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全球史成为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热潮。全球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就这个层面而言，“东方”与“西方”的交流与互动是文明互动研究的重要主题。而理清“东方”与“西方”二分法的历史渊源，则是理解全球史的一个重要基础，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开展全球史研究。
一
许多现代语源学研究者将“东方”“西方”两个词的词源上溯到腓尼基人传说中的卡德摩斯（Kadmos）和欧罗巴（Europa），甚至更为久远的闪米特语中的某些词汇。但是词源学的研究毕竟与历史学的研究有所区别，很多词源学的研究是需要靠建构联系来解释的，而历史学的研究主要是从既定事实出发来阐述问题。因此，本文所涉及的“东方”与“西方”的概念，要比词源学研究中的起源晚得多。“东方”（英语：Orien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Oriens，字面意思是“升起”，指太阳升起的方向或地方；“西方”（英语：Occiden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Occidens，指太阳落下的方向或地方。在罗马帝国晚期，一些历史著作开始用这两个词来指称罗马帝国的东部和西部，不过东西罗马帝国的分界线大致是以亚平宁半岛最东端划一条直线，所以现代西方人所认为的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这个分界线中实际上处于东部。后来，天主教会进一步采用这两个词汇来区分西部的天主教和东部的东正教。但是这个方位要更往西，实际上是以罗马城为中心划分了一个坐标，罗马城以西和以北的范围（包括整个西欧地区）都被认为是西部教会的区域，罗马城以南和以东的范围（主要是指意大利南部、希腊、北非和中东地区）被认为是东部教会的范围。到公元11～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时，天主教会更是把“东方”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阿拉伯地区。经过近200年的十字军战争，“东方”和“西方”二元对立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这两个词汇也进入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到18世纪时，随着西方人视野的扩展，印度和中国也被纳入“东方”的范畴，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中的“东方”，往往指的是印度和中国。到20世纪，“东方”和“西方”所指的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从文化的范畴来说，亚洲和北非属于东方，欧洲和美洲属于西方。当然，亚洲和欧洲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东方和西方的概念是相对应的，而且亚洲和欧洲的概念主要是地理概念。
二
尽管“东方”和“西方”这两个概念出现得较晚，但观念与事实上的对立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公元前8世纪以后，希腊境内各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有了很大发展。随着统一民族的形成，希腊人开始将人划分为“希腊人”（Hellens）和“蛮族”（Barbarians）。希腊人认为，说希腊语的人尽管居住在不同的城邦，但他们都服从法律的统治，有着共同的宗教意识，共同的风俗习惯，是用希腊传统联系起来的统一民族；那些不说希腊语的东方各民族，虽然都居住在一个帝国里，但彼此之间缺少共同的文化纽带，使用不同的语言，奉行不同的风俗习惯，只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君主才联结在一起。因此，希腊人在他们所认为的“蛮族人”面前就自然有了某族群优越感。在面临波斯入侵之时，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自然就与族群优越感结合起来了。正如一些学者所说：“波斯的入侵使得希腊人产生了一种联想，开始把波斯人与希腊人传说中的敌人联系起来，把他们一概视为来自亚细亚、对希腊产生巨大威胁的宿敌，因而也是对立于希腊方式的典型蛮族。”希波战争后，希腊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蛮族人想象，关于希腊人和蛮族人两分的观念体系得以确立起来。希腊和波斯的对立与冲突从根本上改变了希腊文化的特性，希腊人从此意识到他们区别于东方的民族性。
希波战争
这种观念在古典时代后期希腊学者的思想中有着很明确的表述。公元前380年，希腊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在奥林匹亚集会上发表《泛希腊集会辞》，主张希腊城邦结束纷争，共同讨伐波斯。伊索克拉底认为，蛮族中的西徐亚人、色雷斯人和波斯人是最有统治欲望的，他们都侵略过希腊。他说，“波斯人当中最有名望的人也从来不是为了追求平等，为了增进公益，或者为了对国家尽忠而生活；相反，他们一生都是对某一些人傲慢无礼，对另一些人奴颜婢膝，这种人最败坏人类的品格。”
柏拉图也呼吁希腊内部停止内讧，共同对付蛮族。他说，“大家应该看到希腊有被蛮族征服的危险，因此希腊人应该团结起来，互不伤害。只有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争斗，才叫作‘战争’，因为蛮族是希腊天生的敌人。希腊人之间的争斗只能叫‘内讧’，不能叫‘战争’，当希腊人抗拒野蛮人，或者野蛮人侵略希腊人，他们是天然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必须叫作‘战争’。”
希腊人的种族优越感和对蛮族的蔑视，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宣称，寒冷地区的人精神充足但无政治创见，亚洲人长于理解但精神卑弱，只有希腊人既有热忱又有理智。亚里士多德认为，蛮族是天生的奴隶，对蛮族发动战争是正当的。他说：“世上有些人（蛮族人）到处都应该是奴隶，本性上就是奴隶，另一些人（希腊人）到处都应该自由，本性上就是自由人。”
随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典思想家的作品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的普及，他们作品中的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对立和两分被扩大化了，虽然这种两分法本身可能还不构成后来天主教会所使用的“东方”和“西方”对立，但当现代西方学者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来理解古希腊历史的时候，这种对立就被看成了东西方对立的起点。
三
从希腊人的认知角度来说，尽管他们尚无“东方”的概念，但是文化认同范畴的“东方”在古典希腊时期已经出现了。牛津大学的学者奥斯温·默里如是说，希波战争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但也终结了一个旧时代。希腊文化已经从东西方富有成果的交流中被创造出来。东方对抗西方，专制对抗自由，希波战争中创造的这种二元对立，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回响。
这种二元对立，在很多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论述中屡见不鲜，最为著名的就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世界历史就是使未经管束的天然的意志服从普遍的原则，并且达到主观的自由的训练。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从历史上看到的第一种形式是专制政体，第二种是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君主政体。”黑格尔从地理的角度来寻求或规定历史的起点，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于东方，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在黑格尔眼中，“亚细亚帝国屈从于欧洲人便是其必然的命运”。紧跟黑格尔论调的是威廉·琼斯、詹姆斯·穆勒、威廉·沃德、伯特兰·罗素等人，他们笔下“极度贫穷、疾病流行、政治混乱腐败”的东方世界，也都充塞着浓烈的想象色彩。
这种二元对立，实际上也反映了自古希腊人以来西方人对“自我”与“他者”的认识。“希腊”与“东方”的对立是希腊人关于“他者”的一种认识范畴，这一范畴中的“东方”可以泛指在文化方面与希腊人有一定联系但是又相区别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局限，古希腊人和近现代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都有非常多的偏颇之处。正如萨义德所指出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西方人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整体化、类型化、本质化和符码化，形成关于“他者”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和社会体制。
探讨“东方”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所反映的西方人对自我和他者的认识，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对“他者”的认识只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对“自我”的认识才具有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体论意义。对“他者”的认识，始终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要真正清楚客观地认识和了解“他者”，首先还需清楚客观地认识“自我”。因为认识“他者”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西方，关怀中国，这也是我们研究西方的一大意义所在。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