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地认为，最早的生命记忆，一定很有价值，纠缠着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关联他的死亡。
我们是1964年冬天，意外地搬出祠堂离开了严家塆，进了一个叫黄州的城的。我不足三岁。
父亲当时在公安黄冈大队直属中队，即将授衔中尉。这直属中队，后来改名独立连。
起因简单而严重。
一次出差，父亲弯了一脚回塆里看妻子和孩子。就听说十来岁的大哥捡谷饿昏过，上学路上的田埂上饿倒过，在地里扒苕还被塆里叫从志的打过一锄头柄。就看见姐、大哥、二哥吃糠吃观音土屙不出屎来，要母亲帮忙用手指抠。还看见柔弱的母亲和七八岁的二哥，饿得人脱了形。
父亲一声不吭，回了黄州，跟公安大队领导说起。当时父亲不够营职，家属还没有随军的资格。能搬去黄州，是领导为了救命的照顾。
而奶奶对母亲依然不顺眼。爷爷的堂嫂我叫大奶奶的对父亲说：润尔啊，把南尔和伢带出去啊，不然会哈磨死的啊。（父亲字润先，母亲姓南。）
于是最早的生命记忆，在3岁到7岁之间，在黄州。
关于母亲的记忆，只有一个温馨的镜头和一个恐怖的画面。
这个镜头至今还是动感的。我病了。傍晚，街灯昏暗，母亲背着我，慌张地赶路，不是去医院的路上，就是从医院回家的途中。
还有一个画面。因为奶奶也去了黄州同住，一个中午，母亲在军分区宿舍正门厅里，洗着衣裳，突然失控，歇斯底里地哭笑。从小到大，我一直听说母亲得的是一种叫“神经官能症”的病。心情不好，就四肢战抖，俗称“战病”。
成年后，在父母面前偶尔提起奶奶，母亲就突然沉默，仿佛真的就要开始抖动。父亲就给我递眼色。八十有八的母亲，至今受不得关于奶奶的话题。
对父亲最初的记忆，几乎没有。
父亲是1949年前凤凰山昙华林毕业的老高中生，性情孤傲，加上新生了弟弟和赡养奶奶，一个人养七口半人，每次汇报思想，总少不了检讨“私心杂念太重”，少有好情绪，总是严肃，甚至暴躁。有关父亲最初的记忆，很是模糊，无非是几个儿子，一人犯错，连坐，跪成一排的镜头。对几个儿子的口头禅是：我一皮鞋踢死你。
7岁以前，自我的记忆，破碎而丰富。应该都是在父亲调入黄冈军分区以后的事。
比如，街上捡过甘蔗稍子吃；蹭朱司令家老四的酱油饭吃，他说多吃酱油拌饭可以当飞行员；忽然某一天早上起床，高热、眩晕，得了急性黄疸肝炎，怕传染给别人，被在家里隔离过很多天；好像听说还得过急性脑膜炎，没有记忆（当年的疫苗，我只记得叫牛痘的）。还有，不午睡，跟着二哥翻窗出去，下赤壁水库玩水儿，被大几岁的孩子推到远处，呛得半死；在废弃的军械库，从高处跳进高高的谷壳堆里；直愣愣地，看仓库外系着的健硕的军马，胯下变化着的硕大的物件；还有一次（只是一次），大白天，在大院的滚木堆上和一个同龄的女小朋友，彼此好奇地辨识生理差异，遇上大人诧异的眼神，各自散去。
最惨烈的记忆，与大哥共有。是一桩血案。
案件的起因，是我在隔一条街对面的军分区另一个大院的操场上，对一堆山一样的油菜禾（秆）发生了兴趣，接着被一个大我八九岁的男家伙连哄带推，深深、远远地埋了进去。燥热、呛以及憋闷的感觉，至今记得。听说还出了鼻血。
后面发生的事，来自父亲母亲的讲述，和大哥略带夸张的自述。路过的大哥救出了我，然后迅速转身，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追刺了那家伙两刀，一刀在屁股，另一刀，也在屁股。父亲闻讯，第一个动作，就是抄起了手枪。所幸大哥当年未成年，父亲被劝住，道歉赔钱了事。
忽然觉得，这桩血案应该成了几年后，父亲转业时选择家人吃商品粮还是当农民的一个理由。1969年，父亲除了把自己留在县城，顽固地坚持举家落户严家湾。理由有二，简单粗暴又貌似有理：一是农村有地，四个儿子长大，都是壮劳力，有饭吃饿不死；二是农村朴实，孩子不容易犯法。
