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岁月（二） 街坊邻居 我的伙伴

从这一篇开始，以后所写大多是我自己记忆中亲历或亲见的情景和事件，应该是五、六岁以后，也就是北平沦陷期间1941年、1942年以后的事情。

宣武门外的永靖会馆，是一个普通的标准四合院，青瓦屋顶、青砖墙壁和地面。位于南北走向的永光寺中街上，坐西朝东。大门开在院墙的东南方位。进大门，左手边是整个院子的东南角，有一个储物间，放些杂物。院子的西南角有一个公用厕所，蹲坑，男、女分开的。另外两个角上有厨房或小房间。四合院里，东、南、西、北各方位，各有一排三间比较正规的住房，一共住了六、七家人。每排房子门前的廊檐和走廊都很宽，走廊中间有3级（南房只有两级）台阶，走下台阶就到院子里了。院子中间偏南有两棵大槐树，槐树花开时节，遍地白色的槐花，真香啊！西后院（西屋后面的一排房子），也住了两家。

 

走进大门，右手边是东屋的一排三间房，住了三家人。傍着大门的一间算是门房，住的是韩大妈和她的两个儿子韩顺东、韩顺清（韩小四）。挨着他家住的那家人姓周，只有一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女孩十几岁，跟我姐差不多大，她们有时候说说话。当警察的梅长恩大叔和梅大婶家住在东屋最里面（靠东北角）的一间。梅家没孩子，两口子都很友善，梅大叔在街上看见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也总是很关照。

 

北屋的三间房，住着我们一家三代：爷爷、父母和我们姐弟仨。旁边，也就是院子西北角，有一个小房间，是给我生病的九叔住的。九叔是父亲的一个堂弟，二公的小儿子，以前是北大物理系学生，生病（一度精神不大正常）休学后“暂住”我家，后因战争就一直住下了。当时家里一共七口人，东北角上有一个小房子，是我家厨房。

 

对着大门的西屋，也是一排三间房。当司机的郭大爷家住了两间，郭大爷是河北人，有俩儿子。郭家大儿子比我们大些，大概很乖很懂事，记得我母亲总是夸奖他，但后来不幸生病死了。小儿子郭连青有时住这儿，有时住乡下。他常在院里摆个桌子写字，大字写得特别好，让我好生羡慕。郭大爷家旁边的一间房，之前是单身的老夏住在里面。老夏和别人不大交往，好像境遇很不好，有一顿没一顿的。日据时期，不知什么情况，死在屋里了。之后，可能是为了检疫防疫，封锁、消毒、等等的，很折腾了一番。后来的信息表明，那一年北平有很多人死于霍乱，其实是与日军的细菌战计划密切相关。抗战胜利后，一位姓李的国军军需官和他的陕西籍老婆住进了这间空房，大家称呼他“李军需”。

 

西后院还住了两、三家人。有一家姓刘，搬来较晚，好像是抗战胜利后才搬进来的。刘家有个女孩叫刘玛丽，长得很好看，比我小一岁，她在骡马市大街、菜市口附近的一所学校读书，跟我和韩小四都谈得来。她说她爸爸在美国留学，这家男主人是她的叔叔。有一次交谈，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抗战胜利以后不久，我9岁，她才8岁上下吧，她告诉我，他们的老师讲，现在日本人已经投降，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又要开始打仗了，老百姓还要受苦。说着，深深的忧虑让她难过得流下眼泪，我听了也很难过，不知该怎么安慰她。我们的老师没讲过这些。

 

南屋的三间房，住的是张大爷家，也是司机，给人开车。张大爷也是河北人，他妻子是小孩的后妈，常常一边给小孩洗澡，一边打孩子，我们都很讨厌她打小孩。记得小时候，妈妈常以此“教育”我，“你要是不听话，把我气死了，你就会有后妈。”

 

四合院里十来家人，从抗战前，到日占八年，到抗战胜利，大家互相照应，邻里关系很融洽。还记得沦陷期间，母亲和大妈大婶们讨论混合面要怎么做，才能捏到一块。抗战胜利以后，父亲和梅大叔、郭大爷等，常在我家一起议论时局。

 

父亲可能是院子里唯一的知识分子，比较受尊重。之前有工作的时候，家庭条件也比较好。1942年以后，父亲就没工作了，他坐困愁城，一筹莫展，真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一大家人，多是小的、老的、病残的，只能靠母亲摆摊出售家中物品和变卖家具来维持生活，非常艰难。姐姐初中毕业后，没升学，去做了店员，也赚点钱补贴家用。

 

