上花镜，凑在季羡林的身旁，隔着玻璃和季一起看。稍顷，他看着照片问道：你能认识上面写的字吗？季羡林说这些文字并不是楔形文字，让他想到埃及的圣书体，其实相差很远。楔形文字和圣书体相差很远，这些文字和二者又相差很远，但是在内在的一些东西，是相像的，让他总觉得这些文字里有古埃及象形文字和最早的楔形文字的影子。他感觉这些文字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应该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还古老得多。他说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是当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了。他再次问书店老板，这些照片是怎么来的？老板说，你是中国人吗？季羡林说，是的。那你的德语怎么会说得这么好？季告诉他自己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过十余年。学什么？语言学。老板问：你叫什么名字？季羡林说，羡林。老板这时直起了腰，摘下花镜；季羡林也直起了腰，摘下花镜。书店老板再次打量季羡林，手里捏着花镜的镜腿儿不时轻轻捻动着。看了一会儿，他开始说话。他告诉季羡林说：我叫汉斯。我的父亲也叫汉斯，老汉斯，小汉斯。老汉斯早就不在了。他这时对着季凄清地笑笑，不无伤感地说出一句德语：
“Jung ist einmal”
他说的当然都是德语啦。他只会说德语，还会一点点法语，但那天他说的都是德语，没有一句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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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老人请季羡林在他家吃晚饭，然后就住在他家。老人的家就是书店，二层也是书店，兼咖啡厅，卧室在三层。他们在二层吃的晚饭，周围全是旧书、黑胶唱片，还有一些老板收藏的钢笔，墙边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台竖起一只黄铜喇叭的老式留声机，另一张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梅赛德斯牌打印机，那是一种很敦实的打印机，上面有醒目的“Mercedes”的字样，和当年爱玛用的一样。墙上贴的都是过去的电影画报和广告，许多都是二战时期的。季羡林刚上来时还能闻到咖啡的焦香混合着旧书和木头的气味。但后来变成了浓浓的晚餐的香气。在晚餐前老板给季介绍了他的这层小书店，和他的收藏。介绍不停的说，仍然有很多人在读书，是纸质的书，同时又说，现在读书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是年轻人少了，这是一种选择，年轻人往往和老人的选择不同，年轻人总是选择未来，而老人们总是选择过去。是店主的老伴为他们做的晚饭。她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女人，金发，碧眼，骨架粗大。和店主一起生活了30年，但两人并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整个晚上说话不超过六句。晚餐是香肠，鸡油菌配小牛肉，炖得很烂的猪后臀，马铃薯，蔬菜汤，和小城自酿的黑啤酒。鸡油菌是当地特产，正值时令，有一股子浓郁的杏仁香味儿，飘得满屋子里都是。啤酒很苦，黑褐色的，上面浮着一层很厚的白色泡沫，用带把手的大玻璃杯装着。吃饭时书店老板开始讲起他的父亲。他说，我的父亲也叫汉斯。对了，这个已经和你说过了。老汉斯，小汉斯。然后他告诉季羡林，他的父亲在二战时是纳粹。但是，老人强调说：他没有杀过人。一个也没有。战争前，他是大学老师。在哥廷根大学教德国文学，他是研究歌德的。然后，战争爆发了。他在政府是一个普通的文书。小公务员。是个小人物。后来调到了柏林。在1933年时，他一本书也没有烧过。那时整个德国都疯了。海涅说过：哪里焚书，哪里也会把人扔进火堆。这是真的。后来就是这样的。书店老板说战争结束时，他的父亲被红军抓住了，后来又被美军接管，关了三年才被释放。那时。他们全家已经搬回到哥廷根。这时，老板突然想起来了似的，可能是注意到了季羡林的年龄，问他：你那时在哪？中国吗？季羡林说：当时飞机轰炸哥廷根校园时，他曾经亲眼看到德国的飞机之父威普兰特尔教授居然不去躲避，而是蹲在硝烟的炮火中专心致志观察一段断墙是如何被炸弹爆炸的气流摧毁。老板惊讶地瞪大眼看着季羡林，过了好一会儿才垂下眼缓慢地说：是啊，我们德国人做事认真，往往专注于事情本身，而忽略了其他的东西。如果把威普兰特尔派去奥斯维辛，那么他也可能会专心致志于如何使杀死犹太人更有效率。说完这些书店老板才又接着讲起了他的父亲：
父亲回来后不再教书了。而是带着全家迁回他从小长大的高斯拉。在高斯拉开了这家旧书店。高斯拉是德国唯一没有遭到盟军轰炸的城市。整整三年里，家里谁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是死了，还是仍然活着。如果父亲从此再也不出现了，那大家也不会感到奇怪。因为，这是战争啊！
但是，一天晚上，书店老板的父亲回来了。
那天晚上，在灯光下小汉斯看见父亲的样子全变了。但他的父亲却一见他就他对说：汉斯你变样了。我都认不出你了！小汉斯这时感觉父亲的声音也变了，不像是他的父亲的。而那天晚上回到家后，老汉斯从自己的肛门里取出了一只钢笔。
这时，书店老板开始给季羡林讲起这支笔的来历。在讲时他的声音也变了，不像白天那样洪亮，而是低沉的，说话声很轻，仿佛怕惊动了这座安静小城里那些正在早早睡下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