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老三夹在张春桥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之间那阵， 想必他很有几天没睡好觉，不怀疑老三的个人操守， 也不怀疑老三确实是真心想着紧跟毛主席， 让他作难的应该说一面的市委是正儿八经顶着“中国共产党”旗号的正牌货， 虽说张春桥也是共产党员也是市委书记， 毕竟不是代表一级党组织， 历史的经验告诉大家，“组织”可不是好惹的， 但是， 话又得说回来， 那时的阿狗阿猫甚至大到上海局级的大阿狗大猫， 对“毛营”的事也不一定老比三清楚， 他是行走在封疆吏帐前的刀笔，张春桥连着江青绝对是清楚的， 江青连着谁那就大伙都知道了， 这种架势之下， 徐老三或出于政治投机或出于“立党为公”， 选择了反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的造反立场， 不过后来在市委前面加上了些定语诸如“黑”又如“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 不管咋说， 那种“反对”是之前之后都会”吃轧头“严重会判刑挨花生米的， 但那一短暂时间内，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 中央文革（其实就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仨人）的亲自指挥下， 反”党“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历史选择了徐老三当上了老三。--转载者 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 徐景贤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彷徨 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市委写作班怎么办？…… 张春桥在上海总共只逗留了两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匆匆见上一面，虽然 我见证了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历史时刻，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张春桥深谈 ，更不用说向他请示我们这个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请示，他也只能原则地回答：要到 群众中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话十月间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见到朱永嘉时就说过了。 当时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况，总算见到他们一面，传回来了这样的几句话。 我很惶惑：什么样才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北京 红卫兵，或是在市委机关延安西路大门口值班，显然不能算到群众中去，连“安亭事件” 以后我陪同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众站在一起，因为在别 人看来，我充其量只是张春桥的一名联络员。 何况，市委仍不断找我，一忽儿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去处理“漕溪北路”事件，一 忽儿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准备为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有时还要让我代表市委领导去文化 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批判。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 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写作班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大家都知道闭门写作已经不能适应 外界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前景不明，人心涣散，历史组“罗思鼎” 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回到复旦大学去了，文学组“丁学雷”小组的青年们也纷纷返回作家协 会，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头参加到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 复旦红卫兵到市委写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写作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旦大学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 ，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复旦大学参加运动。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市委，市委找 我，我就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苏无锡人，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生 ，留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 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几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一起调到丁香花园，后来成为“ 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他们写作时就以雷锋的话“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谐音，取笔名为“罗思鼎”。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 “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复旦大 学的运动深入了，历史系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批判系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旗帜，把矛头对准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后，历史系的红卫兵召开大会，批判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 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 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并抄了他住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可是 抄不到什么东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队伍冲进武康路二号，要市委 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来。我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心想我们前一时期是张 春桥、姚文元领导的，怎么能抄家抄到这里来？我当然要对此负责，不肯交材料。红卫兵 看了我们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你们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他 们拿不到材料，就冲上二楼去，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 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当时我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市委写作班居然也成了抄 家的对象，而且来抄的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革会”，这怎么得了！当天赶来的是郭仁 杰，他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调去华东政法学院， 大批判过程中又调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他当时已从写作班返回复 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中造反比较早的，与“红革会”关系非常密切，“红革会 ”请他当了顾问。现在，复旦大学“红革会”冲到武康路造写作班的反，他也赶过来，对 我们说，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对红卫兵，他也做一点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 材料送回来。他表示：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 作班、朱永嘉等和张、姚的关系，意思是误闯“白虎堂”了，他想对两边做工作起一些调 节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 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 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了姚文元。 ◇ 姚文元来电保护“罗思鼎”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迅速和果断：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找 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感到：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 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提出必须 马上表态。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对此，我的笔记 本上有着当时的详细纪录： “二十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当时我对外都叫“丁学雷”），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 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红卫兵，只讲复旦党委） 。张春桥、姚文元非常惊讶，关锋、戚本禹十分气愤，戚本禹还说要到复旦来贴大字报（ 注：这是电话原话）。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 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 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注：因为《文汇报》搞了《海瑞罢官 》的批判，而现在复旦大学要批发表了“罗思鼎”文章的报纸）。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 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要我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 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 ，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 揪好了！” 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因为当时复旦大学有些人 把贯彻毛主席意图、为张、姚服务的写作班子，说成是执行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使张、 姚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不跳起来？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怀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领导人 在背后策动这件事。所以，他们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整个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 ”几乎都表态了，一致非常重视这件事。这在后来王力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我当时接了电话感到很兴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态度如此强硬，对上海市委写作班 的评价这么明确，完全可以把写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护下来了。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跟我 讲，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 》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还要我说， 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那天姚文元给我打电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 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电话后，我马上向郭仁杰以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 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 和红卫兵。我还在华山路市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 来电记录。当时朱永嘉还关在复旦大学，不知道喜从天降。那天我很激动，我感到姚文元 代表中央文革的来电，给了我们一把“尚方宝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两天，复旦大学正在召开批判朱永嘉的大会，两派红卫兵都到场，一派是复旦党委 扶植的红卫兵，他们也要举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来造反的“红革会”和“红三司” 。会议中间，朱维铮和王知常冲上台去，责问保守派追后台要把矛头指向哪里？造反派红 卫兵冲了会场。