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零中山舰事件.
事件起因于贺衷寒的一份小报告.蒋本身对共产党和汪精卫都存有戒心,所以共产党员多被安排为党代表而不是军事长官,不让共产党员掌握军队.当他在东征前线还未回广州时,接到贺衷寒一份小报告.向他报告广州国民政府发生的人事调动和一些事 件.其中说到留守广州的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区司令王樊功与汪精卫及苏联顾问季嘉山走的很近,为一时之红人,如果校长还相信他,必为后患.又说李之龙已调任海军局长(挂中将衔,要知道蒋介石当时才是中将.)尊奉汪的命令积极查处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事,说李之龙与汪走的很近.由于对李之龙的任命事先未征求蒋的意见,这不能不引起蒋的猜疑.蒋一定认为这是汪联合共产党抓军权的一个步骤.加上他身边一帮如贺衷寒这类反共分子的鼓噪,促使蒋决定反击.。
其实贺衷寒原来也是共产党这边的人.贺原是中国最早的共青团员,是学生里的激进分子, 自己一个人办过通讯社,鼓动学潮.后被当局查封破产.找到董必武求职,当时正是国共两党，在各地密秘征招进步青年，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时期,所以董必武就写了封介绍信，推荐他去广州找廖仲恺报考黄埔军校.贺是湖南人与同是湖南人的共产党员蒋先云争青年中的第一。结果总是差一步,蒋先云在考生中成绩名列第一.入校后蒋与李之龙等人又率先搞起”青年学生联合会”组织并成为学生领袖.受好胜心的驱使贺不愿委屈在蒋,李之下,又另行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与之抗衡.事事作对.结果渐行渐远完全走到共产党的对立面去。
对于贺的这种叛逆行为周恩来在二次东征攻下汕头后的庆功宴后,借着酒劲曾劝导过他.周劝他不要事事与蒋先云等人的青年联合会作对。贺说他就是看不惯蒋,李那种盛气凌人的样子.由争强好胜而走向对立,从而改变政治面貌,贺可以说是够典型的.而这位黄埔军校里亲蒋派学生里的大哥,追随蒋介石一生都未被受于军权.不知是因为他的文书气太浓还是由于他原是共产阵营里人的背景的原因。
还回头说中山舰. 1926年3月19号深夜(即20号凌晨),蒋介石突然派兵闯入海军局代局长,黄埔一期学生李之龙(中国党员)家里,将李之龙绳捆锁绑抓了起来.并派兵占领中山舰,同时广州施行戒严. 还派兵搜查了苏俄顾问团住处和参谋团住处,以及海军局,航空局, 制弹厂等单位.还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纠查队的枪和苏联顾问团的枪.等于搞了一次政变.空气中流动着一股恐怖的气息,遥传着共产党要用中山舰劫持蒋校长去苏联的政治消息.借着这个遥传,蒋避迫在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党代表退出第一军.而对李之龙经过一个多月的审查也没审出什么实事.又把李之龙放了.
1926年3月20号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是一场内斗,事件的起因扑溯迷离.蒋介石的一句:”等我死后看我的日记”.封住了口子.对于这件事,共产党的宣传一直是说:这是蒋介石打击共产党,背叛革命的先兆.细读当时的资料,我认为共产党说的是对的.而蒋更直接的目的是冲着汪精卫来的.汪把李之龙提到海军局局长的位置,挂中将衔,是有意借共产党的力量,分蒋介石的兵权.为蒋介石的确是个人物.用霹雳手段除掉肘掖之患.
试想蒋有何权力一个人就下戒严令,采取这么多行动.包围,搜查,缴械,逮捕,国民政府的权威呢?左派人士去哪儿了,苏联顾问团的权威呢?共产党人怎么不发出声音那?读历史的人读到此都会发出这样的质问.
那我们就回放一下历史看看各方人士当时都在干什么.先说蒋介石.蒋于1926年2
月初回到广州,立刻于2月26号借二师师长王樊功去向他汇报工作的机会玩儿了套空城计.蒋本人不在住所,只有一名侍从和七八名卫士在,当王走上台阶时,蒋的七八名卫士上前下了王和他的卫士的枪,王急于趋内找蒋,结果侍从迎上来说:蒋先生让我通知你,你已被解除职务.这是三千块钱和一张船票,为保证你的安全限你立刻离开广州.王到此时,不知是委屈还是紧张泪都流出来了.无处述说急急离去. 蒋拿掉了王樊功随即任命刘峙为二师师长.控制了广州的城防.
关于中山舰的起动可查到以下记载.海军局值日官日记记载:(三月)拾八日下午七时,有黄埔军官学校后方办事处派员(黄埔军校驻省城办事处主任欧阳钟,此人为孙文主义学会骨干份子)来局.请即派有力兵舰两艘前赴黄埔听候差谴.因李代局长电话不通,无从请示办法,故即传令带同该员面见李代局长面商一切.
