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非洲将军献花

小学三、四年级期间，我被学校选去参加迎接外宾的“少儿迎宾队”。

不记得有什么挑选标准，最近问了我妈，她说，也许是因为你从小胆子大，不太怕生的缘故。她同意让我去，是想把我锻炼得大方一些，同时也丰富一下生活。我的小学共有三个孩子享受这个欢迎外宾的特权。

每次有欢迎外宾的任务，我们就由家长分别送到市里一个单位集合。有专门的老师为我们化妆，脸上涂了很浓重的胭脂。统一服装是家里就换好的，宝蓝色的背带裙、白衬衫、红领巾、白短袜、黑色皮鞋。发型也有规定，如是长发，要高高地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大马尾，用宝蓝色的绸带打个蝴蝶结。

然后登上“豪华大巴”，前往虹桥机场或火车站。所谓豪华大巴，就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早期用来装载外宾华侨的天蓝色大型国产客车，当时气派算得很大，每个车窗上都挂了窗帘，车座靠背上还铺有蕾丝垫子。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这一天不用去上学了，我们挤在车座上叽叽喳喳，每次都像第一回出远门，兴奋异常。

执行任务的具体地点，一般都是在虹桥机场的跑道上、虹桥路近机场的一段；火车站也去过，站台上或软座候车室前的广场上。我们早早地排好了队形，手里拿着小国旗、绢花、彩色纸球，有时要在烈日下等很长时间。正等得不耐烦，带队的老师喊道：“来了，来了，快准备好！”

我们就开始载歌载舞起来，挥舞着手里的道具，脸上绽开天真欢乐的笑容，边跳，边拼命地扯着嗓门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喊了好一阵，才看见有摩托车队慢慢地驶过来了，接着是黑色的红旗牌或上海牌轿车隆重地缓缓开过，车窗内的贵宾向我们微笑挥手。车队很快就过去了，歌声喊声一下子停下来，队伍就开始有点乱了。接着就是登上豪华大巴，歪歪倒倒地一路睡回市区。

迎接的都是些什么国外友人，现在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亚非拉、欧美，各色人种都有，级别都很高，否则市政府不会启动这么大的欢迎阵容。

迎宾队也有级别。等级越高，站的地方就离飞机越近。第一年我的级别比较低，都在机场大门附近，有几次在门外的公路旁。第二年，我们这个队被集体提升了，站到了机场跑道边。那里的表演也比较复杂一些，会有一位鲜花小使者走上前向贵宾献花。我们都很羡慕那个献花的男孩或女孩，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的孩子。

有一次我的好运来了。我们刚从大巴下来，带队老师把我拉到一边说：“今天让你献花，你行不行？”原来那天的献花男孩病了，在大巴里呕吐，他们必须临时找个人代替。

这样巨大的荣耀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我连连点头。老师就把一套程序教给我，还让我练习了两遍，反复强调：最重要的是不要紧张，脸上要有笑容，走路不要急，脚步一乱就会跌跤。目光集中在贵宾的脸上。献完花也要不慌不忙地走回队伍，不要跑回来。

重大时刻终于到来了，是一位非洲国家（坦桑尼亚、赞比亚之类）的高级领导人。他下了飞机，有上海市的领导人上前握手，然后他们都站定了，带队老师把我轻轻一推，我就走出了队伍。

当时因为我面向太阳，远远的并没看清那非洲领导人的模样，只看到他很高大挺拔，比所有的上海领导人都高出一头。我捧着一大束鲜花走了很长一段路（现在回忆起来大约有二十多米），心里一直在念着“不要跌跤”，就走到了贵宾的面前。

走近了，眼光平视出去，正好是贵宾的肚子，深绿色军装上的各种金属装饰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原来是一位将军！抬头把目光移上去，上面是一片耀眼的蓝天，以及一张很大、很黑、笑眯眯的脸，一圈花白的络腮胡子。

我把鲜花捧上去，把自己的脸也笑成一朵花，那将军弯下腰来，在我的脸上一边各啄了一下，和我握握手，这个重大任务就完成了。我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一路小跑地回到了队伍里。

那是我唯一一次献花的经历，现在想想，我本来是有可能成为专业的献花使者的，但最后那“一路小跑”坏了大事，不够专业，只能永远在迎宾队里当群众角色了。

也许是出于童年时期的那段经历，我从小就喜欢这类隆重的外交仪式，曾梦想过长大后当个外交官。

可惜的是我当了近两年的迎宾队员，连一张照片也没有。这类照片网上也极少，我找到一张，基本上能说明那时的情景，至少那个大马尾很像我的：

70-80年代的虹桥机场：

70-80年代的上海北站软座出入口：

（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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