吴瑞武接着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我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 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 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对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复旦大学“留学”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很难站出来，张春桥在北京也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现在，经过红卫兵这 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来，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说，他有了那么 硬的后台，就在复旦大学宣布造反了。从此，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 合起来，一起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同时造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反。 他们在复旦大学造反后，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样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服务了，他们共同商量以后，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我起来造反。因为他们的 造反范围毕竟只能在复旦大学，而我如果能带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将会在全市和全国 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当时对造反仍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觉得：市委主要领导从柯庆施到后来的陈丕显， 作为第一书记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 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周总理也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这 样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 个既得利益者。由于我参与创作了话剧《年青的一代》，撰写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 祥》，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又写出了一批评论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 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见到了胡志明主席。我 从原来的副科长，变成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从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变成市委 直接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让我参加重要的会议包括列席市委常委会，让我出 席上海市的国庆宴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三 十周年的大会上，市委又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长篇发言。 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和市委决裂。写作班的 大量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界、文艺界都知道徐景贤是 写作班负责人，又是“丁学雷”的头。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 来，当时的市委领导也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也好，全国也好，要抓他几十万 个右派。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 后来一次总算帐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 什么分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说成是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了 吗？我经历过反右运动，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我对造反一直处于 犹豫不决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 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 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 强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共产党的教育所灌输的这些观念，更使我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 ”，所以，在造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由于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小组的几个人，多 次到武康路二号来找我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 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 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市委在静安公园 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报栏，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那里），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 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我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我就 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 知道去哪里了！其实，我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 杰等人陪我一起观看了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报贴 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 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我受到很大 震动。看完大字报，郭仁杰、吴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 的院子里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红革会”的顾问，吴中杰是“红三司”的智囊，他们都算 是复旦大学教师中的老造反。吴中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 委写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们几个人就轮流劝说我“揭竿而起”。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向我介绍认识了“红革会” 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现身说法，讲了自己当初怎 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 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 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 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听了 他们的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我们撑了腰，我开始有所触动了。在一千二百号 楼的教室里，我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也作 了一个简短的表态，我说自己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 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 ◇ 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我们面 临的形势和应该走什么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十多 人一起开会，发言非常热烈。这些成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 、党校等，只有我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我、启发我，也有人的发 言是炮轰我、对我“逼宫”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我呢？因为如果写作班从市委机关 里杀出来造反，其中连一个市委机关的带头人也没有，对外就算不上市委机关内部造反。 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我能起来反戈一击，对上海市委 将是致命的打击。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他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 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还指着我说，你要触及灵魂， 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 ，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当时给我分析，我们写作班分 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 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 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 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他说：我这次 站出来是靠张、姚，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 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张、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是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是从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来的，为 人正派，我比较信任她。她因为经常去市委党校，对外面整个大气候感受较深。她当时也 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 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 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 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 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他们的发言虽然尖锐，还是说理的，我比较听得进去。也有人的发言那就毫不 客气了，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他原 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了调干生，所以年龄比较偏大，戴了一副 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 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博，记忆力特好，调到写作班 历史组以后，我称他为“万宝全书缺只角”。这次在复旦大学冲击会场、解救朱永嘉的过 程中立了功，就摆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势，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我 说：“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 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 ，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 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 咚作响。我只好听任他“发格”，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 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写作班的历史组、 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 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 见。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 我终于下决心和市委决裂 写作班的会议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开到 下半夜两点多钟，连续对我“炮轰”。伙伴们要我狠触灵魂，有的人演“红面孔”，有的 人扮“白面孔”，分别对我又劝、又逼、又拉、又打，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敦促我决心打 出造反的旗帜。 经过两天的帮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 。我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 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 了，自己的声名也毁了，所以总是难下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从我多年的感受来看，我对 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 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 殊化。