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
任载坤评价冯：“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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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起，今年的12月4日，是冯友兰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冯友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是一个闪亮的名字，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冯友兰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冯友兰。据说，朴槿惠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觉得“找回了内心的平静”。
这几天，我读他的《三松堂自序》，甚是感慨。
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他呢？晚节不保？这四个字太重，用在他身上，不大公平。然而很多时候，又忍不住。
1973年春，梁漱溟在冯友兰家吃午饭，临别，冯友兰颂了《论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没想到刚到秋后，冯友兰就发表文章批孔。梁漱溟气得要和他断交。
他也曾经给毛泽东写诗，说：“普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赖有东风勤着力，朽株也要绿成荫。”
最唏嘘是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对他的评价：“天都快亮了，你还在炕上尿了一泡。”
1949年之后的冯友兰，真是山河宛在，物是人非。
1949年12月，从南京派来了一架专机，飞机的任务只有一个，接北京的知识分子们去台湾。
名单里，冯友兰的名字靠前，他当时的职务是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冯友兰和妻子的决定是，哪里也不去，在北京，等着解放军来。
后来他回忆，“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它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有一次景兰（其弟）问我说：‘走不走？’我说：‘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是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你是搞自然科学的，那就更没有问题了。’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但是很快，他对自己的这个决定有些迷惑了。新政权来交接，冯友兰发现自己其实很难适应，他先辞去自己的行政职务——很快，这个请辞就被批准了。然而，又有人表示，冯友兰最大的问题，是“思想与党不合”，这在当时是个非常严重的帽子，比沈从文的“桃红色作家”差不了多少。
冯友兰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1949年10月5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毛泽东于10月13日回信，重点只有一句：“像你这样的人……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在这之后，冯友兰就一直在被改造中，张岱年就说过，冯先生地位特殊，不仅没有“言而当”的自由，甚至没有“默而当”的自由。
1951年，冯友兰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介绍冯的学术贡献时曾提及《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外交部得知后立即致电代表团，说此介绍有问题，要求冯于适当时机更正。此后，冯友兰在加尔各达访问时，在演讲中应外交部的要求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
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冯友兰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是“文革”重灾区，文革”甫一爆发，冯友兰即被揪了出来，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共老手”的帽子进行批斗。
随后，冯友兰便陷入不断被批判、交代中。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冯友兰多次检讨交待，但是主持人就是不让过关。
金岳霖在运动会中过关较快，不久还被树为积极分子，组织上让他到冯家去做工作，帮助冯转变。一进门，金先生就大声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扑上去和冯友兰抱头痛哭。
1966年7月5日，他根据造反派要求，在哲学系作了长篇发言《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下旬红卫兵前来抄家，在他家门口贴上大字报，宣布他的“罪状”，封存了他的文物和书籍，冻结工资，夫妻俩每人每月发放12元生活费。
仅仅过了一个月，冯友兰再度被抄家，不仅拿走了他家几乎所有值钱物件和许多纪念品，同时只让老夫妻俩住一间房子，其余都被锁上。后来，他的居所一共住进了5家，入秋，由于御寒的衣服取不出来，他只好披着麻袋，顶着寒风去开批判会。除了批斗、写各种材料，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清扫街道。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饭量倒是不减。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他患有严重的前列腺肥大，小便不通，到医院去看病，由于“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医院不接收他住院治疗，他于1967年1月13日致信“北大哲学系某‘文革’小组组长”，汇报、陈述其病情。直到尿中毒，才于15日住进北京医院，但手术尚未做完，医院也被造反派夺权，他又被赶了出来，无奈之中，他只好拖着尿瓶子接受批斗。
那一年，他71岁。
在一份北大革委会作战部编印的材料上写到：“冯友兰是一个几十年来一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解放前，他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御用哲学家和谋臣策士；解放后，他仍然贼心不死，念念不忘他已经失去了的天堂，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煽动反革命复辟。……成了解放后学术界特别是哲学界的一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白旗。”
出乎意料的是，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忽然与翦伯赞一道被解除劳教，释放回家。他很快得知，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冯友兰没有死，而且是在领袖的“保护”下，他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解除劳教后，他按照工宣队指示致信毛泽东表达了感激之情，同时还以诗词表达了这种感情，写下《蝶恋花•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此后每逢事端，冯友兰都要以诗词赋颂，不论是非，如北大的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北大一周年，冯友兰表示“欢呼”：“千载文坛归正主，一年战斗树新风。白头深痛多前罪，也在工军化雨中。”
冯友兰从开始批判自己到渐渐批判别人。而和他一起被领袖保护的翦伯赞，因为“刘少奇专案组”逼迫他交代刘少奇的叛徒材料，他实在交代不出，与夫人戴淑婉服下了超剂量西德产速可眠自杀。
谁也说不清楚，活下来的冯友兰，死了的翦伯赞，究竟谁更幸运。
来源：山河小岁月，作者：李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