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战争2

以史为鉴、通达古今、活个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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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朝鲜事变

上文书我们说到,朝鲜国王族远支,李罡应利用高层的斗争,骗取大王大妃赵氏的信任,将自己的十二岁的儿子李熙扶上王位。三年之后,到了给该给国王李熙找妃子的年龄。大院君李罡应熟读中国历史,深知后宫外戚的厉害。为了将权力控制于自身,他煞费苦心为子寻妻。首先是家族大的,兄弟姊妹多的不能选,父亲职位高的,门生故吏多的不能选。选来选去,选中了自己妻子闵氏的远房侄女(该女比李熙大一岁)。因为这个侄女孤身一人,老父亲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落魄死去。大院君一厢情愿的认为,再加上与自己妻子是姑侄这层关系,一个小女子进的宫来,一定是服服帖帖,孤掌难鸣。

谁知事与愿违,就是这个小女子,将朝鲜闹到天翻地覆。

1866年,朝鲜国王李熙大婚,取闵氏为妃。闵氏颇有文化,不善女红,喜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由于自身身世的原因,学会冷眼观世界,这时国王李熙正与一个小一点的李氏副妃打得火热。闵氏看在眼里妒在心头。不久闵妃也怀孕了(在此之前,李氏副妃已得子,但属庶出。),高兴莫名,毕竟自己的儿子是嫡出。谁知好景不长,儿子便秘,常拉不出屎。为给嫡孙子治病,大院君亲自进山采人参。谁知,嫡孙吃了大院君给的药后几天就死了。这下引起了闵妃的猜疑。由猜疑而生恨。闵妃太熟悉吕后与戚夫人的故事。每想及此,都令她不寒而栗。因此,掌权就成了她唯一的追求。朝鲜的大权在大院君手里掌握,要夺权就要依靠李熙这个傀儡国王丈夫,打着让国王亲政的名义,把权力收回来。从此后她就留意对大院君不满的人。

要说这世界上,对待每一种事务都会有两种意见。朝鲜国内因为各种原因,对大院君闭关锁国正策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闵妃留心结交宫廷内外反对大院君的人,组成一股反大院君的势力,闵氏很有手腕,大院君李罡应的大儿子李载冕,及李罡应的亲哥哥李最应都被闵氏收罗其中,连不被大院君重用的赵大妃一派的旧臣赵宁夏、李裕元,都在闵氏笼络其列。

为联络外援,顺理成章的,闵妃暗中结交日本人,以获得支持日本的支持。鼓动这些人发起让国王亲政的舆论,趁机弹劾大院君擅权。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面前,大院君无以应对,只得只得下野离开王宫。通过这件事,大院君也弄明白了,是闵妃在幕后作祟。但一时也无奈她何。

从此朝鲜的国政操在闵妃手中。但闵妃并非治国能手,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日本人之外,治国上一无建树,反倒是讲究排场、讲究浮华,夜夜笙歌,崇信巫祝,问题是,国家富裕,你行点乐也行,可当时的朝鲜正处在内忧外患频发。国库亏空,民不聊生的时期。

外交方面,闵妃一派在政治上投靠日本人,在汉城附近建成一营新军,名曰“别技军”,由日本人训练,采用日本军制,月月关饷,加剧了旧军队与新军的矛盾。而日本人并未因大院君下野,闵妃亲日就将吞并朝鲜的野心收敛。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军舰等三艘军舰,在釜山寻衅未果,9月转至汉城附近江华湾宣示武力。遭到草芝镇炮台轰击。日舰开炮,双方交火,互有伤亡,日舰掳掠略烧杀而去。此为“云扬号”事件。

1876年,日本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为副全权办理大臣,率军舰三艘,运输船四艘,士兵1000余名,直抵朝鲜仁川执行签约任务,太政大臣对他两人的训令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但同时在日本国内,有做好当朝鲜不同意签约时,出兵进攻朝鲜的准备。日本对朝鲜这么大的行动,不能不忌惮大清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这种策划时,日本就派使节到北京,就与朝鲜签约一事询问清廷的态度。大清总理衙门的回复是:“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由此,日本使节得出结论:“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今后日本国政府在此问题(指:与朝鲜缔约问题)上已无再同清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必要”。这等于是把朝鲜给卖了,让朝鲜成了无娘的孩子。

评:

  这是大清一自误。从此,大清在道义上处处被动。从后续的事变中,我们也开到,大清对朝鲜的态度,处处矛盾(可以说是混乱),从无定见。导致在朝鲜国内,从有亲清派到无亲清派。

