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重情重义，不忘东家当年的知遇之恩，发家后立下严格家规：林家子女一律要做善事回馈乡里。男子不准纳妾，不准赌博，否则逐出家门等。
长乐土豪发达后，第一件事就是涌进福州城，做更大的生意，买房买地买商铺等，将下一代也生在那儿。我的高祖在福州的西湖口买了大宅，将生活和经济中心迁到福州。我的曾外祖父，外公和母亲生在福州城，说得一口地道的福州话，从此对外称自己是“福州人”了。
福州在1902年就有酒业公帮组织，会员达100多户。当时著名的酒库之一玉泉隆（根据我的母亲凤鸣的回忆）的股东之一就是我的高祖。酒的生产规模是以缸来计算的，每缸650斤，旺盛时期福州酒的产量达一万缸。酒库的场所很大，两三百平方米是很常见的。酒库里各种规格的亭亭（容器），坛坛，瓮瓮一字摆开，装60斤的为亭，装40斤的为坛，装20斤的为瓮。
过了盛夏的三伏天，酒成熟了，老板就在酒库外挂出“发缸”，有时写成“发扛”，“发缸”即缸内的酒可以发了；“发扛”则意味着酒库的伙计可以两人扛一坛酒送货上门了。那时谁家有婚丧喜庆，一坛一坛的酒扛进门来，把喜庆的气氛炒得浓浓的。
我于去年年底回到了阔别十九年的福州，中学同窗老黄带我去了一趟福州档案馆。我翻阅了1951年的《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酿酒业同业工会会员名册》，发现玉泉隆1946年的产量为159缸，1947年的产量为151缸（大约为十万多斤）。自抗战开始，福州沦陷了两次，百业萧条，我的高祖于1948年去世，他去世前的一两年，玉泉隆酒库仍保持着比较高的产量，可见我的高祖在福州酿酒业的实力。高祖病故后，他的三个孙子（即我的外公和叔公）皆不谙酿酒技术，于是撤了股，退出酿酒业。
福州俗语说：头代富抄裙折裤，二代富长衫长裤，三代富有裙没裤。这句话用在林家也很合适。到了我外公这一代刚好是三代富，细皮嫩肉的，酿酒这种辛苦的体力活已经干不了了，更别说亲手调配秘方在蒸桶前薰得满头大汗，只为出一坛口味纯正的青红酒了。我的外公对吃穿极其讲究，脚上穿的皮鞋是在台江的魏南林皮鞋店用上等牛皮手工制作的，身上的西装和中式长衫是在福州最有名的华南服装店定做的，每天坐着自家长期雇佣的黄包车去下杭路的批发行巡视，去酒楼海吃豪喝谈生意，一副大老板做派。
巧的是，我的外婆华玉的娘家也开了酒厂，可以说林家和刘家的孩子皆是在酒缸里泡大的，个个酒量惊人，一般人不是对手。
我的母亲凤鸣才五岁，我的高祖就用筷子蘸一点青红酒让她浅尝辄止，凤鸣稍大一些，已经能够用小酒盅品酒了。少年时代的凤鸣自认是家族中酒量最好的，偏偏她的表妹秀不服，认为她才是酒国女豪杰。凤鸣对秀说：“不服来战，看看谁最霸（福州话，“棒”的意思）”。
暑假时，两位少女来到金峰老家（秀的父亲守忠也是金峰人）。她们特地约在夜幕下的海边西瓜地，摆上小桌，切了西瓜，一边吃瓜一边拼青红酒。几大碗青红下肚，凤鸣脸色发青，秀双颊通红。凤鸣不停往两人碗里倒酒，嘴里嚷着“干，干”，到了最后，两人都不胜酒力，趴在桌上休息。醉意朦胧的凤鸣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伸手去推已经昏昏欲睡的秀：“秀，再干，比赛还没分胜负呢！”
秀嘟嘟囔囔道：“表姐，你赢了，让我睡一会儿吧。”秀刚说完，凤鸣已经倒地醉得稀烂如泥了 － 她只是比表妹多撑了一口气。从此，凤鸣被封为家族的“酒神”。
酒量大的男女嗓门也大。凤鸣比表哥旗小一岁，比秀大一岁（旗和秀是亲兄妹），兄妹几人情同手足。三个人聚在一起说福州话时，个个声如洪钟，手舞足蹈，笑声传到百米之外。我们这些儿女们盯着他们看，示意他们在公众场所小声些，三兄妹皆不以为意，说：“我们福州人，天生的大和咙（福州人发音不准，将hou念成he）。”
旗大学毕业后去了江苏教书，秀先是在福建某偏远县城当医生，三十岁后全家调到北京。凤鸣六十岁时去江苏和北京游玩，顺便看望表兄妹全家，旗和秀的儿女们对凤鸣的印象是：姑妈（姨妈）老了，嗓音还是那么洪亮。
我的大嗓门的母亲的福州话“dei丫霸”（一级棒的意思），小时候和我讲《闽都别记》《水浒》《福尔摩斯探案》时，全是用福州话的，惟妙惟肖。这些书可是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覆盖面极广的，老妈能用方言娓娓道来，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在她的熏陶下，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用普通话和同学讲水浒，开口一句“鲁迪青大闹野猪林”，惹得同学哈哈笑，纠正道“是鲁智深，你将福州话掺和进来了。”
妈妈认为自己的福州话正宗，还笑福州边上的长乐人总喜欢在外自称是“福州人”，开口一个“尾”字（长乐人方言中的“我”念成“尾”，与福州话发音不一样），暴露了自己是个乡下人。说这些话时，妈妈完全忘了自己的祖家在长乐金峰，按中国人的“祖籍”定义，也是长乐人的。
金峰离福州只有几十公里，它一直是我心中的悲情小镇，承载着我们家族的几段悲怆的爱情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