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
(2015-10-06 14:07:57)
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1月16日报道，标题“毛泽东、越战和青蒿素的发现”，全文如下：
疟疾是热带地区的灾难。在对抗疟疾的过程中，中国药物青蒿素已经被誉为自数世纪前发现奎宁以来取得的最大进展之一。
人们正在谈论，说青蒿素有可能成为诺贝尔医学奖的候选药物。为了非洲，美国纳税人每年要花数百万美元来购买它。
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药物是在一个历史悖论中被发现的，并且要感谢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帮助北越人，而北越人则在进行抵抗美国人的丛林战争。由于当时中国的孤立，以及西方捐款人、卫生机构和医药公司的漠不关心，它被埋没了30年。
现在，这个故事正在展现出来。但是，正如科学中过于频繁发生的情况那样，出现了多个故事版本，多个贡献者正在为荣誉而战。(2011年)9月份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当时，拉斯克奖(有时候被称为“美国的诺贝尔奖”)授予了一位中国科学家，而这位科学家只是曾一度投入这种药物研发的数百名中国科学家之一。
毛泽东发挥的作用则非常简单。
20世纪60年代，他收到来自北越的请求。由于所有已知药物都无法治愈当地的疟疾，北越的士兵正在死去。他命令他的顶尖科学家提供帮助。
但是，这并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当时正在失去控制，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正在遭受公开羞辱，被迫在集体农场上劳动，或者被迫自杀。然而，由于命令来自毛泽东本人，他让军队负责，于是这一项目受到了保护。在接下来的14年里，来自60个军方和民事机构的科学家聚集起来，进行了研究。
与此同时，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在越南也正在罹患疟疾，沃尔特-里德军事研究所开始相关药物的研制。这一努力最终研制出了甲氟喹。后来，甲氟喹以“拉瑞娅姆”这个商标名称被卖了出去。
甲氟喹虽然药效很强，但也有严重的副作用，其中包括恶梦和偏执。2003年，由于拒绝服用这种药物，数十名美国海军士兵得了疟疾。他们之所以拒绝服用该药物，是因为有谣言说，有几个特种部队士兵因为服用该药发疯了。2002年，他们从阿富汗回到国内，杀死了他们的妻子。
“523”项目研发青蒿素
研究者探索了两条途径。一个团队筛选40000种已知化学物。第二个团队搜索传统医学文献，派特使下到农村，向中药医生打探他们治发烧秘方。
早在公元前168年的中国坟墓雕刻上，一种名为青蒿的中草药就被提及。在接下来的10几个世纪里，它受到了一些药典的赞扬。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季节性发烧之书》。农村中医将青蒿界定为西方所谓的一年生蒿类，或者界定为甜苦艾。它是一种叶子尖尖的草，开黄花。
20世纪50年代，中国乡村的一些官员曾经用青蒿茶来对抗疟疾的爆发。但是，对它进行科学调查却是一种新情况。它还有来自传统医药的至少9个对手。这些药物有一定的抗疟疾作用，其中包括一种辣椒。
在实验室里，青蒿提取物杀死了老鼠体内的疟疾寄生虫。研究者试图发现究竟是哪种化学成分起了作用，哪些植物中拥有的这种化学成分最多，它是否可以跨越血-脑障碍来治疗脑疟疾，它是否在口腔、静脉、栓剂形式中起作用等。
过时的设备拖慢了研究进度。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研究者获知，那种致命的化学物质(最初被称为“青蒿素”，现在被称为“阿尔特密斯”)拥有一种此前在自然界中从未被发现的结构。用化学术语来说，它是一种倍半萜内酯，伴有一种过氰化物桥。在2000个病人中进行的试验显示，它以迅捷的速度杀死了寄生虫。
然而，身体排泄它的速度太快了，任何它错过的寄生虫都会卷土重来。于是，科学家开始把它和一些药性慢但更持久的药物混合，创造了现在所谓的阿尔特密斯综合疗法(这是一种新的综合疗法，其中包括甲氟喹。)。
2006年，“523项目”前副主管张建芳(音)撰文回顾了项目的历史。文中披露了一些扣人心弦的细节：项目研究人员曾经发生了小规模的派系斗争；文化大革命的街斗迫使一个实验室转入了一间地下室；项目的医生在中国南部的热带山区的偏远乡村进行临床试验，以糙米和蔬菜为生，其他医生则和越共在“胡志明小道”上跋涉。
毛泽东1976年去世。1981年，“523项目”被正式解散。不过，临床工作仍在继续。
药效显著 推广受阻