  1876年元月,朝鲜获得釜山倭馆的正式通知,日舰即将来朝,追问“云扬号”责任,签约或可避免。并要求朝鲜派大员出城迎接,否则直趋汉城,在此情势下,朝鲜派出派判中枢府事申櫶为接见大官,派 都总府副总管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岛迎接日本来使。

 

日本蛮横的行为,使朝鲜举国震动。大臣们立刻分成对立的两派——签约派和拒约派。当年弹劾大院君的巨儒曹益铉带领一群拒约派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与日本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

大院君也借此事件发声说:“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坚决要求与日本一战。

闵氏集团,本是亲日派,加之担心大院君借此死灰复燃,因此急于结束此事,因而,积极推进签约。

1876年2月,朝日在江华岛演武厅签下《江华岛条约》(日称:《日朝修好条规》)。条约主要内容有:

  1. 承认朝鲜是独立主权国家。
  2. 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
  3. 无关税限制。

被清朝官吏称为三大恶法。但是说这话有什么用呢?

甲午年日本寻衅大清,就是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作为借口寻机向大清发难。

   此例一开,西方列强,也纷纷仿照日本与朝鲜签约。而大清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则持乐见其成的态度。认为列强的加入可以抵制一部分日本的势力。因此特别劝告朝鲜与列强签约。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被认为是朝鲜打开国门的标志。

1882年,朝鲜北方大旱,粮食大面积歉收。这对本来就饥民遍地的朝鲜是雪上加霜。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朝鲜军队已经13个月没有关饷。汉城郊外的旧军武威营和壮御营官兵及家属万余人,聚众闹饷。引发兵变。兵变发生后,各地饥民陆续参加,队伍不断壮大。造反军仇日,为统一指挥,想到了被下野的大院君,万余人赶到大院君的住地,高呼口号,要大院君出来住持。大院君出现在造反军民面前,表面上宣称:吾老矣,圣上仁慈。…….但私下里,召见造反军领袖,并派出自己的家臣秘密加入造反军,从中指挥。很快,造反军就有了章法,分兵几路,攻击要点。并喊出政治口号——杀尽闵氏,杀死倭人。沿路杀官占府,攻击倭馆,杀死日本侨民,捣毁别技军营地,日本教官堀本礼造被杀。日本驻朝公使馆受到攻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不得已自焚公使馆,率领公使馆日本人,持枪边射击边撤离,花房义质一行辗转到仁川,在仁川府的帮助下,登上一艘英国测量船逃回日本。而闵氏集团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兵力,别技军被造反军捣毁,无力镇压,对局势失去控制。造反军攻入王宫,专杀闵氏,闵氏集团的高官大员及闵氏族人多被杀死。闵妃化妆成宫女潜逃出宫。此次事变,史称“壬午兵变”。

面对乱局,国王李熙手足无措,只得请大院君入宫,宣布政归大院君。大院君重登政治舞台。

朝鲜的乱局,大清竟然不得以闻,朝鲜臣服大清二百多年,大清竟然没有向朝鲜派驻一个官员。朝鲜官方虽然使用大清的年号,但是民间仍然使用明朝崇祯的年号。所以,朝鲜内乱的消息是大清驻日本公使黎庶昌传回国内的。

这一次大清到没有无动于衷,立刻做出反应。这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使军队的装备有所增强,尤其是海军的建设,有了一些规模。另一方面,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让大清国上下都憋了一口气。

这是候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是张树声(李鸿章因丁母忧,皇上恩准了100天假日)。张树声一面到处打听朝鲜内乱的情况, 闵氏集团派驻中国的两个人:领选使金允植和问议官鱼允中,是张树声询问最多的人。而这两个人是闵氏集团的派员,所以,极力证明,朝鲜内乱是大院君在背后指使,要求清廷出兵平乱。再说,按大清的正统观念也只能这么理解。这就做成了以后大清在朝鲜没有盟友的悲剧。

8月10号,张树声派出有外交经验,懂英法两门外语的道员马建中,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鲜问议官鱼允中率领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赶赴朝鲜,调查事件;一面向清廷奏请出兵;同时只会李鸿章。终于迈出了大清两百年来干涉藩属国内政的第一步。

前赴朝鲜打探实情的丁汝昌于8月14日回国(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携带了马建忠力主出兵朝鲜的凑扎,马建中建议说:“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为了压制日本,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政府终于同意出兵帮助朝鲜王国平乱,准备以宗主国身份兴兵问罪。

