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的地主：地主和地主的不同
遍野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撰写的。 说的是解放前就分了家的弟兄俩。哥哥冯老六，弟弟冯老七。
托祖宗的福，兄弟两人的日子都过的很殷实。冯老六在当地算是“能行人”。当年，村里人种庄稼都会看先冯老六种什么，就会跟着种什么。冯老六作什么营生，大家会学着作。冯老六为人机智但不歹毒，恩怨分明，睚呲必报，得理从不饶人从不吃亏，也为人大方
说几件事，就能说明冯老六的处世为人。一九四零年的一个凌晨，冯老六家里来了一伙土匪，要向冯老六“借”钱“借”粮。冯老六既不想得罪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也不想“借给”这帮人任何东西。老六家里倒是有枪，但是凭着自己一个人，也势单力薄，况且还有一家老小在人家的枪口下哆嗦。老六机智，胆子也大，一边招呼“兄弟们”（土匪），一边让家里人上茶，斟酒，做饭，盛情管待，答应吃完饭后会让兄弟们满意。趁着土匪正在吃喝高兴，老六说，家里准备淘洗麦子要磨面，晒麦子要先把草席铺在太阳下面，随手拿了一卷草席走出门外，其实他在草席里面卷里一杆快枪。出了门，到了房子后面的山坡上，选择有利地形，趴在地上，接连不断的放枪。你想，土匪抢劫终归是心虚，听到外面枪声不断，不知道是谁的部队，或者保安团出动。惊慌中，只好放弃这次“买卖”，赶紧逃之夭夭。老六随后看到那些家伙灰溜溜的逃跑了。拍怕手，爬起来，望着那几个土匪逃跑的方向，冷冷的笑了几声，若无其事的夹着快枪回了家。
为了地界冯老六甚至不惜和自己的亲舅舅对薄公堂。官司打了半年多，还没有结果，到过年的时候，居然拿着礼品去给舅舅拜年。他舅舅听说是老六来了，吓得不敢见人，从后门逃走了。别人问他这事的来龙去脉，老六说，官司是官司，舅舅是舅舅，该打官司还得打，过年就得给舅舅拜年，这是道理，也是礼数。
冯老七和他哥哥很不一样，老七为人忠厚，能让人处且让人，见人总是带着笑容，谁家有事，有难处，冯老七常常会帮一把，乡亲近邻如果到老七家借粮借钱，多少不说，总不会空手出门，到时候还不上，见着了冯老七，说一声，“七哥，最近手头紧，你那账恐怕到时候还不上，能不能宽限一个月。” 老七多半会一笑，“一个月就一个月吧。” 他老婆看他太宽厚，与人抹不开情面，常常数落他。他也是哈哈一笑，“咱家的日子不是还能过得去吗。咱也不缺那几个钱。再说了，谁没有难处，会来向你开口？”所以在常家弯冯老七的乡性很不错。
土改那年，不知什么原因，虽然哥两个四九年前都雇过人干活，老六，老七都成为富裕中农，可能是因为老六，老七家里有的是精壮劳力参加日常劳动吧。一九六六年那次民主补课，铁定了是逃不过的漏划地主。
老六和老七家里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都差不多，虽然补订为地主，遭遇却大不一样。收缴浮财时，老六是“扫地出门”的地主。扫地出门是这样执行的，贫协给你另外指定个住的地方，再给你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具用品，你带上你的一家老小去到哪里过日子去吧；给你的家大门上一把大锁，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浮财”，当然包括房子，将交由贫下中农分配。你家从此以后，要从“一贫如洗”开始，重新过日子。
收缴老七浮财时候，好多人都不愿意去老七家搬东西，这不是广大贫下中农阶级斗争的觉悟不高，而是大多数人都受过老七的恩惠。除了所谓的“雇工剥削”外，老七也从来没作过什么过分的事，而且常常行善做好事。后来，工作组和贫协领导商量了以后，让老七自己列了一个家产清单，家里都有什么东西，在外有什么账目往来。在清单上，可以注明那些东西是家里常用的，那些是自己希望留下的。根据老七的清单，由贫协和工作组审议那些是要收缴的“浮财”，那些是可以留给老七的。
搬浮财的那天，去的人也是先和冯老七打招呼，说是贫协和工作组派来搬东西的，那意思是我们是干活出力气的，收不收缴浮财，收什么都与我们无关。老七还是笑着招呼大家。知道今天要来收缴浮财，按照工作组和贫协的审定，事先整理好要搬走的东西，告诉来人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甚至还沏了好茶，招待来人。不明真相的人可能还会以为，是冯老七在找人帮忙搬家呢。
开冯老六的斗争大会时，真可以用义愤填膺，群情激昂，你死我活等词来形容。如果当时不是工作组派基干民兵控制事态，保护冯老六的话，估计老六那天就下不了斗争大会的台子，会被当场打死。据说为了保护冯老六不被打死，好多基干民兵都挨了群众的拳脚。开完斗争大会，冯老六在家里躺了一个多月起不来炕。
斗争冯老七的大会，迟迟不能召开，原因是在贫下中农大会上，很多人不同意斗争冯老七，说是他过去有过剥削，我们收缴了他剥削的部分就可以了，他又没有罪恶，为什么要斗争他。另一部分人说，什么叫做没有罪恶? 剥削就不是罪，不是恶吗? 剥削就应该受到惩罚，就应该被斗争。这样开了两次贫下中农大会都没有决定该怎么办。最后，工作组认为，斗争地主不是欠债还钱的经济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政治问题。不召开斗争大会，就是不搞阶级斗争，阶级阵线就不能明确。所以应当召开斗争大会，只是要按照政策，不能再有体罚打人的事情发生。大概是上一次斗争冯老六的故事和结局把工作组也给吓怕了，真要弄出一条人命，就算是地主分子，工作组也不好向上面交代。
召开斗争地主冯老七的大会，就在这种气氛中进行的。会上，遇到了没人发言控诉的尴尬，主持会议的人一再鼓励大家发言，可是，包括那些积极主张开斗争大会的人，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后来，主持人只好指定某某某发言，某某某站起来说：“冯老七是个老实人，他有什么罪行就由他自己向大家交代爸。”说完就坐下，不知道是不想说，还是没啥可说。 主场人又不得不指定另一个某某某，发言， 第二个发言的不得不站起来，说道，“虽然刚才有人让老七交代他的罪行，不过我看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行。与其在这浪费时间，还不如把冯老六拉来让大家斗争。” 于是，马上就有人附和，“对，应该斗争常老六。”“我们要求斗争冯老六”，“把冯老六拉上来。”
工作组和贫协的领导一看，要么再斗争一次冯老六，要么今天的斗争大会就难以收场，没人发言呀。最后只好同意群众的意见，派人把冯老六从他家里带来。可怜的冯老六还在炕上躺着，只好拖着拐杖，来到斗争他弟弟的斗争大会上陪斗。说是陪斗，其实还不是以斗争老六为主。 什么按头喝水式，喷气飞机式，高凳悬空式，当然还是少不了皮肉受苦，老七在旁边听着他哥哥被打，只是一个劲的挠头。左右看看，显得很尴尬，大概看他哥代他挨打受罪，心里会不好受，他也许真想上前替他哥哥挨几下子，可惜没人搭理他，把他干凉在旁边。只能低着头，不停的挠头，不时朝他哥那儿偷看上一眼。
虽然都是地主，还是有很多不同。正所谓，身前身后，种瓜种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看了《白鹿原》，想起这么一件事。如果土改时，鹿子林和白嘉轩都被评为地主，不知道那些后来的“贫下中农”是否会区别对待白鹿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