沦陷期间，凄风苦雨。已经在我家住了七、八年的九叔离奇“失踪”，再无音信；还不到六十岁的祖父也没能熬过混合面的岁月，病故后葬在某处湖南义园。

 

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经人介绍，父亲总算在南京找到一份比较合适的专业文字工作，先行离开北平。1947年夏天，我们一家人分两批先后离开住了十几年的北平的家，我和母亲是最后走的，要离开相处十几年的老邻居，大家都很不舍。临走前一天，母亲买了些酒、菜，请了院子里的大妈、大婶们，算是告别，那一天母亲喝得有点多。

 

“永靖会馆”，是清朝时候湖南省籍人士在北京城建立起来的 21 个会馆之一，民国以后，成为湘籍赴京求学、谋事人士的暂居之所。到三、四十年代，似乎又经历了很多变迁，当时住在会馆里的这些人家，大概只有我们一家算是和“永靖会馆”直接相关。当年，湖南人住这个会馆可能只需象征性地交些房租，但没有印象，故不能确定。非湖南籍的住户还是要交些房租，估计也合理、低廉，住户很稳定。

 

听大人们说，韩大妈家也和会馆沾点边。她之前给人家帮佣，是随先前的主人（湖南籍人士）住进来的，后来主人家不知什么情况走了，韩大妈留下来了。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宋哲元部队当兵，后来没消息了。在出了一个事情以后，二儿子躲出去，竟没回来，也无音信。小儿子韩顺清（韩小四）腿有些瘸，年龄和我相仿，是我的小伙伴之一。不过，他是报童，挺忙的，没上学，他哥失踪后，全靠他卖报养家。韩大妈负责早上开院门、晚上关门，算是“门房”，免了她家的一些费用，大概是电费什么的，由大家分摊了。

 

另外几个玩得很好的小伙伴，不在我们这个院子里。郭小五，比我大两岁，住在永靖会馆南隔壁的院子里，在宣武门里一所教会学校上学。他爸爸开饭店，每天都很忙，对他管束松些。每逢周末，他总想出去玩，我也跟着他跑了不少地方。刘殿平，比我大几岁，小名叫二丫头（我们当面不敢叫），住在永靖会馆正对门的一个院子里，且是街面房。和我一样，也在公立的梁家园小学上学，记得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上五年级了。刘殿平的爸爸是拉房縴的（经纪人），家里比较富裕些。后来他家装了自来水，我和弟弟从他家抬水回来，倒在自家水缸里（好像我们院里的人都从他家取水，记不清了）。刘家在院子里养一缸金鱼，还养了两、三只鸽子，喂得很熟了。小伙伴们都喜欢他家鸽子，偶尔也让我们握在手上摸摸，这才知道鸽哨（风葫芦）是怎样装在鸽子尾羽上的。有一次，他要给鸽子盖窝，说需要几块红砖，放在屋顶，给鸽子作为认家的标志用。正好宣外大街附近的工地上有红砖，有点远，我们每个人都自愿地帮他搬两块，也就够了。刘宝华，住附近，也常在一起玩，不知道他家是做什么的。

 

母亲有时关照我，不让我老跟这些孩子在一块瞎玩、瞎跑。所以小伙伴们要找我的话，不敢到家里来，而是在我家后窗户叫一声“小炎子”，我就闻声而去。后来回想，当年跟着这些小伙伴们“混”，也有不少乐趣，长了不少见识，不过呢，。。。。有些事情，直到1981年陪父母及首次回国探亲的姐姐回北京旧地重游、“敛脚迹”时，才对他们“坦白交代”，解密了嘛。

 

附近也有几户住独院的人家，显然和住杂院的不是一个阶层，他们的孩子也不和街道上的孩子一起玩。永靖会馆北屋的墙外是一条很窄的巷道，巷道另一边就是一位姓陶的律师家的院墙，大门靠近巷道和南北向永光寺中街丁字相交的街口，门旁挂有牌子 “陶xx律师公馆”，平常院门总关着。陶家有个女孩，跟我姐年龄相仿，人相熟。附近还有一家姓左，也是独院。北面的街上还有一家，院子更大，有花园的。南面有尚小云的公馆，那是有一幢两层楼房的院子。

 

前后街上还住了几家日本人，也有年龄相近的日本小孩。他们上日本学校，就在梁家园小学旁边。上学的时候走同一条路，时常遇到，但互不理睬。母亲经常关照我们不要和日本孩子玩，更不能招惹他们。我们尽量避开他们。但在我们几个玩弹球时，有些日本孩子常常要凑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可他们输不起，经常耍赖，德性不佳。终于，有一回出了意外。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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