1882年8月17号,淮军将领吴长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带领北洋水师 “杨威号”、“超勇号”、“威远号” 三舰和数艘招商局的商船承载3000名淮军士兵出兵朝鲜,朝鲜人金允植随行。

书行至此,我们不得不稍作停顿,因为按顺序,我们将引出一个大英雄。他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袁世凯的发迹,起自朝鲜。所以,我们不得不将袁世凯的情况介绍一下。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袁家几百年来,读书耕种,未曾发迹。只是到了袁世凯祖父那辈人,袁氏突然开始发迹。科举社会里,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靠科举成命,一旦中了进士,授了实职,家族慢慢就可能发迹了。

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是庠生,生有四子,长子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次子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三子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四子袁重三是生员。

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袁甲三也有两子,长子袁保恒道光庚戌年进士,次子袁保龄同治壬戌年举人。

袁氏一族的发迹,起自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袁甲三进士及第,充军机章京。后因太平天国事起,同曾国藩一样住持团练防匪。袁甲三确有天生将才,在他住持下,接受别人散乱之兵在安徽河南交界地,同时与太平军和捻军交战,屡战屡胜,官位也不断上升。虽未像曾国藩那样获得更大的财政之权,但与战争上战功卓著,却更显得难能可贵。

袁甲三的高位,自然带动了家族的兴旺,也造就了他下一代的几个才子。他的长子袁保恒颇具将才,在军中屡建战功。二子袁保龄被誉为“中国军港建设第一人”,旅顺港就是他住持建设的。

袁甲三的同母大哥是袁树三,也是袁耀东的长子,本来兄弟二人都拼命的学习八股文,希望科举成名,出人头地,但因,家计艰难,作为老大的袁树三只得放弃研读文章,而以廪贡生的资格去陈留做了训导兼摄教谕。由于袁树三在当地的口碑极好,被钦差看上,以小小的训导职位去住持黄河决口的修缮工作,后来累死在黄河大堤上,膝下两个儿子:袁保中和袁保庆。

长子袁保中一生没有做官,但捐过一个“同知”,在家族中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政农活。次子袁保庆则官至二品,实授“江宁盐法道”,掌管江宁(南京)府的食盐事业。

所以到袁世凯出生时,袁家已是官宦大家,一方望族。

1866年,袁保庆回家省亲,看到活泼爱动的袁世凯,很是喜欢,考虑到自己不惑之年膝下无子,向大哥求将袁世凯过继,以继烟火。袁保中当然没有不同意的。

要说袁世凯生来就与战争有缘。据说,袁世凯出生之日,刚好家里也接到袁甲三大胜仗的消息。袁保中就想出了一个“凯”子,再查家谱排的序,应该是世字辈,所以就有了“袁世凯”这个名字。

袁世凯随袁保庆住在军中,耳闻目睹,就有了军人习气。袁保庆死后,关系最近的袁保恒和袁保龄共同抚育袁世凯,袁世凯就了解了很多办事的方法,治军的道理。

不久他的生父袁保中、叔叔袁保恒。老家袁氏将家产分家,袁世凯在袁保庆的名下分得一份厚厚的家产,这时他只有十九岁。这下他可以任意挥霍了。他不事农活,整天喜欢饮酒赋诗,谈论时事,谈论兵道,曾在家乡成立了两个诗社,不久仗义疏财,接济穷士,有古士之风的名声,就传播出去了。当时,徐世昌正穷困潦倒,在陈州开馆教小孩子读书的,慕名到袁家拜访袁世凯,两人议论时政,吟诗唱和,相见恨晚。很快就结为金兰。不久袁世凯就出资支持徐世昌赴京赶考。徐世昌走了。袁世凯终于憋不住了,1881年,袁世凯带领家人旧部几十人投奔吴长庆。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保庆是金兰兄弟,以前就见过袁世凯,对袁氏的投奔很欢迎。1882年,朝鲜事发,袁世凯以军务处帮办的身份随吴长庆出征朝鲜。这一年,袁世凯刚好22岁。

