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看抗战起讫时间之争议
——强权为何篡改历史
（瑞典）茉莉
“历史的天使”是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创造的一个意象。本雅明以此阐释他的救赎历史观：在巨大的历史浩劫之后，天使会凝视毁灭的一切，努力保存历史残片，以避免遗忘。然而，在抗日战争过去七十年后，中国共产党政府肆意更改抗战历史，企图折断“历史天使”之羽翼。
犹如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中共教育部一声令下，各级各类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战”字样，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中外独裁者都有篡改历史的癖好，随意将政治凌驾于历史真实之上。当年希特勒上台后，也曾把耶稣篡改成雅利安人。当历史成了任强权揉捏的面团，我们要做的是：抵制虚假历史，厘清历史事实，以国际法标准来划分与确认历史阶段。
@ 认定战争起讫，应看法律状态
国内外一致公认的“八年抗战”之说法，是指从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八年时间。但中共不顾当年抗日主力国民党方面的认定，擅自将抗战时间提前六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称之为“十四年抗战”。
奥威尔在经典小说《一九八四》里说：“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傲慢的中共以为他们控制了天下，历史也就应该在他们的操控之下。对于为什么要将抗战提前六年的问题，当局甚至不屑于给出具体理由。据有关人士解释说，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有东北抗联等武装力量与日本作战，这是要将抗战起讫时间提前的原因。
对于战前曾有少数武装力量在东北抗击日军这一事实，从来没有人否认过。但是，这种小规模的、断断续续而局部的武装行动，是否应认定为抗日战争的开始？对此，历史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否定“十四年抗战”的理由已经不少，笔者试图引进“国际法”与“战争学”的视角，来考察中国抗日战争的起讫时间。
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最根本区别是：前者是一种法律状态，后者是一种客观事实。战争的法律状态是指：除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事实以外，还要有一定的法律手续和程序，必须经过宣战和其他交战意向的表示。
按照国际法，我们可以认定：在1937年之前东北地区的武装冲突，只是小部分爱国者的民间行动，没有当时政府所行使的法律手续，不能构成战争的法律状态。直到1937年8月14日，执政的国民党发表《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宣称：“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这一声明表示了中国与日本交战的意向，正式的抗日战争自此开始。
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将军在他的《战争论》中说：“一场战争是一个被卷入国家的全部人口的政治、社会、经济、军事的总和之较量。”这个奠定战争学基础的定义，是“八年抗争”之说的理论基础。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行政院前院长郝柏村宣称：“不是有抗日活动就可纳入抗战范围，必须是进入全面抗战状态，才是战争的开始。”除了视武装冲突的范围大小、宣战与否之外，我们还必须从国家矛盾的角度，确定历史分期。当代学界公认的是：在1937年之前，中日两国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以国内事务为主。
@ 自命中流砥柱，中共徒留笑柄
如前所述，从国际法、战争学等各个角度看，中日抗战都只能算作八年。但中共当局为何如此热衷于嫁接不同的时段，为何要荒谬地把历史面团拉长？
其实这个“十四年抗战”的提法并不新鲜，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一些日本学者提出“十五年战争说”。这是一些日本自由左翼知识人出于道德的负罪感，表达他们反战的和平理念，但这一概念并未被日本教科书采用。然而，日本的良知却被中共利用来篡改历史。
中国方面的“十四年抗战说”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最初是东北抗联的研究者强调本地区的抗日功绩。官方最先的表态是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胡锦涛表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局部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胡锦涛关于“起点”的说法，在十年前受到一些具有学术勇气的中国历史学者的反驳。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张振鹍先生，就曾以抗战亲历者的身份撰文，有理有据地证明抗战只有八年。然而到了2015年，习近平在纪念抗战70周年讲话中正式提出“十四年”之说，俨然有一锤定音之势。一年后，中国教育部下达修改教材的函件。
那么，这样故意更改历史的目的意图是什么呢？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争夺抗战领导权的问题，中共借此塑造他们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形象。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一改，就改出大麻烦来，即国人有了兴趣回顾历史，挖掘抗战时的真相。结果是，很多网友对这一更改给予负面的评价，并进行了辛辣的嘲笑。
网友们评论的要点是：一，在1931年最先抗日的东北武装力量不是中共领导的，而是原东北军、保安部队及其他民间力量组成的“义勇军”。后来中共参与的抗联接受的是苏联的领导，还提出过“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二，当时中共红军还未被承认是合法军队，与军阀无异，他们不但没有“北上抗日”，还在江西瑞金建立“国中之国”闹分裂。后来红军受到围剿，其败逃路线是向南向西至西北，然后躲在陕北窑洞里，一个劲扯国民党抗战的后腿。
@ 强权惧怕学者真实有力的声音
由此看来，在民智大开的网络时代，想要把功劳归于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只能给人留下笑柄。无论中共怎么把教材改得面目全非，关于抗战起讫时间以及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地位作用，愿意求知求真的人仍能在网上找到真实答案。
那么，这样严重缺乏智商、凸显权力傲慢的蠢事，为何赵家会去做呢？这是因为，一旦某人掌握了至高无上不受监督的权力，他就开始迷信自己，误以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无所不能，不但能控制现实与历史，还能控制人们的思想与认知能力。
中国明代皇帝朱元璋就曾动用权力删除孟子的一些言论。孟子是战国时代具有民本思想的儒家人物，他有一些闪烁道德理想光辉的名言。例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些言论为一心巩固绝对君权的朱元璋所不喜，于是皇帝命令学者刘三吾修撰《孟子节文》。
西方的大独裁者也闹同样的笑话。希特勒上台后，为了以纳粹意识形态对德国人进行精神控制，于1939年设立神学研究中心，让学者篡改《圣经》。纳粹不但大砍大删有关犹太人的内容，还把“摩西十诫”改成了“纳粹十二诫”，更将身为犹太人的耶稣，改为与德国人一样的雅利安人。
谁能想到，纳粹过去大半个世纪了，我们今天又看到强权介入历史诠释，制造新的虚假神话。好在中国仍然有铮铮铁骨坚守学术良知的历史学者，例如前面提到亲历抗战的张振鹍先生，他曾挨过日本兵一枪托，由此终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成就斐然。还有在社科院主持《抗日战争研究》的曾景忠先生，他于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以毛泽东着作和中共中央文件证明“八年抗战”的概念，指出“九一八”抗战起点说不能成立。
在教育部发下函件之后，顶着歪风发表反驳意见的学者之中，有着名历史学家张海鹏先生。张先生的文章题为：对教育部《通知》的质疑——“十四年抗战概念”取代“八年抗战”远非史学界共识。该文直斥教育部的决定“是不慎重的，导致的后果将是倾覆性的”。然而，强权惧怕学者们真实有力的声音，张先生的文章很快就被“404 Not Found”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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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7年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