那么鸥阳钟是否见到李之龙了? 据1926年3月31日<<欧阳钟供词>>载:其时,适李代局长因公外出未遇,由作战科邹科长(即海军局参谋厅作战科科长邹毅)面允请示李代局长之龙,设法派舰前来听候差谴.钟于是即返办事处.
邹毅是怎么处理的呢,因找不到李之龙,邹派人送公函到李家,邹写到:军校办事处欧阳钟秘书(误将主任些成秘书)来局,谓接黄埔邓教育长电,谓奉蒋校长面谕;命海军局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交蒋校长调谴.职已通知宝璧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舰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就此两舰决定一艘.
李当天晚上回到家后看到邹的送来的公函,即签署调谴令,由于自由舰还在修理当中,只有调派中山舰和宝璧舰前往.宝璧,中山两舰一前一后于3月19 号的晨曦中驶达黄埔. 19 号晨欧阳钟也给海军局补签了调舰的公函.
19号早上 9 点多钟,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手持海军局的派谴令到黄埔军校接洽,见到军校副官黄珍吾.据黄事后给蒋介石的报告称: 十九日午前九时,中山舰长章臣桐来校,职奉教育长命前往接见.当时该舰长持出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命令一封,该命令之内容乃派中山舰火急开赴黄埔,归蒋校长调谴.舰长之来校,乃为请示任务,并云若无十分重要事情则给其回省,另换一小舰前来候用.职当即回办公厅报告教育长.当时教育长公事颇忙,仅命职转知该舰听后命令.职转达后,约十一时许,而省中该局长来电催该舰回省城矣.
19 号中午李之龙为使中山舰回省城给从苏联来的苏共中央使团参观,亲自打电话给蒋,要求调中山舰回省.蒋当时的位置应该是在广州不在黄埔.李与蒋的通话内容无人知晓.现在能看到的只有蒋的说法.蒋说:”我没叫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作什么呢?”我对蒋的说法表示怀疑,如果李之龙心中无鬼必然对蒋的回答产生警觉.是谁假传命令? 作为政府最大的一条战舰,一升火开动就牵扯各方神经,竟然被莫明其妙的骗开了一回.事情能不严重么?能不追查他的下属么?反过来说,如果李之龙有阴谋他就没必要打电话请示蒋,他既然能命令它开出去就能命令他开回来.
蒋事后把黄埔军校青年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头头蒋先云,贺中寒等人找来介绍情况是说了几点理由.1,我由黄埔乘气艇到广州东山住所,刚坐下就有人打电话问我今天回不回黄埔,而且在不长时间里连问三次,此事反常引起我的警觉.经查中山舰升火待发,工人纠查队有整装待发迹象.2,中山舰回省城之后,应该没有事情就要熄火,但他生火生了一夜晚,形同戒严.种种迹象表明有扣押我于中山舰送往异地加害的企图,为防不测故权宜处置.又说:为证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我愿意去做一切该做的事情.我的未来操在你们手中.接着说:必须马上同右派断绝关系.因此我决定解散孙文主义学会,为了公平起见,同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我正在考虑成立黄埔同学会,由我亲认会长.
蒋先云问蒋介石,打电话的人是谁,蒋说:“我死以后,看我的日记”。当然我们现在可以说了,因为陈洁如的回忆录里有记载.陈的记载说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连打了五次电话给她问,蒋介石什么时候回黄埔,汪打算和蒋一起去.引起她的警惕.蒋与汪的组织关系如此的靠近,只因多问了几句行程就起疑心,说明他们两之间已有疥蒂.
“三.二零”,蒋采取行动之后汪是怎么表现的呢,周恩来对包惠僧说: 我去看汪,他气的擂胸顿足,以头撞墙,像小孩一样,毫无办法.让人不可思意的是,汪一人身兼三职,国民政府主席,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无论从哪种职位讲召开会义,宣布组织措施都是可以的.他放其一切他应有的权利,让人觉的他真是有阴谋.