从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出手就不凡,看得出,出入官僚衙府,将军幕府自然会耳闻目濡。所以经验和学习,对抓住机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那句话——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袁世凯的职位,就相当于抓后勤的,但又负责规划行军路线,有点像参谋的角色。8月20号,大清军队抵达朝鲜,这时,吴长庆探知,日本舰队已先于大清到达朝鲜,驻扎仁川。为避免冲突,吴长庆选择在距仁川七十的马山浦登陆。吴长庆下令要部队迅速下船登陆,并布置营地。命令下达后,有营官报称,士兵不习乘船,多有晕船,请在时间上稍缓。吴长庆大怒,令袁世凯代理此营官指挥。袁世凯指挥若定行事果断,两个小时内即登陆并布置完毕。深得吴长庆欣赏,当众给予表扬。中国军队受到当地朝鲜官员和百姓的欢迎。

 军队驻扎朝鲜,难免有散乱入村,抢夺百姓鸡鸭鱼肉,柴米油盐,及生活用具的现象。吴长庆又将整顿纪律的任务交给袁世凯,并颁以令箭,执掌处罚权。据张骞回忆说:当张骞陪同吴长庆进驻行馆后。

 

袁世凯来汇报说:现有事须禀明大帅。

吴说:好好,你说吧。

袁世凯说:军队中有抢掠朝鲜百姓的事发生。

吴长庆不待袁世凯把话说完,焦急的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答道:我已请出令箭,斩首七人。现有七颗人头在此。说罢将人头呈上。

吴一边看着呈上来的人头,一边对袁世凯说:好孩子,好孩子,你不愧为将门之子。

事后有人作诗,揶揄袁世凯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的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的人头七个来。”

经过这件事,吴长庆在治军上更加依赖袁世凯。更他给多的领兵机会。

 

朝鲜当时的情况是,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大院君重掌政权。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已经率领部分日军于8月16号到达汉城。大院君本不准花房进城,但由于花房义质带兵而来,日本兵临城下,大院君迫于压力,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花房义质提交了一份“要求函件”日方在“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民官民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驻兵权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花房看出朝方的拖延战术,怒称谈判无法进行,准备开战,率兵撤出汉城,退回大本营仁川。汉城居民和官员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大院君准备全民抗战,击退日军。这时,清军已经抵达朝鲜的大院君获知此讯喜出望外,马上派人联络清军。

   花房义质一怒之下撤出汉城的举动,给清军创造了一个机会。本来由于吴长庆赴朝时,已获训示:避免与日军作战。所以虽然清军人数多于日军,但是为避免冲突,吴长庆没有进城。

   在见到大院君派来的人,获知日本撤兵这个契机后,马建中率领两百清军进入汉城见到了大院君,大院君清马建中调停朝日冲突。

而吴长庆也领大军与8月25号先于日军进驻距汉城7里地的屯子山。26号吴长庆将军务布置停当后即入汉城,并见到大院君,稍作交谈,即退出。当天午后,大院君亲赴吴营回访,双方笔谈,由午之暮,吴长庆预作安排,大帐里只留马建中一起与大院君笔谈,大帐外面,袁世凯领人出面挡住了跟随大院君的卫队,而丁汝昌亲率有一百余名水兵也已侯在不远处。

马建中同时潜派人员与日军沟通,将清军准备扣押大院君的平乱方案预先告知日军,获得日军的谅解。在这做了些铺垫之后,马建中陪同吴长庆一起与大院君笔谈。日暮时分,得到信号,知道丁汝昌已经准备停当,马建中随即改变语气,问大院君说:“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大院君答道:“知之。”,马建忠又道:“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无赦。”不待大院君狡辩,吴长庆一个手势,两边武士簇拥大院君出账,大院君被迫坐进早已预备好之肩舆,在丁汝昌率领的水兵的押解下,匆匆赶往北洋水师驻泊地,连夜登上船,押往中国天津,后转保定软禁。

评:

  中方逮捕大院君结束兵变事件,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是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也不免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又讨好日本的成份。

唉,中国清末民初对日本的很多屈辱史,都是由于怕惹事,而屡屡肇事的;想和平而屡屡被战;想委曲求全而往往不能得全。此并非我一人所见。有位知名台湾历史学家也写过类似的话语,他写到:“翻看一部近代中国史册,不知有多少耻辱与损失皆由此一“委曲求全”的苟安心理所招致。结果是怕事反而有事,怕损失反而受到更大的损失。这实在是中国人应该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有些道理的。

 

扣押了大院君,造反部队群龙无首。8月28日傍晚,吴长庆再派袁世凯将大院君的大儿子大将军李载冕诱拘于南别宫,以北洋水师派兵看守。当夜,吴长庆调派副将张光前、何乘鳌,总兵吴兆有,率兵3营,扫荡乱兵驻地,经过短兵巷战,直到天明,共生擒170余人。后吴长庆进行甄别,整治主犯,胁从不问,找出主犯十人,就地斩首。其余释放回家。乱军遂平。

