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年将至。“鸡”因为和“吉”同音，千百年来一直被中国人视为吉祥的象征，不过大概就因为是“吉祥物”，所以怪异的鸡，一旦出现时，也往往会被人们视为灾异的征兆，惶恐不安，当然这些纯粹是愚昧迷信，不过，读起古代笔记中那些和“鸡”有关的文章，还是能感受到，从古到今的中国人，都是那么的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自己的幸福。
吉祥鸡：个头越大越吉利
明末学者张岱在《夜航船》一书中有云：“黄帝于元旦立桃搬，门上画神荼、郁垒。尧时献重明鸟如鸡，国人利宝鸡。”古代的“元旦”就是农历正月初一，而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从黄帝和尧舜禹的时代起，鸡就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此外，鸡还寓意着长寿，有一种“寿字鸡”，遇到特别好的天气和景色时，好像孔雀遇到了穿花衣服的小姑娘一般，颌下会吐出一条一尺见方、金碧辉煌的绶带，“花纹如蜀锦，中有一字，乃篆文‘寿’字”，估计那会儿没有生日蛋糕，给长辈过生日送这么一只鸡，更讨喜庆。《韩诗外传》更歌颂鸡有五德：“头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见敌敢斗，勇也。见食相呼，义也。守夜不失时，信也。故又称德禽。”鸡被认为代表了“文武勇义信”这五种高尚的品质，是禽鸟中的有德君子。
不仅鸡是吉祥物，就连红鸡蛋，在古代也绝对是好兆头，清代学者钱咏在《履园丛话》中回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家里有一只鸡突然开始下红鸡蛋，“如胭脂新染”，而且一下就是八九枚，接来下的一两年间“合家安康，并无祥瑞，亦无灾异”，话里话外透露着一丝淡淡的喜悦。
自古，鸡以雄壮为美，古人也是这么认为的，鸡越大，福气越大。《履园丛话》中记录过两种大鸡。一种名叫“苓巴鸡”，金陵有个姓窦的少年，家里是做膏药的，用高昂的价格买了很多蜀地产的苓巴子配药用，用了一半，剩下的放在庭院里，“为家畜白鸡啄食之”，结果那鸡像吃了增大剂一般，日渐高大，而且出奇地漂亮，“金胸翠翼，雪羽朱冠，鲜妍五彩”，比鹅还要高大，附近的人都来参观，“观者如市，膏药遂大售，日进千钱，子孙温裕者三世”。另外一种更加奇怪，名字叫“罂粟鸡”，有位姓潘的老夫子，“以训蒙为业，而喜植花卉”。他种的一株罂粟结出三个鸽子蛋那么大的籽，潘老夫子将其放在书箧里。“未一月，闻箧中啾啾有声，启视之，出三雏”。竟是三只小鸡，养了十天就比鸭子还大，而这三只鸡每个月下几百颗蛋，个顶个都跟鹅蛋似的，“人来购者，十倍其价。潘姓不十年，家饶裕矣”。
就是因为人们对鸡有着如此的喜爱，个别骗子加以利用，搞出一幕幕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清代学者姚元之在笔记《竹叶亭杂记》中写当时的人迷信风水，除了挑坟地，对下葬的时间也特别讲究，非要挑个吉利的时辰不可。风水先生就利用这一点搞鬼。有户富贵人家要选给逝者下葬的日期，风水先生掐指一算，说某月某日是超赞的日子，因为当天会有一只凤凰经过，你们就在墓地边等着，凤凰一到，赶紧下葬。等那家人走了，风水先生到市场上花了三百钱买了一只白雄鸡，让卖鸡之人在指定的时间走过坟地。等下葬那天，卖鸡之人抱着白雄鸡刚刚经过墓地，风水先生就来了，急匆匆问那户人家：“有凤来否？凤凰是白色的，可别错过了啊！”那户人家一头雾水：“没有看到凤凰啊，倒是有个人抱着一只白公鸡刚刚走过去……”风水先生跺着脚喊：“赶紧下葬，赶紧下葬，鸡就是凤，凤就是鸡！”那户人家一听大喜，赶紧将棺材入了土，对风水先生千恩万谢，“而不知堕其术中矣”！