共产党方面遇到这么大的事不用召集就会聚到一起讨论.活动中心在苏联顾问团住地,周恩来,陈延年,恽代英,苏联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毛泽东也去了苏联顾问团住地加入激烈的争吵.但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时也在,因为沈雁宾的回忆他当时陪毛泽东去了苏联顾问团住处,留在传达室,听见有很多人在争吵有毛的声音,毛回到住处后只提到只提到季山嘉和陈延年,没提别人,也许别人不是负责人所以没提.共产党人形成两种观点.季山嘉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基本指到思想是在中过实现国民革命,而现在国民党的实力人物就是蒋介石,我们不但不能反对蒋介石,还要支持他.实在荒谬.毛泽东则提出完全向反的意见.毛认为对蒋介石及右派国民党人不能示弱,你示弱了他们就得步进步,你强硬了他们就缩回去了.毛认为就广州市而言蒋的实力比较强,有一个师加一个营的兵力,但是放到广东省的大范围里看蒋并不占优势,其他各军本身都与蒋有矛盾,而且也是听中央的,广大士兵是要革命的(蒋曾对学生说.我如果反革命你们可以打死我,当是革命是一种风潮)所以毛主张动员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到肇庆开会,以中央名义通电讨蒋,宣布蒋违反党纪国法,其行为为反革命行为,撤职查办,削去兵权.叶挺独立团驻防肇庆可为中央的警卫.中央一有号令其他各军就有方向了.开始陈延年是同意毛的主张的,后来由于苏联顾问团不支持,陈又缩回去了.这样广大共产党员就无所作为了.（当毛泽东成了伟人之后,人们才认识到毛当时就很有见地,可惜当时无人慧眼识英雄）。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没想到后来蒋介石会成为敌人。会与蒋刀枪相见。仅以为是内部矛盾。
从事件发生后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看,中山舰事件不像是共产党预谋的. 也不像是蒋介石预谋的,蒋很可能是借题发挥将错就错.而整个事件的发生应该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几个骨干份子预谋并主导的。一直以来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斗争非常激烈和尖锐.暗藏着的是国共之争,进一步涉及到拥护和潜在的不拥护蒋介石的问题，虽说是在暗中的.蒋介石本人平时是心知肚明的.再者从参与其事件的右派军人王柏龄很多年后的一段话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王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若没有学会的话,党老早就没有办法了.学会能立了这点功,也不枉这些对党热心效忠的同志”。
事件发生后共产党内要求建立一支独立武装的呼声很高.陈独秀也曾派代表到广州与共产国际代表商谈建立共产党独立武装的事情.并提出前几天刚刚有苏联军舰运送大批枪械等军事物资到黄埔军校,希望从里面分拨出5000支枪给广州的农民自卫军.但被共产国际代表拒绝.国际代表说:”现在是共产党替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一切要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意的想法.现在还有不少国民党人认为共产党占了国共合作的光.看看当时的历史,就知道这种观点有多荒谬。如果苏共从一开始就坚决的支持中共而不是去支持什么孙中山的国民党,中共早就起来了,而国民党就可能起不来了,不要忘记国民党组织工作的完善是共产党帮他们做的,军事上的武装是苏共支持的,国民党政府及军队的基本开支都是苏共提供的.你还要什么呢?
书归正转,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变本加厉,一方面高喊行动不是真对共产党方面的,他自己是要革命的.一方面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员,同时撤消行动人员,欧阳格,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的职务.另一方面却又解聘苏联军事顾问团,让其回国,(季山嘉这拨军事顾问团被蒋介石撵回国后,加仑,和鲍罗廷又回到广州,重新担当起顾问工作,苏共支持国民党的政策没变),还要求中共党员退出第一军.接着又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通过这次整军肃党中共党员基本上都被赶出了中央领导机关.所有蒋介石的行动都被陈独秀及苏共代表隐忍接受.鲍罗廷虽有几次抗争但被蒋的几句话给说服了,蒋说:对共条件虽苛,然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宁不伤心.惟因总理策略,既在联合各阶级共同奋斗,故余犹不愿教分裂,忍痛之今也.鲍始默然.
这时候的共产党领导人始终没想到自己独立发展,总想让中共被国民党抱着.看不到共产党与国民党治国理念上的本质差别.总认为双方都是要革命的,都是主张打倒军阀,驱逐帝国主义的.忽略了双方对待资产阶级的不同,对待农民阶级的不同,对待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张不同.
蒋为表达不反共的主张,事件中被蒋介石抓的共产党人被陆续放了,李之龙也于六月份被释放.整个事件用一句陈延年的话来总结最合适.“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这样不了之了,蒋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而李之龙却因为受到陈独秀,张国焘等主张妥协主义的领导人的打击,而被党内同志冷落.代表陈独秀来广州处理中山舰的张国焘曾说:在目前情况下, 谁反对蒋介石谁就是反革命!李之龙是个不纯分子,目无党的领导,他是否与反革命分子有勾结,要查清楚。
李之龙被释放后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新剧团主任,兼<<血花日报>>社社长.国共彻底分裂后,他从上海潜回广州做兵运工作,试图策反国民党海军,被陈策察觉未果.1927年底去日本避难.28 年2月 6 号回到广州,当晚被捕,2月8号被枪杀于广州红花岗,一代英俊就这样殒落了.
毛泽东也于蒋整军肃党案之后,受到排挤,英雄无用武之地,感到广州的气分不适和自己,而回到湖南去搞农民运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搞的轰轰烈烈,并不是像我们以前看的书所言是因为毛泽东.而是因为军阀唐生智的支持.这一点留到下节祥谈. 中共里另一个”农民运动之王”.就是彭湃,共产党里搞农运的先驱应该首推彭湃,24年彭湃就开始做农运工作.国民党的两次东征及广州平叛都有彭湃的农民自卫军的身影.当时广东的农运在全国来讲是搞的最好的.而在湖南当地一直领到农运的是郭亮等人.当是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是李维汉.毛泽东在湖南的身分有点特殊,带点中央干部的背景,无论是从共产党方面还是从国民党方面来说都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