9月,吴长庆派出两路分队,寻找闵妃,10号,找到闵妃。13号,闵妃在清兵保护下返回王宫。重掌大权。从此,闵妃由亲日变为亲清(而大院君则恨死大清了。)。

   此事件,日本吃瘪,眼看着大清官员行事而无可奈何。这是大清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事务上第一次露脸的一件事(另一次,就是袁世凯处置甲申政变)。

   此件事之后,李鸿章为了防止日本偷偷对朝鲜下手,下令北洋水师定期巡视朝鲜元山、釜山、仁川,江华等地,直至甲午海战发生。

 

同年10月,吴长庆向清政府报上有功人员,称袁世凯“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清廷遂封袁世凯“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袁世凯跳过科考这道门槛,正式进入仕途。

日本人看着大清官员随心行事,评定朝鲜动乱,自己晒在一边凉快。恨得牙痒,但迫于清军势大,也只能捞点外快。朝鲜政府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主动提出与日方谈判。华房义质欣然同意,双方在济物浦的日舰让会面,谈判中,朝方代表每每要把日方的要求汇报给马建中,听从马建中的意见。谁知马建中竟在李鸿章的大意之下,让朝鲜跟日本签订了一份(是为两份,一份是《济物浦条约》,一份是《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对朝鲜不利,对中国更不利的不平等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体现了日本的要求,即:惩凶、赔款、驻兵、谢罪。

 

朝鲜答应赔偿(后在文字上修改为“填补”)日本人员及资产损失55万元,同意日本处于保护日方公使的目的,在公使驻地附近驻军。此举为日后,日本入侵朝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评:大清虽然在处理兵变上占上风,但是由于主政大局的李鸿章一味的向日本迁就妥协,使整个事件变得,大清挣了面子,日本不战而得了里子。战前:避免与日本开战,不要让朝鲜得罪日本的指导思想,才有了扣押大院君要先知会日本人,获得日本人的谅解,事后,又要求朝鲜与日本签新约,使日本获得赔偿,和驻兵权。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李鸿章错莫大焉!

 但当时的清议则没有看这么深,只是把指责到落到了马建中的身上。

 袁世凯也看出了,马建中的意见将在日后给中国给朝鲜带来的麻烦。因此他毫不客气的对朝鲜接待清军的朝鲜官员金昌熙说:“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指马建忠)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袁世凯这样诅咒马建忠。也不知道是马建中参透了李鸿章的大意,还是真的是马建中自作主张。

李鸿章对日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绥靖政策。他显然没有料到,对日本越退让,就越激起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而且他还有一种幼稚的认识,他总认为,他本人与伊藤博文私交不错。以普通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来看待他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他忘记了,他们两个人是国之重臣,所言所行是代表两个国家的,不能简单的以普通人的朋友关系论之。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再好,但在国事上是身不由己的。

“壬午兵变”后,闵妃重新掌权,但其内部开始分化成“保守”与“开化”两派。“保守”派掌权,坚持旧秩序,思想上亲清,因而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亲日,开化党是由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贵族青年组成,希望依靠日本的势力,推翻“保守”派政权。两派明争暗斗,朝堂上的矛盾日益加深

 

 

   1884年4,受中法战争的影响,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营官兵回国驻防。其余三营留在朝鲜,由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带。袁世凯这时已暂露头脚,受到吴长庆和李鸿章的欣赏,也留在朝鲜,被授予“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之职。

  

由于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中出色的表现,事变平息后,袁世凯获朝鲜国王及闵妃青睐。并向大清请求留袁世凯为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后来获得在小店练兵的职位,应该说是始于朝鲜的这段经历。也由于袁世凯和王室来往密切,日本人有意在书中,诋毁袁世凯,说袁世凯当时与闵妃有染。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中法战争,大清马尾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式微消息传来,“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勾结日本人密谋发动政变。

  

这群年轻人,比较崇洋,平时跟日本人走的比较近,这年11月,金玉均、朴泳孝二人去日本公使馆比赛围棋,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择机对他们说:“清国之将亡。汝等为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会。”金玉均说:“公使说得对,中法开战,清国必败,这倒是摆脱中国束缚的大好机会。”竹添进一郎拍拍金玉均的肩膀说:“我在日本时早就听你说胆识过人,果然如此。”金玉均说:“公使夸奖了。”竹添说:“不要客气,你们跟我来,有一个秘密计划告诉你们。”金玉均和朴泳孝弃下围棋残局(也许下棋就是个幌子。),跟竹添进入密室。