我认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和苏共的情况差不多。我有机会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 外出访问写电影剧本，又受上海《解放日报》的委托，让我做它的特约记者，到外地采访 写报告文学。我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 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 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 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 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 这方面也决不后人，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 ，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 有一个市委的领导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为他专门进口了最好的医 疗设备，组建了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 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 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去。 其次，我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长期以来，我感到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要 讲等级。我结婚时申请住房，先是叫我们住到部长家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去，只有六平方， 没有窗户，进出还要走仆人的专用楼梯，我很生气，拒绝接受。后来，分配给我的房子非 常小，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科级，不能住稍微大一点、朝向好一点的房子。夏天热死，冬天 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 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我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 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我想： 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 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 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 ，我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这个市委自恃一贯革命， 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 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 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 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 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 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 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 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 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 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 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 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姚文元是写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的重大行动还没有得到 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决定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我给张 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我给姚文元打了几次电话后才打通，我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 了介绍，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了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 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始终要把矛 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提到中央在开过工交座谈会，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 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都受影响了。在这个会上，马天水受到了 林彪的严厉批评，张春桥做了马天水工作，动员他不要与市委持同样态度，应该认识到文 化大革命会对生产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姚文元说，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 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时期执行的是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压制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 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 另外，他告诫我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上海刚刚发生过《解放日报》事件 ，即“红革会”要求把他们编的造反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 日报》不同意，红革会就冲击并占领了《解放日报》社，使《解放日报》停刊几天，“工 总司”又冲进去支持红卫兵，事情闹得非常大。上海当时分成两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 报》，一派要看《红卫战报》，前者是多数人，后者是少数人，分头在全市游行、发传单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老百姓说：《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要同《红卫战报》一起发 行，从群众的舆论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这个行动。姚文元大概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所以他 指导我说要多做舆论工作。实际上他是为我们出主意，我们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 话，在舆论方面要做得周到一点，争取群众。 在打出造反的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我想：他们现在在毛主席的 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 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与姚文元通过电话以后，我正式召开写作 班的全体会议，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帮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我向大家传达了和姚文 元通电话的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不要像别的地方形成两派。会上大家赞成我 的意见，再也没有人说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继续讨论究竟用什么方式亮出我们的旗帜 ，这就具体进入到写作班造反的筹备阶段。 关于市委写作班全体造反的问题，当时和事后有一些造反组织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所以各单位也不存 在统一行动全民造反的现象，因此有的组织曾经说你们写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 哪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实际上，写作班的造反确实是一个特例：写作班的地位比较特 殊，张春桥曾是写作班的直接领导，姚文元又在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 们两人现在又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组员，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写作 班和他们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他们真正成了写作班的背景和后台，因此当时大家最后 都赞成举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开火了。我们议论了多次，觉 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市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 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 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揭露和反戈一击的任务，首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我是市 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御用”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 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来和市委决裂，在全市将会起到 重大的影响。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 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 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 了。 但是，光是我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我们觉得应该联合 市委机关内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动，才能造声势。据我们了解，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 一些小组织、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党刊编辑 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 他们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 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红卫兵们向我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 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 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 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 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 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 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 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 影响就大了。 我对这样的建议很听得进去。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 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唯一不赞成的是他们动手武斗，揪头发，搞“喷气式”。关于 他们提议的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我想只有我们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 反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 们的藏身之所只有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如果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开会，他们是躲不过去 的。我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我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未完待续）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http://www.cnd.org/CR/ZK15/cr805.g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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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革命”五十周年后， 看徐老三是怎么说他的“造反”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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