怪异鸡：忽说人话是报警
吉祥与灾异，恰如一枚铜钱的两面，大概也正因为如此，鸡的任何变异，都会引起古人的高度紧张。
清代学者褚人获在笔记《坚瓠集》中写过一事，“汉武帝时，大月氏国献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二头俱鸣”。汉武帝觉得这玩意儿很稀罕，便将其放在甘泉宫，让它跟其他的鸡交尾，但生下来的鸡不会叫，人们都觉得不祥。汉武帝的迷信指数本来就比较高，一天到晚神仙还找不到，反而招来个妖怪，心里直打鼓，便“命送还其国”。快要出西关的时候，这只双头鸡忽然回过头，对着汉宫哀叫良久，飞入霄汉，不知所终。时人编歌谣唱道：“三七末世鸡不鸣，宫中荆棘乱相系，当有九虎争为帝。”后来王莽篡位，有九虎将军之号，人们就以为是应了这句诗之谶。
崇祯年间是大明末世，古代笔记中所记载的各种妖异不绝如缕，跟鸡有关的尤其多。明代学者谈迁在《枣林杂俎》上记载：崇祯七年，冬月薄暮，有大量的沙鸡“群飞过都，如风成阵”，沙鸡是一种大如鹧鸪的鸡，“毛色浅黄，足五指，有细鳞如龟纹”，这种鸡的集体出现往往征兆着兵祸，不久，后金军队攻入宣化府。清初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上记载：崇祯十年，京师宣武门外斜街的一户人家突然有一只白鸡发生变异，羽毛鲜洁，嘴和脚变得赤红，有个姓应的孝廉见了，满面凄恻地说：“这恐怕是亡国之兆啊！”
“牝鸡司晨”大概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母鸡突然打鸣，被看成是女人干预朝政的征兆，从赵飞燕到武则天，没少被朝臣在奏章里这样比喻，这无疑是男权世界对女性的一种侮辱，不过在古人心中，此种观念却根深蒂固，清代笔记《庚己编》的作者陆粲亲身经历过这么一件事，家里的一只老母鸡孵蛋很长时间，就是没孵出小鸡来，不仅如此，突然有一天“冠赤尾长，能鼓翼高鸣”，最最奇葩的是还追着其他母鸡交尾，“未几，家大疾病”……估计这只在陆粲看来带来祸殃的老母鸡，肯定逃不了下锅进肚的下场。
毛色变异、变性打鸣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鸡突然说了人话。《履园丛话》写了乾隆十年的一间怪事，东乡黄渡地方有一家姓劳的，家里养了一只雄鸡，有一天突然开口说话，说的是“大家要活命”，家里人觉得这鸡是妖怪，将它杀了，“未几以诉讼破家”。《三冈志略》写明代嘉靖年间，高桥镇一户人家所养的鸡突然做人言，说的是“烧香望和尚，一事两勾当”，大家都不懂什么意思，后来赶上庙会，镇里很多妇女去庙里上香，恰好倭寇杀来，“大肆焚掠而去”，村民们才知道原来那只鸡是在报警。
过年鸡：幸福起来没个够
