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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大律师被香港北九龙裁判法庭以屏蔽加恐吓的手段，赶回了新西兰，把安东尼和伊万惊呆了。一个死因调查听证，尤其是在家属对之前官方给出的死因，表示出了明显的质疑，的情况下，竟然不惜造成家属代表的缺席。这在法制健全的社会里，是一件超乎想象的事。
安东尼赶紧和贝尔格莱德取得联系，找陆军学院的大伯帮忙，看能不能由南斯拉夫驻华使馆出面，差遣人员，到香港法庭旁听余下的庭审聆讯。其实，约瑟夫·库马里奇客死香港一案，早已引起了南斯拉夫政府的关注。前三天的庭审，就已经有南斯拉夫外交官员来到香港，出席旁听了。该外交官，在凯文大律师因接受《中国邮报》记者采访而在法庭遭到围攻时，还凑上前去，与这位家属律师代表亲切打招呼，自我介绍，套近乎。讨了个没趣。（用凯文大律师的话说，那外交官想把他往社会主义阵营里拉。希望他，以实际行动，把这个资本主义的法庭，搞烂，搞臭！）
另，一份完整的奥克兰验尸报告，也于12月17日，重新开庭的当天，送达了约瑟夫·库马里奇死因调查庭。化验结果，在死者的血液，尿液，乃至肝脏，骨髓中，均没有检测到酒精，和糖尿病病变。而在死者的大脑细胞里，却不寻常地发现了三聚乙醛。此外，死者胃里的食物被掏净，肾上腺被移除，大脑被吸出并注入到胸腔。脑壳疑有损伤，但伤处壳骨也被移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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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庭后，法庭没有了家属代表，（先前那位雷梅迪奥大律师，可能因为没人付他钱，也不来了。）没有了对证人证词的激辩，质疑。但法庭上的情况，仍不是那么的按部就班。
1）首先12月17日开庭，就有一名印度裔女乘客出庭作证说：她是从孟买起，就与此欧裔青年同机，直到香港。所以她才越来越注意到这个欧裔青年，确认为死者，的存在。在加尔各答等飞机晚点的时候，她注意到他精神沮丧。在曼谷，半夜到，而且要换飞机，所有人都提上行李下飞机，再换乘另一架飞机。这时，她注意到他跟空乘和地勤发生争执，不肯登机，并欲走出机场，遭到阻止。在从曼谷飞香港途中，她注意到他有叫威士忌，状似烦恼，但并未骚扰其余的乘客。等飞机到了香港，下飞机前，她还注意到他俯身掩面，听见他口中叫喊，叫妈妈。
引导她作证的检察官随便问道：你在香港机场再见到过死者吗？明显期待的回答应该是，不，没有。可那印度女人突如其来，答道：见到了。我看到他被两名便衣按倒在停机坪。此言一出，验尸官科菲尔德立即着法警将她带走，引来法庭内一阵躁动。
2）机场问讯处女职员刘小姐（译音）作证说，10月30日下午5点45分左右，一欧裔男子，确认为死者，由三四名警察架着胳膊，送到前台。警察还带来了该男子的随身行李物品，有提箱，提包，护照，钱包等。男子身上散发出强烈臭味，双眼通红，神情恍惚，恐惧，极度疲倦的样子。等到该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要交机场税，才发现，男子刚才顺手放在柜台上的那个钱包， 不知怎地，已经不见了。记得当时，柜台周边除了那些个警察，并无其他人。
找不到自己的钱包，该男子见有一名空姐经过，便上前欲抓其手袋，被阻止。办完登机手续，刘小姐然后将男子引进她的工作室内，着其坐定，并给他冲了一杯咖啡。刘小姐试图与男子攀谈，拿出一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图片让他辨认。该男子认得出新西兰，但不会说英文。刘小姐安顿好欧裔男子后，便出去吃了餐饭。等她吃完了饭，6点40分左右再回到工作室时，欧裔男子的一部分行李（毛衣，领带，手提包等）还在，但人却不见了。附近找了一会儿，后来才得知，那欧裔男子已经在楼下的机场警务站了。
直到次日上班，看到报纸新闻登出男子已死亡的消息后，刘小姐才慌忙将死者之遗物，送交警方。刘小姐证实，死者身上虽有臭味，但非酒气，他不是酒醉。
3）一名澳大利亚航空（Qantas）地勤人员张先生作证说，10月30日下午6点左右，有问讯处刘小姐领着一名外籍男子，确认为死者，前来办理登机手续。手续包括要付$10元港币的机场税，但男子表示没钱。此时，恰见一肩背手袋的空姐经过，男子上前，将手搭在其肩上，伸手要钱。此举引得空姐惊叫，遭到阻止。办完登机手续后，外籍男子由刘小姐带入工作室喝咖啡等候。可是，张先生在下班前，发现刘小姐已经找不到该男子，遂帮助刘小姐打电话给警务站，方得知此时该外籍男子已被警务站拘留，受警察看管中。
张先生描述，该外籍男子不通英文，自说自话，浑身奇臭无比。
4）怡和航空地勤人员姚小姐（另一报道称该证人为邱小姐，均为译音）作证说，10月30日下午6点左右，当她经过出发大厅时，看到一位外籍男子，确认为死者，站在地勤工作室门口。当她走过男子身边时，那男子跟了过来，尾随其后。男子从身上掏出护照和机票，要递给姚小姐看，遭婉拒。该男子身上有臭味，眼睛很红。姚小姐试图用英语与男子交流，但感觉语言不通，不得要领，遂走入工作室。当见到该男子还跟着她，也想进工作室时，姚小姐终于害怕了，尖叫起来。她这一呼叫，周围的人便上来将男子拉开了。