 

 

经过一番活动,几个年轻人(即所谓的“开化”派),决定在12月4号,乘邮政局落成典礼,举行宴会之际发难,刺杀掌权的“保守”官员挟持国王。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举行宴会之时,“开化”派暴动份子和日本人策划在屋外安置一枚炸弹,以炸弹爆炸为号动手,同时炸弹的爆炸必引发发动乱正好趁机杀人。谁知事到临头炸弹哑火炸不响,只好临时改为将傍边的一座房子点燃,屋里各官员看到傍边火起,纷纷除外查看,“开化派”份子一拥而上,乱刀砍倒“保守”派大员闵泳翊(未死),其他官员各奔东西。“开化派”首领,急急奔回王宫,趁乱入宫,向国王谎称是清军作乱,逼国王“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召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率兵进宫护驾。竹添得信,即率领100日本兵进宫。当晚“开化”派接着发矫诏,召“保守”派六大臣入宫杀之。

 

   这次事变史称:朝鲜“甲申事变”(由于开化派主张打开国门,接纳西方,被有些人称为:朝鲜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天,开化派即紧锣密鼓地组织政府,并以国王的名义函告各国使节,而这些使节,事前都程度不同的与开化派有些联系,到此时自然乐意捧场。纷纷进谒国王,祝贺新政府成立。一时间博冠玉带,车水马龙,好像政变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弹冠相庆了。

 

  开化派最大是的失误是忽略了袁世凯的存在,上文说到,袁世凯与闵妃关系密切,且正在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军,其果敢作风,勇于任事的态度很受吴长庆、李鸿章等人的欣赏。

 

  参加新邮局大厦落成典礼的陈树棠,逃离动乱现场就奔了大清军营,但是陈树棠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情况。执掌兵权的吴兆友,张光前、及军务帮办袁世凯,听了陈树棠哆哆嗦嗦的报告后,不摸实情,决定查看一番。即由袁世凯带领两百士兵连夜前去查看情况。袁世凯带兵赶到邮政局时,已是人去楼空。随后赶去王宫,看王宫四门紧闭,不得要领。碰到新军前后两营朝鲜并进王宫,袁世凯上前打听,带队的军人只说是护卫王宫,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清楚。袁世凯等不到实情,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带兵回营。

 

   直到次日下午,才获知是开化派政变,旧大臣多已被杀,开化派已改组政府。英、法、美国公使则是知会陈树棠,要求清军保持中立。事变当天金允植也派人来告说:请不要动兵,以免伤及国王。而得以脱身的旧大臣,则逃奔清军营地,“痛哭乞师”,请求清军出兵平叛。

 

清军将领对于目前这种严重的事态,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意见不一。吴兆友、张光前及陈树棠主张立即呈报北洋(李鸿章),等候指示。

 

但是袁世凯认为,等北洋的指示“缓不济急”。作为监国身份的清军,不能对政变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清军驻此就是代表皇上的,动乱劫持国王就是欺君,清军应该立即弹压动乱,恢复秩序。吴、张、陈、袁几个人一时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政变第三日一早,由开化派组成的新政府,公布了“新政纲”其主要内容有:“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似乎是政变成功了,“开化”派高兴的太早了。新政张贴公布,汉城官民始知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发动了政变。一时人心浮动,朝野都有人奔清军大营通报,乞师勤王。金允植也逃到大清军营哭请王师靖难。

 

清营里面又一番争论,吴张陈三人,无法说服袁世凯,袁世凯激愤的说:北洋如有怪罪,甘愿一人承当。吴张考虑到袁世凯的背景,及来朝后的作为,只得同意袁世凯的意见,立即行动。 但是吴兆友,还是认为按照大清与日本的《江华条约》必须知会日方,应该通知日本驻军,免得误会。6号早上10点左右,大清在朝驻军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告知日方,清军有维护朝鲜安定之责。希望日本谅解。直到下午4点,日方没有回应。吴、张、袁三人讨论后认为不能再等,立即发队出兵。袁世凯率兵攻中路,吴兆友、张光前从左右两侧向王宫攻击。中路军在二道门遇到抵抗,一时枪声大作,守王宫二道门的是日军,据建筑物向下射击。袁世凯发现守军中有日军,即派军中训导陈长庆去找竹添交涉,竹添拒不接见,而日军向清军猛烈射击,清军亦猛烈还击,日军放置的一颗炸弹爆炸,炸死炸伤袁部数人。为鼓舞士气,袁世凯身先士卒,清军奋勇向前。此时朴泳孝等督率朝鲜新军前后两营来助日本人抵抗。中路战事激烈。激战中朝鲜军前营死伤惨重,朴泳孝怕死先逃,后营所剩100余人,倒戈加入袁世凯的部队,开始向日军射击。日军处境更糟,开始后退,直退到后苑的山上(朝鲜王宫背后是座山),吴兆友、张光前与袁世凯中路军会合,包围日军占据的山头。这时天已经黑了,当时吴兆友、袁世凯等人以为国王被日军裹挟,担心天黑恐伤及国王,决定暂时撤围,日军得以逃回日公使馆。