千百年来，作为人类饲养的最主要的一种家禽，公鸡打鸣，母鸡下蛋，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所以鸡和人，正如狗和人一样，建立了某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清代张潮编撰的《虞初新志》里，写衢州一个里长到一户村民家去催讨税赋，见那人正要宰鸡，里长忽然如坠梦里，恍惚间见到自己置身于一个桑树林中，有个黄衣女子正在苦苦哀求他救命，里长一下子惊醒了，正看见那个村民把刀架在鸡脖子上，长着一身黄色羽毛的鸡大声啼叫着望向他，里长“意疑之，止勿杀”。过了几天，里长又到这户村民家来，那只黄鸡“率群雏向前踊跃，有似相感之意”。离开这户人家后，里长正走在乡间小路上，忽然间一只斑斓猛虎扑了过来，里长想自己这下可完了，哪知黄鸡突然飞来，猛啄虎眼，里长这才逃得一命，幸免于难。
人救鸡，鸡救人，算是互相帮助，而当鸡无辜遇害时，人的愤怒也可以震动天庭。明代董谷在《碧里杂存》里写明代杰出的理学家和教育家吴与弼，家里贫困，过冬的棉衣都没有，整日躬耕才能勉强填饱肚皮，别人都觉得这种日子苦不堪言，他却自得其乐，作诗说：“淡如秋水闲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他家里只养了一只公鸡用来打鸣，结果被一只狐狸给吃了，吴与弼十分生气，写了一首诗，在土谷神祠前焚烧：“吾家住在碧峦山，养得雄鸡作凤看。却被野狸来啮去，恨无良犬可追还。甜株树下毛犹湿，苦竹丛头血未干。本欲将情诉上帝，题诗先告社公坛。”文曲星要找玉皇大帝上访，这种事儿，主管官员还是主动处理比较好，所以第二天突然电闪雷鸣、风雨大作，等到一切止歇下来以后，“见狸震死坛前”。
同样是作诗文，理学家有理学家的悲愤，唐伯虎却有唐伯虎的戏谑。《坚瓠集》写唐伯虎到寺里游玩，见到一只母鸡，嬉皮笑脸地跟住持说自己嘴馋，想吃这只鸡，住持说，你文名显赫，要是能马上做一篇文章，说一番吃鸡的道理，我就烹鸡给你吃。唐伯虎毫不犹豫地提笔为文：“头上无冠，不报四时之晓；脚根欠距，难全五德之名。不解雄飞，但张雌伏。汝生卵，卵复生子，种种无穷；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要解除业障，必先割去本根。大众先取波罗香水。推去头面皮毛，次运菩萨慧刀，割去心肠污秽。咄！香水源源化为雾，镬汤滚滚成甘露，饮此甘露乘此雾，直入佛牙深处去，化生彼国极乐土！”住持听完大笑道：“鸡得死所无憾矣。”然后杀鸡烹饪，给唐伯虎下酒了。
唐伯虎这样的风流才子，吃鸡也能吃得如此风雅，对于老百姓而言，尤其是古时贫困的老百姓而言，平日里吃糠咽菜，只有腊月二十七才能“杀年鸡”，这么一只鸡，杀完还不能马上吃，要留到年三十，年三十也不能吃完，还要拉拉杂杂吃完整个春节，这样叫顿顿有鸡(吉)。记载老北京民俗饮食的《闾巷话蔬食》一书，记载旧时年关，老北京要做一种名叫“白鸡冻儿”的“年菜”。将杀好的鸡去五脏，修治好，剁成小方块儿放在锅里炖，加好葱段、姜块、桂皮、大料、花椒，开锅后再放食盐和料酒，炖得了，用勺子舀去汤内的料物，只留下肉骨及肉汤，捞进盆里，盖好盖子，拿到室外冻成肉冻儿……据说这种“白鸡冻儿”十分美味，以至于有民谚说：“一碗鸡冻儿十碗肉，吃起来准没够！”
现在，即便是普通百姓，纵使每周吃一只鸡，也是毫无问题的吧，但读到这段“白鸡冻儿”的文字，依然感到口舌生津，也许让人眼馋的不仅仅是美好的味道，更是那种“吃起来准没够”的幸福感，幸福这件事，说到底跟大鱼大肉没什么关系，就是饿了时的一碗面，渴了时的一杯水，团圆饭的一只鸡，除夕夜的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