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妈妈在福州黄巷的娘家时，我才六七岁。那时爸爸经常去出差。他一走，妈妈便带我回黄巷，住在外公外婆家。她说她喜欢旧家的味道。
她的旧家空无一人，外公外婆和两个舅舅已经下放到闽中山区好几年了。
妈妈的家残破不堪，一楼不到十平方米，二楼是阁子间，十分狭窄，成人根本直不起身。我只能顺着楼梯爬进阁子间，坐在地板上，玩累了，再爬下来。阁子间的四面墙上贴满了发黄的旧报纸，一点也不隔音。其中一堵墙紧挨着著名的南华剧场，墙边有一张小破床，是妈妈出嫁前睡的。两个舅舅只能在狭小的空间里打地铺挤着睡。
小屋的拥挤和残破让我惊心，爸爸所在的重工业设计院的职工宿舍的条件比这里好多了。可妈妈很恋旧家，爸爸不在福州的日子里，她每晚搂着我睡在阁子间的小床上。和我们仅一墙之隔的南华剧场经常在晚间放电影，有时还有闽剧班子在唱戏。我躺在床上，耳朵贴着墙，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影片中的每一句台词和咿咿呀呀的戏剧唱腔。
大白天闲着没事时，妈妈带我去南后街的食杂店买七珍梅（一种蜜饯）和面上铺着一层白糖的小饼（五分钱一个）。解放后，三坊七巷一度沦为乌衣巷，残破不堪，还很嘈杂。各种声音，包括双手在搓衣板上捣腾的洗衣声，刷马桶声，漱口擦牙声，夹着福州方言的说笑声，闽剧表演开场时的锣鼓声，战争影片中的军号声等，成为生活中或不可缺的奏鸣曲。
有一回，妈妈为了测试我的应变能力，趁我在南华剧场旁边的宣传栏看彩色剧照时，突然闪进了斜对面的葛家大院，躲在门柱背后偷偷盯着我。她本以为平时胆小爱哭的我发现妈妈丢了，一定会在巷子里跑来跑去寻她，甚至惊恐地嚎啕大哭。我住在爸爸的重工业设计大院的宿舍里，时不时有这种歇斯底里的表现。
出人意料的是，被丢进了鱼龙混杂的三坊七巷后，我却出奇地镇定。发现妈妈不见了，我赶紧在四周找她，仍未发现她的踪影后，我又跑回剧院的宣传栏聚精会神看海报，不慌不忙的。躲在门柱后的妈妈目睹了一切，非常惊讶于我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偷偷溜到我的身后，拍拍我的肩头。我笑嘻嘻地对她说：“我知道你会回来找我的，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剧场边等你。你喜欢听戏听评话，我也爱听‘电影’，以后走丢了，我们就在剧院门口等对方，不见不散。”
78年底，外公外婆一家结束将近十年的下放生活，回到了黄巷。从我九岁开始，每年的大年初一，我们全家都要穿戴整齐去黄巷给二老拜年，在他们家吃完午饭后，再坐公车去南台的碧玉姨婆家拜年。
外公家没有厨房和厕所，一直用马桶方便，外婆在靠近正大门的走道上搭了一个简易的灶台，用的是可以折叠的饭桌，平时收着，吃饭时才把饭桌在走道里撑起来。邻居们进进出出，每个人都能看见我们吃饭。我们吃得香时，他们会笑着对外婆说：“伊姆，今天这头鱼真好食（福州话，好吃的意思），大老远就闻到香味了。”
外公过65岁生日时，我们全家和尚未成家的两个舅舅在走道里为他庆祝，外公就着好菜喝了几口青红酒，脸上笑开了花，头光光的，大腹便便，愈发像庙里的弥勒佛。
妈妈和他开玩笑：“你这一辈子连灯泡都不会换，不识电，居然还开电厂，传出去让人笑话......"
十二岁的我听到这话吓了一跳，没想到这个解放前长乐金峰镇的电厂老板（林家电厂可能是长乐地区唯一的电厂）这么不济。外公憨憨地笑着，自我打趣：“所以电厂倒了。我这辈子还是做医生好了......"
他和外婆住在厢房的一楼，摆了一张小床在墙边。靠街边的那堵木墙被他们拆了半面，安了一扇木门朝街开着，正对着著名的小黄楼。外人从这扇门迈进屋里，可以看到侧墙上悬挂着一块白色的牌匾，写着“林一谔医馆”五个字。牌匾下有一张桌子和几张椅子，这就是外公给人看病的地方。自78年底外公全家平反从沙县回到福州后，因文革而中断了将近十年的私人中医诊所又重新开张了。
妈妈对我们姐妹俩说：我们和外公外婆永远是一家人，上他们家就等于去自己家，可以无拘无束。而南台的姨婆算是亲戚，在姨婆的家人面前一定要毕恭毕敬规规矩矩的。
于是，我去外公外婆家时总是很轻松自在的，在屋子里翻箱倒柜找瓜子和水果吃。只要管教甚严的妈妈没瞅见，我会缠着外公去巷口的南后街为我买蜜汁橄榄和七珍梅。外公套一件白色的旧汗衫，穿着肥大的黑裤，将黑色的旧布鞋踩成拖鞋穿，慢吞吞的，从抽屉里找出几毛钱，牵着我的手去食杂店。
南后街又是著名的花灯一条街，春节期间游客如织，巷子里的孩子几乎人人一盏莲花灯或者小绵羊灯，喜气洋洋的，过节的气氛很浓。
渐渐地，我开始了解到很多名人的故居在三坊七巷，这里曾经留下沈葆桢，严复，谢冰心等人的足迹。谢冰心是这样描写她的故居的：
“一九一一年我回到福州的时候，我是时刻围绕在他的身边转的。那时我们的家是 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万兴桶石店后......这所房子很大。住着我们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们这一房，就住在大厅堂的两边，我们这边的前后房，住着我们一家 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个人，和满屋满架的书，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我所看过的书，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子才）的笔记小说《子不语》，还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纾（琴南）老先生翻 译的线装的法国名着《茶花女遗事》。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译小说”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追求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开始。
我们这所房子，有好几个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 是在一排或一进屋子的前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天井”，每个“天井”里都有一口井，这几乎是福州房子的特点。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 客室和书房。几乎所有的厅堂和客室、书房的柱子上墙壁上都贴着或挂着书画。正房大厅的柱子上有红纸写的很长的对联，我只记得上联的末一句是“江 左风流推谢傅”，这又是对晋朝谢太傅攀龙附凤之作，我就不屑于记它！但这些挂幅中的确有许多很好很值得记忆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东院厅堂 的楹联，就是：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霁襟怀......”