5）怡和启德机场民航处职员程先生（译音）作证说，10月30日下午7点30分，他接到报告说有一名外籍男子在二楼出发厅内游荡，并引起不安。程先生去到二楼观察。当时就眼见一名欧裔男子，确认为死者，正在恒生银行柜台前，伸手欲搂抱一名送机女子。女子惊叫脱逃。程先生赶紧上前阻止。问讯中，感觉该男子似乎不懂英文。浑身恶臭，两眼通红，跌撞之态如醉酒。程先生示意其跟随，男子未有不从。然当他们行至地下室旁正在装修之路段时，那男子忽然俯身拾起一截木方，长11英尺。程先生警觉，观察男子似有敌意，遂用步话机报警。
6）坐镇启德机场的高级警司梁国标（Superintendent）作证说，他是日7点30分左右，接民航处程先生电话后，即带领两名警员赶赴地下室。将那名滋事的外籍男子，确认为死者，带回机场警务站。当时该男子的状态似乎是醉酒。口喷酒气，体发恶臭，神情恍惚，不停地喃喃自语。无论跟他用英语，德语，均无法交流。再查看其机票及证件，才知道该男子名叫约瑟夫·库马里奇，南斯拉夫人，即将乘坐澳航QF754航班飞悉尼后往奥克兰。飞机将于8点半左右开始登机。但观察约瑟夫，已经是神经失常，病得不轻，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他捣乱站内警物用品，着力挠伤梁警司的手臂。一两个人都制不住他，，，
此时，时间已经是8点10分，距离登机时间，仅剩下不到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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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小结一下。
约瑟夫被警察送到启德机场时，证人看到他站都站不稳，警员需要架着他的胳膊，扶着他，靠在柜台前办手续。为什么？好几个证人都说，看见约瑟夫走路跌跌撞撞，脚下不稳。早在下午，在货运码头时，约瑟夫就忍不住脱鞋光脚，让证人看他的脚。从那时候起，恐怕他的脚上就有伤了。他是让证人看他的伤。
那脚伤，是自己崴着脚了？是因为难得出远门，换了双新鞋结果新鞋磨脚了，越走越不舒服？还是因为，如奥克兰验尸法医所说，约瑟夫受了脚刑？
如图：10月30日晚间，约瑟夫·库马里奇在启德机场被香港警察架着，拖走。
约瑟夫不仅行走不正常，面容眼色也都不正常，而且身体散发恶臭，为什么？是醉酒吗？醉酒的人会发臭吗？如果是那样，这满大街的酒吧，后半夜岂不是会臭气熏天？没这么回事啊。又如果不是醉酒，那会是由什么原因，引起他的身体发臭呢？
约瑟夫被警察带回到启德机场。此时此刻，他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人家不让他飞澳大利亚新西兰。是人家把他原路遣返，送回南斯拉夫。那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紧张，恐惧，为什么？因为他三番五次落到警察手里，这个也查他，那个也查他，都知道他的签证要过期，肯定没少拿这个问题来威胁他。英语他说不出，写不出，但多少能听得懂一些简单的。比如，每一次当警察用手一指（肢体语言）嘴里还喊出南斯拉夫的时候，约瑟夫的心里一定会特别害怕。
约瑟夫知道他自己没钱，已经再也经不起任何折腾了。所以他当到了机场，急切要落实的，就是自己究竟是要飞哪班飞机？是去悉尼澳大利亚的飞机吗？所以，他在证人丢下他坐喝咖啡不管，自己却走掉去吃饭的时候，约瑟夫根本坐不住。为什么？因为最最最关键的东西，登机牌，他始终没有拿到手。因此也就不能确认自己究竟是要飞那班飞机？去哪个登机口？
证人刘小姐领着约瑟夫去到澳航证人张先生那里办理登机手续时，很合情合理地，根据约瑟夫当时的身体情况，不懂语言的情况，出于好心，当他是智力低下的孩子一般，没把登机牌直接发给他。刘小姐而是打算吃过饭回来后，等到了点儿，直接带他到登机口登机。所以，约瑟夫才会，只要看见身穿怡和公司制服的，就上，就迫不及待地求求人家，帮帮忙，帮他搞搞清楚。所以，约瑟夫才会，只能掏得出护照和机票给人家看，而掏不出登机牌。因为他根本就没得到登机牌！这正是他的举动显得很不顾场合，歇斯底里，的原因所在。
在澳航证人张先生管他要$10元港币交机场税的时候，约瑟夫害怕得不得了。他生怕会因为自己付不起这钱，而不给他办理登机手续，发登机牌，最终上不了飞机。他所以才会急中生智，找身边经过的空勤小姐，想问要一些钱。约瑟夫找人帮忙，要钱也好，帮看护照机票也好，屡遭婉拒。为什么？因为他太臭，已经不成人样，像个外籍叫化子。
约瑟夫举步艰难，痛的时候几乎要倒下。他忍痛坚持，已经逐渐耗尽了精力。他想抱住身边的任何人，支撑他站立起来。他也知道，很快，就该登机了。这是最后的斗争。可惜，当他最终失去平衡时，抱错了一个女人，一个尖叫的女人。他失足要跌倒在地，没人看见。而等那女人尖叫起来，所有人就都看见了。
约瑟夫拾木方，当然不是为了要攻击谁。他也没有那个能力去跟谁拼命。他而是被信念指使，找根拐杖，坚持住。继续走下去。
约瑟夫坚持走到这一步，遭受了多么大的委屈，我们谁能体会？约瑟夫坚持走到这一步，需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我们谁能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