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七年第一次到深圳时，时间较短，来去匆匆，没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这次实实在在的生活在深圳，对深圳的了解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记得凌汛公司好像没有食堂，早餐都是在街上的大排档吃的，有蒸长粉、肉粥等。蒸长粉记得是两三块钱一份吧，还可以选择是否加鸡蛋，加一个鸡蛋价钱好像会有五毛钱的变化。广东人的粥与内地大不相同，在东北我们吃过大米粥、小米粥、苞米茬子粥、玉米面粥等等，都是单一的食材，而广东的粥却是大米、鸡肉、猪肉、皮蛋、或者鱼混煮在一起的，黏糊糊的，这在亲眼见到之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亲口尝过之后感觉还挺好吃，而且还更有营养。中午和晚上有时到其他公司的食堂就餐，有时是到街上买现成的盒饭，五块钱一盒。有时和同事们到大排档改善一下，两三个人大概也需要百八十元吧，金威啤酒五块钱一瓶，与内地相比还是要贵出许多。在大排档的桌边坐下，马上就会有伙计把茶壶和茶杯端上来，在等待饭菜上来之前，喝着茶、聊着天，在枯燥无聊的紧张中享受一种难得的轻松。
当时的移动电话还是大哥大向小巧的数字手机的过度阶段，是身份的象征，基本上是老板和有钱人的专属，与我们这些普通打工仔无缘。有急事向家里打电话都是靠小卖店里的公用电话，或路边的电话摊点，一个一两分钟长途电话基本上都是十几元钱，知道被宰，但也毫无办法，不然就要大动干戈，大打出手，毫无意义。后来为了找工作或与朋友联系方便，很多人花费一个月或半个月的工资配备了BB机（也有称BP机的），挂在裤腰带上，立马身价好像就提升了许多。当年找工作时，简历上都写着BB机号码。朋友们互相道别时，最后的一句带有自豪感的话经常是：“有事靠我”，这里的‘靠’应该是英文的‘call’吧，但在这里却被用来表示‘用BP机呼我的意思’。BB机一响，首先看看来电的电话号码和简单的留言，紧接着就要马上找个公共电话摊点，花上一两块钱，把电话打回去。如果想通过BP机找人，首先找到一个公共电话，打通BP机传呼台的电话，把被传呼人的BP机号码和简单的留言告知与传呼小姐，之后就等在电话旁边，等待被传呼人打来电话。后来有了小灵通，实际上这是一个移动范围限制在市区的移动电话，虽然移动范围有了很大的限制，但价钱却比大哥大便宜许多，还是赢得了一定的用户。看今天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回想BB机的岁月还真的让人感到温馨和时过境迁。
上面广东话里的‘靠’来取代英语的‘call’只是白话借用或篡改英文的一个普通例子，类似的广味英语在白话中屡见不鲜。英文里的‘production line leader’在白话中变成了 ‘拉长’，‘printer’在香港主管们的口中变成了‘品塔’…… 那些讲白话的香港人或广东人很为这种带有洋味的广东话感到自豪，似乎为他们自己增添了许多洋气和身价。
到上下班时间，满大街都是年轻的穿着工装的打工妹儿、打工仔儿，真的让人感到这座城市的年轻与活力。当时宝安城中心地带有一个宽阔的公园，每到周末的夜晚，公园里总有三三两两的姑娘小伙子，休闲懒散的坐在或躺在那里的草地上，在路灯下望着天上的星星发呆，做着各种各样的青春梦。
周末有时去深圳市里或蛇口逛街，还是先花上三块钱搭乘摩托车来到有公共汽车路过的公路上，再招手拦截小巴士汽车。每个小巴士的站点，都有众多的摩托车等在那里，小巴上每下来一个人，众摩托便呼上去抢生意。摩托车的价钱自然也是随着乘客的距离而变化。在凌汛我最早结交的朋友是位安徽人，他的名字叫朱银怀，年龄比我要大五岁，平时我们都叫他老朱，每次到大排档吃饭，老朱总是抢着付钱，可三块钱的摩托车他却舍不得搭乘，总是坚持走路。在蛇口的海边第一次看到那独门独院二层小楼的别墅群时还暗自惊叹：什么人能住上这么高档的房子啊！
广东人做生意的方式与北方人相比也很有特色。一日，我和一同事吉小林去逛露天的服装市场，看中一长裤，标价一百二十元，我知晓这里的价格水分很大，但又不知道怎样讲价。吉小林满有信心的告诉我：“别急，看我的吧！”小林走上前去面带微笑：“老板，能便宜点吗？”卖货的中年女子用她那拉着长腔的广东普通话回答说：“哎呀，这已经是很便宜的啦，不能再便宜啦！”小林拉着我转身就走，女贩又说话了：“好啦，好啦，给你便宜十块啦”小林马上还价：“六十怎么样？”“不行啦，那我就亏本啦”还是那种难听的广味普通话。小林转身和我转身又走，走了几步之后，身后有传来了女贩那简直是大出血的声音：“好啦，好啦，豁出去了，亏本卖啦，交个朋友啦！”这样我俩每人花六十元各买了一条。在回来的路上，小林满脸的得意：“怎么样，哥们不含糊吧！”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同事也买了一条同样的裤子，一问价钱，二十元，只是原标价的一个零头。
巧的是，有一次在国贸大厦，我还碰到了杨教授，也不知道他是否认出我。本想和他聊上两句，但他还是如同从前那样不苟言笑和行色匆匆，只递给我一张名片就告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