基斯•阿诺德曾经帮助军方研制甲氟喹，后来在香港大学研究疟疾。1979年，他设法进入中国，希望在那里试验他的药物。他遇到了李国桥(音)博士，后者正在试验阿尔特密斯综合变种。阿诺德博士说，他们决定进行对抗性的试验，结果中国的神秘药物击败了他的药物。
没有多久，为了回应一些报道，世界卫生组织的科学家开始索要中国医学刊物上的文章(最早的一篇于1977年发表)。当时有报道称，一位南斯拉夫的化学家正在用艾草做实验。
1982年，《柳叶刀》刊发了中国研究者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获得一个奖项，但奖金支票用的是英国英镑，无法在中国兑现。
阿诺德博士说，此后不久，沃尔特-里德研究所的科学家发现了波多马克河岸上的艾草，并提取了阿尔特密斯。然而，这种药物被埋没了。直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才对它表示支持。直到2006年，这种药物才得以推广。
这种药物推广滞后的原因是存在争议的。中国当时正处在政治动荡，虽然内外实验室在就衍生品开展工作。但于由于当时中国并无专利法，也没有采用过西方专利。因此，大型制药公司无法获取专利，赚取巨额利润。疟疾当时是一种穷人的疾病，今天的大规模捐助基金也不存在。
援助机构无法购买世界卫生组织不批准的药物。阿诺德博士说，在接下来的数年里，他试图为他的中国合作者获得许可，让他们在泰国和越南进行临床试验，但没有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批准(作为一个联合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有大胆的举措，但20世纪90年代是其士气尤其低下、持续内斗的10年。)。
由于每年有近100万非洲儿童死亡，阿诺德博士谴责世界卫生组织的犹豫不决为“种族灭绝”。
美国军方坚持用甲氟喹，不管其花费。直到2002年，就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采用阿尔特密斯时，联合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顾问仍然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它“还没有为黄金时段做好准备”。甚至就在氯喹和其它便宜的老药遭到普遍抵制时，他仍然在为它们辩护。
成就归属引发争议
此前人们使用金鸡纳树皮治疗疟疾。
瑞典公司“诺瓦尔提斯”最终打破了僵局。它购买了一项关于阿尔特密斯综合混合物、阿尔特密斯衍生物、本芴醇、另外一种中国药物的中国专利，(这里不明白，要查原文)并获得了西方的专利，计划以“雷阿米特”的名称及高昂的价格把它卖给旅游者和军人。2001年，它同意以近乎成本的价格，以“考特姆”的药名卖给世界卫生组织。
2002年，抗艾滋、结核、疟疾全球基金创立。2005年，美国小布什政府也实施了“总统疟疾倡议”。在上述背景下，大规模购买这种药物的资金变得容易获取。现在，有关机构每年为穷国购买的几种综合药物的剂量达15亿剂。
也因此，“523项目”在世的科学家以及一些局外人开始展开对奖励的竞争。1996年，一个香港科研基金会确定了10位团队领导者。2009年，周义清(音)因为“考特姆”获得了欧洲专利办公室颁发的“年度发明者”奖。
9月份，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的25万美元奖金颁给了北京中国药学研究所的屠呦呦。拉斯克委员会称其为“阿尔特密斯的发现者”。
一些中国和西方的药剂学家愤怒了。
尼古拉斯·J。怀特是牛津大学的一位杰出的疟疾研究者。他说，“把这一发现归功于一个人是不公平的”。他说，其他一些人同样值得获奖，其中包括临床试验的领导者李国桥博士和化学家李英(音)。
阿诺德博士同意上述观点。拉斯克授奖词提到了他和李国桥博士的工作。香港科技大学疟疾研究者、历史学家理查德·K。海恩斯称，奖励一名发现者是“一出滑稽戏”。
拉斯克基金会对此不予置评。不过，它指出，屠呦呦博士的授奖词提到，“523项目”是集体的努力。
在颁奖礼举行前的一次采访中，81岁的屠呦呦博士说，她值得获奖，因为她的团队第一个分离出了青蒿的活性成分，而其它团队则针对错误的植物开展工作。
此外，也正是她重读了葛洪(四世纪的一位中医)手稿。手稿指示，要把青蒿放在冷水里泡，方能治疗发烧。她意识到，传统的提取方式煎药正在摧毁那种活性成分。她转向了乙醚，而青蒿成为了第一种可以完全杀死老鼠体内疟疾的植物提取物。
屠呦呦博士说，在人体试验开始之前，她和两位同事服用了它，以确保它是无毒的。
她说，1977年第一篇论文共有四名作者，她是其中之一。那时候，西方甚至没听说有这种药。1978年，她被挑选出来，接受了中国政府颁给“523项目”的集体奖。
然而，这一领域的甄别无论有多么艰难，诺贝尔委员会都将被迫进行甄别。诺贝尔奖的规则规定，获奖者不能超过三人。此外，奖项也不能颁给过世的人。这意味着，毛泽东没有可能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