 

    袁世凯率领一营清军及朝鲜新军左右两营,直奔王宫正门,吴兆友和张光前也分别领兵左右包抄。此时国王和闵妃被软禁在景佑宫。袁世凯在正门挥军直入,遭到守军抵抗,袁世凯身先士卒,王宫守军看到清军到来,而且又是袁世凯领兵,守军中有几百人是受过袁世凯训导的,此时临阵倒戈加如袁世凯的部队。开化派并无多少实力,全靠日军的武力支撑,但是竹添进一郎只带了100名日军,自然不是袁世凯所率兵力的对手。几百守军一倒戈,开化派与日军组成的守军立刻瓦解。竹添自知不能抗衡,索性丢下政变诸人不顾,率兵逃走。

 

混乱中闵妃携王子逃出王宫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领兵占据王宫,却不见国王,经多方查询,并公告悬赏知情人,终于在晚上后获知,国王被洪英植领人劫往城北关帝庙,袁世凯立刻领兵而往,国王知道清军来到,要出庙接受清军保护,死硬份子洪英植,百般阻挠,被在场的朝鲜军人当场杀死。袁世凯救出国王,带往清军大营。

 

翌日,袁世凯带兵送国王及闵妃回宫,恢复旧制,政变遂平。为防有变,袁世凯亲自带兵驻扎王宫,稳定人心。从此朝鲜一切政务皆先禀袁后递国王。

 

竹添进一郎逃回使馆后,遭到汉城反日百姓的围攻,十分恐惧,亲自将使馆点燃,然后率日本人和开化派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逃往仁川日本领馆。后逃回日本。从此日本更加仇恨清国(无论有无此事变,日本从国策上讲,都是要侵吞朝鲜,侵略中国的。)。

 

经此事变,袁世凯更认为,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理,12月15日,他将事变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李鸿章。对处理朝鲜藩属的关系,他献计说:

 

“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数年必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国,即派大员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袁世凯写到:

“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艘,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不可幡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

 

对付日本人则“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

高论!!!

 

评:

   笔行至此,我不得不为袁世凯喝声彩!所论甚是高见!然此观点又为常识也!无论是双方对战,或是生意场上,拟或普通人之间,这点智慧都是要有的。但往往由于每个人性格的不同,胆识的不同,而用不好这句话。看看李鸿章住持的外事,弄得如此之遭,就是一个活列子。

 

 

 

而李鸿章接到在朝官员的陆续汇报后,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朝鲜国的政变,喜的是袁世凯能面对事变,勇于任事,果断处置,为大清保住了地位和颜面。长了大清的志气,灭了日本人的威风。但也多了一份忧虑,忧虑日本肯定是要来纠缠的,如何应对,凭增一份忧虑。

 

不出李鸿章所料。日本公使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社会上出现游行示威,喊出“膺惩清国”的口号。而袁世凯驻扎王宫,势压国王,也遭到大清朝内一些人只会玩嘴皮子,纸上谈兵的人指责,甚至也有人附和日人声势指责袁世凯“擅起边衅”。李鸿章在内外压力下,只得派吴大澄、续昌赴朝查办。吴兆友等人本来就是被动附和了袁世凯,现在上峰追查下来了,当然要与袁世凯划清界限。为了撇清关系,不惜乘机添油加醋地揭发袁世凯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事情。

 

实际吴兆有等人判断错误,李鸿章内心是十分欣赏袁世凯的,李在处理外事中受尽了窝囊气,正无处发作,正是袁世凯这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让他吐了口恶气。从以后李对袁世凯的维护和提拔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885年,吴大澄等人到达汉城,即令袁世凯撤回在王宫内的驻军,不得妄动,听后查办(有点双规的味道)。但经吴大澄和续昌查证,多为诬陷之词,但也确有挪用军费,资助事变中死难官员家属的事实,李鸿章令袁照数赔偿。

