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北京宣布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官方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被认为是当局已经意识到了，中共对老北京城这座文明古都的开发建设，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过。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北京的城建还是在疯狂的地价飙升中无远见，无长远规划地进行中。四九年中共建都北京后，对北京的城建改造已经立案，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的拆墙要向天津，上海看齐。”而今天的北京城里，车堵和雾霾犹如两个毒瘤已无法愈治。
在国共内战平津战役之际，毛泽东指示野战军首长，要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前提下解放北平，当时梁思成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联系下，在北平城防图上明确划出了避免炮火攻击的区域。在城内有识之士的呼吁下，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也在出于保护北平文物古迹的考虑下，放弃了抵抗，向中共“投诚”。古老的北京城在战火年代被保护了下来，但它在和平年代被无情地拆除了。
1949年12月，北京市政府曾开会讨论北京城市规划问题，苏联市政建设专家巴兰尼克夫提交的规划方案，总体思路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梁思成先生则坚决反对。次年二月，他和留英回来的城建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交建议，提出在旧城外的西侧另辟新区，建设新中国的政治心脏，用一条便捷的东西干道连接新旧二城，像扁担一样担起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城市博物馆。这样的规划布局，使古与今交相辉映，并为城市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他表示，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应该发展工业。最好像美国华盛顿那样，成为政治文化中心。梁思成提议，北京城墙可以建设为〝城墙公园，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梁思成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写下这个方案，饱含感情。 但是这个方案很快被“秒杀”，人们认为，建一座新城比旧城改造花费太多，不值。毛泽东最后拍板说：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为了拆除古建筑而哭泣的梁思成遂遭到了批判。
在毛泽东的专权独断下，大规模拆除北京老城墙和老建筑的运动开始了。北京原本有三重城墙：中央是宫城(紫禁城)，第二层是皇城，第三层是京城——分为内城、外城(即南城)。里应外合的三道城墙，如今只剩下了孤零零的紫禁城。最外层的京城就是在1949年后消失的，1953年，左安门被毁;1954年，庆寿寺双塔被毁;1956年，中华门被毁;1957年，永定门、广渠门、广安门、朝阳门被毁;1958年，右安门被毁;1965年至1969年，东直门、宣武门、崇文门、安定门、阜成门、西直门、元城墙被毁。东单和西单的牌楼也消失了踪迹。迄今惟有正阳门、德胜门、钟楼得以部份保存。当时，为保存牌楼，痴心不改的梁思成再次给周恩来写信，并以帝王庙前景德街牌楼为例，详细描述了每逢夕阳西下，西山的峰峦透过牌楼和阜成门城楼所融汇而成的绝妙好景。然而，对于他的回答依旧是“拆”！ 梁思成曾在1957年写了篇文章，他说拆了北京的城墙，拆了北京的城楼，就像挖他的肉，削他的皮，他说对古建筑物这样的一种粗暴无情，让他无比的痛苦。但是此时的梁思成已无能为力，他所能做的，只有在每一个牌楼被拆时，赶到现场，看它最后一眼。
拆除老城墙和牌楼并没有让政府彻底止步。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北京加剧了对老城区的改造。最为明显的是胡同的消失。据文献记载，北京的胡同在清代发展到1800多条，民国时有1900多条。49年初统计有2550多条。1998年1月，地图出版社曾调查出，北京城里胡同还有990条。而到了世纪之交，平均每两天就差不多有一条胡同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消失。
1956年5月，北京市规划局、北京市道路工程局展修猪市大街（即现在的东四西大街和五四大街）至北长街北口道路，拆除大高玄殿前习礼亭及牌楼、故宫北上门和东西连房，又引发激烈争论。故宫怎么改造已在剁肉板上的事了。
1957年1月8日，文物收藏家张伯驹以政协委员的身份视察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之后提出:“故宫保持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存其完整性，确定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对不得拆建或开修马路。”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对此答复:“在北京市总体规划初步方案上已考虑到保留故宫。”
1957年4月16日，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在答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于“机关除城内原有的，应当注意分布到城外”的意见时称:“关于机关办公楼的分布问题，在规划中考虑，中南海及其东面和西面的地区作为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位于中南海东面的故宫是否涉及“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的范围？答复未予说明。
对旧城从整体上应该建成什么样的研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副院长董光器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古都北京五十年演变录》一书中，印出9张这一时期完成的北京城区规划方案图，显示旧城之内，基本没有保留胡同系统和成片的四合院，取而代之的是多层和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或只保留部分建筑物，或全部拆除重建。