姐排行老大，整整大我一轮。年龄的悬殊，儿时几乎不记得还有这么个姐。朦胧的记得，洗澡时，大约因为我不听话，她把我提起来，往地下蹾过。后来我开玩笑说，长不高要怪她，姐总大笑着诧异，说不记得，也不承认。跟姐的彼此亲近，是到1980年代我上大学后。他受父命，每月接济我5块钱，我每到周末，喝她炖的排骨藕汤。
倒是那个昏暗的傍晚，我记得。军用卡车上，是一堆十四五岁、披红挂绿、背着军用挎包、扛着被子的少男少女，地上车的周围，是一堆嚎啕大哭的母亲。
至今还纳闷，上山下乡，为什么要在黑夜里出发，而不是迎着朝阳。但姐说，他确实是迎着朝阳出发，赶到知青点午饭的。
后来知道，这也是我有关“文革”，最初的记忆。
“文革”的记忆，充满好奇和惊悚。趴在军分区大院的墙上，看马路对面十字街口百货大楼窗口，挥舞大片刀和手榴弹的男人；在军分区大院，大胆地围观不时被人用板车拉来找部队主持公道的男尸。皮肤惨白而洁净，前胸数量不等的弹孔，含蓄的外翻。
但害怕黑暗。总是在当时闻名全国的造反派组织“巴河一师”冲击军分区时，熄灯管制后，在暗黑的屋里，小心地发呆。
巴河一师冲击军分区的目标，是军械库。仿佛没有枪声的记忆。但是听说过，一位参加保护军械库职级不高的军官，被巴河一师的手榴弹，炸伤了屁股。当时听了，还笑。
他们一定是得手了的。不然，大哥二哥不会捡到撇子枪、教练弹，小巧漂亮军用钢铲、钢锹，军绿色的手榴弹箱，还有一把据说是小日本的东洋刀。当然，后来知道，有些是他俩钻进军械库偷的。
撇子枪，是一种拦腰掰开、填一颗子弹、快速合上、击发，如此反复的手枪（至今不能确认，这枪的真名）。迁回严家湾后，钢铲、钢锹，用来在屋前的矮岸，挖过严家的防空洞，后来用来养猪。大多军品，玩到1080年代初，才陆续丢失。
唯有那手榴弹箱，寿命最长。母亲拿它做了多年的豆腐乳。虽然几乎散了架，至今还在。
武斗最凶的时候，1967年夏天，留下父亲坚守岗位参加“部队支左”，举家下乡避难，俗称“躲武斗”。避难，没有选择严家湾，也没选择血缘关系更近的亲戚，而是去了原来叫南凉公社后来叫朱店公社的铁龙坳，寄住叔伯的叫正坤的大舅和叫正雨的二舅家。当时大舅是来黄州接几个外甥去他家做客的，父亲看武斗正凶，就应了，顺便躲武斗。
住了一两个月吧。记得门口有一口塘，长了一身的痱子，和几个毒疮。母亲说，她娘家祖坟山，在屋一侧的山岗。
还有一桩记忆的悬案，就是我究竟上没上过幼儿园，没有人敢肯定或否定。上几周还最后追问过姐。
但清晰地记得，我至少是上过一次幼儿园教室的讲台的。不是回答老师提问，就是表了个什么演？我至少是喜欢过一个幼儿园女小朋友的。她穿着红色的衣裳。
最清晰的记忆，是蔡阿姨蔡梦琳，当年在黄州做幼儿园老师。因为是同乡，常来我家走动。我现在还似乎记得，蔡阿姨每次来我家，带来的斯文、美丽、亲切、柔软的气息。
蔡阿姨后来在华科大幼儿园当过院长。上大学时，去过她家。那正是我开始识别女人美丽与否的年龄。还因为是从小县城来的，所以是怯怯地答应，半饱着吃饭。第一次逛汉口的中山公园，就是她带的。
曾经听一个姑娘坚称，清晰地记得自己出生时，量体重，在产房天平上的通体透明。曾经听一个姑娘楚楚地说，最初的记忆，是躲避来家抓查超生的人，用被子的一角，遮挡自己，只露出惶恐的眼睛。
最近听说过老外的一项研究。说确实有人，甚至有自己在娘胎里的记忆。
生命最初的记忆，竟也不免于生老病死、爱恨情仇。
虽然破碎，片段，甚至一个镜头，甚至永远无法确认，甚至不明所
以不知所云，都是最严重的。
生命临终的记忆，也会是这些吧。
有人研究生命最初的记忆，对人的各种影响么？
很好奇。要去找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