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8号，左路军给已经走出草地的右路军发来一封张国焘单独署名的电报，电报以命令的口气让陈昌浩，徐向前带领右路军南下与右路军会合。这就是被叶剑英“偷”出来的，后来被称为“密电”的电报。
这是一个现在也还在争论的事件，牵涉了几位重要历史人物的功绩和错误。我们将各种才料摆上来分析。以前是我们接受到的毛派的宣传。说是张国焘要陈昌浩（以前的宣传，经常是有意屏蔽掉徐向前）带右路军南下，如中央不服从，就武力解决。这是以前（大致是八十年代以前吧）最常见的宣传。宋侃夫的回忆文章《电台工作的日日夜夜》里说：
“九月初，张国焘率左路军从阿坝出发，走到嘎曲河，借水深不能徒渡，停兵不进，提出要南下的口号，并电令右路军的徐向前，陈昌浩立刻即停止北进，率右路军南下，并力争中央一起南下。他的这一阴谋遭中央和徐陈的批评和反对后，仍执迷不悟，顽固地坚持‘要南下’，遂又发了一份让徐向前，陈昌浩同志亲译的电报：如果中央一定要北上，你们必须带4方面军南下。语气讲的很坚决”。
再看杨尚昆的回忆录说的：
关于张国焘有没有那份背着中央指挥右路军南下的电报，也就是常讲的“密电”问题，我想讲几句我当时知道的情况。首先应当声明，军用的电报都是以专用的密码拍发的，而且不止一套密码，还有不同等级，也可以说都叫密电。我虽然没见到那份原电，但是最早收曰电报的叶剑英当时亲口告诉过我，毛主席和周恩来多次讲到这件事，后来我又问过当年收抄这份电报的吕黎平，对有这样一份电报是没有疑问的。原电毛泽席看过，要叶剑英立刻送给陈昌浩他们，以后没有在找到。但是中央北上后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仍可找到证明：9月12日，中央给张国焘等的电报中第一句话便是“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14日，又电：张国焘“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可见，电文内容是很清楚的。
电文的内容是很清楚，但杨尚昆并没有把“密电”的事说清楚。首先所谓“密”就是一般人不能译的电报。比如上边宋侃夫说的：“让徐向前，陈昌浩亲译的电报”。这才叫“密电”，否则只是一般军事电报。而我们从杨尚昆做的调查中看不出“密”这一点。抄收电报的吕黎平说有这样一份电报。就说明它不是以份“密电”，如果是陈，徐亲译的电报，吕黎平是译不了的。即然译不了，他就看不到这份电报的内容，如果他看不到电报的内容，他又何以知道有这样一份电报。反之，如果吕黎平这么肯定的说有这份电报，说明他看到了这份电报。即然他能译这份电报，那就不存在“密电”之说。其次是关于电报的内容，（1）有没有说：如果中央不同意南下，就武力解决？（2）还是说：带右路军南下。（3）还是说像宋侃夫说的：“你们必须带4方面军南下”。
如果是第三种说法，就没有要裹挟红一方面军和中央的意思。如果是第一，第二种说法，就有裹挟的意思，红一方面军和中央就有危险。
再看“偷”出这个电报的当事人叶剑英的说法：“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泽席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9号那天（这里与徐向前的回忆有一天之差，徐向前回忆，接到这份电报是9月8号），前敌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的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叶剑英时任前敌司令部参谋长，正在徐，陈的手下。）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件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干紧跑回去，会还没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有危险。到那里去呢？离开4方面军到3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按照叶剑英的说法看，也没有“密电”一说。即然译电员很随便的交给他，而他又看了电文。说明这是一份已经译好的，普通级别的军事电报。内容也不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叶剑英因为这一“偷”则是留名青史。
再看徐向前对这件事的回忆：“当天（9月8号），张国焘来电，命令我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注意这里说的是右路军，而不是宋侃夫说得“四方面军”）。这样，党中央的北进和张国焘的南下之争，终于发展到针锋相对的明朗化地步，成为牵动全局和影响红军命运，前途的斗争焦点。这份电令是陈昌浩先看到的，拿来和我商量。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我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 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从徐的回忆看，跟本没有所谓的“密电”之说，电报上也没有不可告人的计划，否则陈，徐不可能这样，拿着电报去向中央汇报。但是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徐说陈昌浩拿着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汇报，没提毛泽东。确是有点怪。
到了晚上，陈昌浩打电话给徐向前，要徐向前去周恩来处开会。周恩来正在病中，为了照顾周的行动，所以在周的住所开会。到会的除了徐向前外都是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毛泽东拿出一份拟好的，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文，念道：
朱张刘（伯承）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讯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 左路军入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 地形利于敌人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为雪山，老林，隘路。康巴，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决无攻取可能。
- 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里间，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粮之虞。
- 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不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 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 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 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
向前，昌浩，泽东、
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实践证明，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上的战略分析是正确的。九号双方再互有电报，继续争论，是北上还是南下的方针问题。
中央在电报中再次强调：“。。。。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该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区，再行向东发展”。
张国焘在当天的回电中也再次强调：“。。。。4，川敌弱，不善守雕，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祥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师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彩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尊示”
当时大家都不了解国家的形势，更不了解国际形势，这时候中央并不知道，王明冒中共中央之名，发表了个《八一宣言》。也不知道还有个陕北苏区，还有个刘志丹。（在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所有中共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都说：当时中央不知道，有个陕北苏区，有个刘志丹。包括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对红25军，红26军这两个番号，和大致的动向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是知道的。他肯定平时跟毛泽东说过，下面中央的电报就是一个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的不知道，是说，这一年多来没消息。不知刘志丹是否还活着，红军根据地是否还存在。可见，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不知道”和别人说的“不知道”这三个字是有区别的。但是在到达哈达铺之前，中央没有人把陕北苏区，或刘志丹作为实际存在来思考。因此我们说中共中央这时不知道有个陕北苏区，有个刘志丹，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也是现在最普遍的说法。）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的说法更实在一些，因为这些地方，红军都已经走过，或者侦察过。而且川军战斗力不强，是红四方面军头脑中的固定印象。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北进显得是更荒凉，更没谱。
9月9号这天，看完张国焘的这份电报后，陈昌浩改变了赞成中央北进的观点，转而同意南下。徐向前也同意南下了。这就看出了区别。张国焘的分析显然是说服了陈，徐二人。
从以上分析可见，说是密电，并非史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