董光器回忆道，在旧城详细规划研究过程中，市委和党中央都没有对此进行正式讨论，唯有周恩来在1958年总体规划上报前，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当听到旧城改建大体需要花费150多亿元时，周恩来说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花费，代价太高了！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回眸·检视·展望——写在故宫博物院建院80周年之际》，对此披露道:“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 ‘文化大革命’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
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那个改造故宫的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郑欣淼在文章中称，“只有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史观，坚持唯物辩证法，才能正确地评估历史，才能正确地评价传统文化，也才能看清故宫的价值。这个认识正在转化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故宫博物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较快，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持，就与社会上对其认识的不断提高密切相关。”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作这样的分析:“故宫建筑宏伟壮丽，故宫所藏多是瑰宝，因此才成立故宫博物院。但故宫又是封建皇宫，在许多反对封建推翻帝制的革命者头脑中，总有一个阴影挥之不去，如此看重故宫对不对？保护故宫与反封建宗旨是否一致？”他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国民政府将经亨颐的提案函请中央政治会议复议，结果是“秒杀”否决。“但是经氏的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郑欣淼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思想不绝如缕，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其实质仍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国家对故宫博物院很重视，但皇宫、皇帝与‘封建’的联系仍像梦魇一样使许多人困惑。
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就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1936年，在陕北的窑洞里，毛泽东向斯诺讲述了1918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对故宫的印象:“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 “为什么近20年后，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翻古’时，如此深情地谈到北京美丽的早春呢？原来此时此地，他得到了晚来的青春幸福，同老师的掌上明珠产生了恋爱关系。”李锐在《三十岁以前的毛泽东》如是说。
1954年4月，毛泽东在四日之内三登故宫城墙——4月18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4月20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他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而这三次他只登城墙不入宫内。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面走走？他是个文人，文人多少对历史对文物留点情怀吧？
现在的中国人只要有机会游北京，故宫，天安门已是首选。我儿子在北京短期留学期间，几乎跑遍整个北京景点，光故宫就去了三次，他对我说，北京和上海没什么两样，但只要踏入景区，仿佛穿越到百年之前似的。但要看真东西还得去博物馆。沿马路走上几个小时，竟然看不到一座前两个世纪留下的古建筑物，更不用说具有引人注目的建筑风格了。欧洲曾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而在今天的欧洲我们要寻访到十七世纪建筑并不困难。在二战尾声，美国要用原子弹将日本于以屈服之时，在重庆的梁思成先生通过国民政府，保全了日本京都，奈良。2010年10月31日，在日本奈良县政府大厅里举行的“平成迁都一三00年”纪念仪式上，进行了梁思成半身铜像的揭幕仪式。但可泣的是他为保全北京古城，发出那微弱的声音，用自己的躯躯肉体和始终坚定的一位学者良心来阻挡那无法阻挡的摧毁古迹的行动。我们真不能忘记他，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良心。
梁思成先生的父亲是清末著名学者梁启超，他早年携夫人林徽因留学美国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是宾大建筑系的高材生。学成归国后，从事中国古典建筑的研究，是中国解放初期，古建筑领域的集大成家，天安门广场上的地表“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他和林徽因的杰作。这样一位“又红又专”的学者，在他最后的二十二年里一直生活在痛苦和悲愤之中，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北京城的慢慢消失。 梁思成的学生、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所言：“为了尽可能最大地取得土地效益，旧城开发项目几乎破坏了地面以上绝大部分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抹去了无数的文化史迹。如此无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价值，仅仅将其当做‘地皮'来处理，已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做‘纸浆'，将商周铜器当做‘废铜'来使用。”这不是城建，而是愚昧！
北京古城在中国几代领袖的清理之下已几乎坦然无存。剩下的只有雾霾和逃避，“雄安新区”就是逃避的无奈选择。媒体是乐观的 ，帮忙的，“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这样的提法已经上了头号党报。人们已来不及反思过去的错误，而是眼盯着泛黄的商机，河北相关的股票都一路暴涨甚至涨停，政府用关闭70余个售楼处并逮捕了7人来管控新区的房地产业。但愿，多少年以后，这样的逃避再也不要发生，多少年以后，当我们老去，不复存在了，后人能够记住关于北京古城所发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