 

对来自国内的这种不公待遇,袁世凯心灰意冷,遂以家母生病为由,请假省亲,袁世凯乘坐吴大澄回国的船一同回到天津。免不了要进见李鸿章,袁世凯当面向李鸿章献治朝之策。袁世凯说:日本屡挑事端,吞并朝鲜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国欲保有朝鲜应“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此为上策,如其不然比为所累。而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李鸿章当面未置可否。袁世凯随后回到家乡项城。而李鸿章随后对朝鲜的政策,不幸偏偏就是选的袁世凯的下策。此时天意,还是性格使然?

 

 

评:

   从以后朝鲜的事态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看,袁世凯的上策颇为正确,颇有预见性。可惜没能实现。

 

前文书说到,袁世凯的几个长辈已去世,唯有四叔袁保龄正在旅顺监督建设军港的工程。听闻他摆脱困境回国,十分赞赏,曾写信给家人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袁保龄被誉为中国现代军港建设第一人。对旅顺港建设颇有贡献,受到李鸿章的称赞,也受到当今学者的称赞。

 

清兵撤出王宫,袁世凯获罪消沉,日本又活跃起来,日本全权大使(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兵千余人进驻汉城西门外京畿道,随后井上馨带卫队200人入宫,威风凛凛地要求与朝鲜谈判,由于朝鲜为大清属国,无外交权力,朝鲜国王让日本人去找大清谈判。由此,1885年2月,日本国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朝鲜事宜。

 

谈判从1885年2月17号开始,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怨气未消,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为李鸿章坚拒,日本方面并不松口。不得已,李鸿章表示,将以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日方也算是找到了台阶,不在提惩办的事。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厚爱,袁保龄感同身受。袁保龄曾写信给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同期,袁保龄也曾至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

会谈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了三项条款,主要内容为:(一)自签约日起,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都可派员教练韩兵,但如果朝鲜选择别国人练兵,则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在韩教练;(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事毕,双方均须撤回,不能留防。

有了这三项条款,大清等于将自己在朝鲜的特权让出一半给日本。如此委曲求全的行为更加鼓励了日本的野心。随后几十年间,日本人的野心就是在中国官员的懦弱退让下,一步一步获得增强。

大清退缩了。野心极大,做事粗放的俄国趁机欲插足朝鲜事务,此举虽遭到英国的抵制。但是俄公使与闵妃联络密切,引发李鸿章的担忧。为抵消俄国联络闵妃在朝鲜的影响,李鸿章竟然天真的认为,此时将大院君李罡应送回朝鲜,将对大清有益。他忘了大院君被扣押数年,已对大清有恨。而闵妃集团,由于屡受大清的保护,已倾向大清。联络俄国势力,只是因为大清自甘懦弱,委屈退让,让闵妃感到大清不可依,这才想寻找新的靠山。这时李鸿章要送大院君回国,岂非给闵氏集团找对头?自然引发闵妃对大清的不满。李鸿章做出这件无厘头的决定,实在是匪夷所思!可以说:乱朝鲜者李鸿章也!!!

要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初拟派丁汝昌率水师送大院君回国,刚有此议,即为日本获知,日本驻华公使,即前往李鸿章处质询大清派兵的意图。李鸿章马上退宿了,派兵不行,只有轻车简从,那派谁担当此任?李鸿章想起了获诟消沉,在老家赋闲的袁世凯,李鸿章认为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电召即赴天津,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拨冗接见。62岁的李鸿章见到26岁的袁世凯,心怀喜悦,因为觉得后继有人。李鸿章开心的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但是袁世凯此时心情并不乐观。因为,李鸿章怕刺激日本人,规定袁世凯此行不准带兵。蹈是非之地,不带兵让人不踏实。

当袁世凯说出自己的忧虑后,李鸿章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做引导足矣。”此话可见李鸿章对袁世凯有信心,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我调侃,因为,不让袁世凯带兵的根本原因还是怕刺激日本。可见当时李鸿章恐日症之严重。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忍让心理。

对于这种安排,袁世凯的四叔袁保龄闻之也很担忧。当年8月他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为不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

评:

   应该说袁保龄的一个担忧“早发还早萎”,一个愿望“成就一个大人物”都在袁世凯身上实现了。袁世凯少年得志,57岁在全国声讨中郁郁死去,应该说是“早发还早萎”,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应该说是“成就一个大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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