她笔下的故居和童年生活，如此朴实清新，寻常文字背后显示的是不寻常的写作功力。她的文学道路，可以用“随意”二字形容，始终遵循着“心里有什么，笔下写什么”，自然而然地走过来的。1922年在《假如我是个作家》一诗中，冰心宣称：“假如我是个作家，/我只愿我的作品/入到他人脑中的时候，/平常的，不在意的，没有一句话说；/流水般过的想起/好像这光景曾在谁的文字里描写过；/这时我便要流下快乐之泪了!”这种文学观也反映了她的人生追求。
1932年，在总结自己的文学创作时，冰心自剖道：“我知道我的弱点，也知我的长处。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喷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坚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的事物上，我仍宝贵着自己的一方园地。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有人不喜欢她的文章，认为她的作品里不是大海就是母爱，立意太浅，不如看透世情冷暖的张爱玲和文字间流露出强烈社会意识的白薇。
我却欣赏她自然随性的文风。我上中学时曾慕名到过她在福州杨桥路的故居。她住过的院子里搬进了很多不相干的闲杂人，破烂家具随处乱摆，不过里面的居民很热情，招呼着我进去参观，嘴里还忙不迭地介绍着：“这也是林觉民的故居。”其实，林徽因也在这里住过，不过当时的福州人不识林徽因。直到2000年出了一部轰动两岸三地的电视剧《人间四月天》，她的美貌才情和恋情才成了坊巷的热议话题。
去三坊七巷的次数多了，我常常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曾经出将入相名人荟萃的里坊名巷，有着那么丰富的文化历史沉淀，住在那里的人，是否如我的外公外婆一般，早已看穿了浮华，到了宠辱不惊的境界？
八十年代初，外公用平反后政府给的补偿在浦下新村买了三房一厅的房子，让舅舅一家搬去住，自己却一直守着老屋，舍不得离开没有抽水马桶，环境又很嘈杂的黄巷。外公不愿走，他怕一搬走，他的住在福州乡下的乡亲来福州看病，一路舟车劳顿，却找不到他了。他还舍不得家附近的那些五保户和孤寡老人，他长年给他们义诊，又贴钱买药，他怕自己一走就疏于照顾他们了。外公不走，外婆就一直陪着他，和他一起照顾病人。于是，我和三坊七巷的缘分就持续了很久。这对旧社会的老贵族夫妇用一生的坚守让我明白了，不是大富大贵之时方才谈行善。即使困顿于陋室，也可以为世间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他们住在小破屋里时，内心是平静的，感恩的。有一回母亲去看他们，老俩口说起了一件事：四十年代他们在福州上下杭做生意时，和长乐帮的几大巨富关系甚好。其中的一个巨富在解放前非常风光，他的某个儿子讨了十二房老婆，每个月由各房太太轮流伺候着，福州人戏称“十二月花”。巨富死后寂寥，他的孙子在解放后竟然落魄得讨不起老婆，住在三坊七巷附近的一个比鸡窝大不了多少的小破屋，已经七十多岁了，背驼驼的，身体很不好。外公外婆买了彩电后，经常请他过来看电视，聊聊家常宽慰他。
外公说：“当年福建省一半以上的土纸都是他们家经营的，堪称长乐首富。爷爷在解放前去世时，做梦也没想到孙子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吧。我们林家尚有片瓦可以遮头，我还可以给人看病，天主对我们实在太好了。”
是啊，心怀感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信主的人永远活得平安喜乐。外公外婆在三坊七巷度过了余生。
去年年底，离家将近二十年后，我回了一趟福州。闺蜜敏特地预约了福州市最有名的导游黄玉麟老师为我的三坊七巷之行作向导。黄导曾上过央视，是福州地区的活化石，以解说福州的"名片"三坊七巷和马尾船政蜚声海内外。
故地重游，第一站是谢冰心的故居。大院里的居民全部迁走了，按旧时模样重新修缮过，其中的一面木墙上刻着林觉民的《与妻书》。我在花草宜人的小院里走了一遭，想象着林觉民，林徽因，谢冰心等人在三坊七巷的自家大院里或玩笑嬉戏或临窗苦读的样子，仿佛更加理解了他们。
经过黄巷时，我特地请黄导介绍它的历史。
黄老师说：东晋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黄氏入闽聚居此巷，黄巷因此而得名。
黄巷里最著名的建筑有小黄楼，葛家大院和郭柏荫的“五子登科”大宅。外公外婆家所在的院落在小黄楼的斜对面。朝街的那扇木门（即外公的中医诊所的大门）已经被拆了，小屋的外观恢复成明清时精致的模样，四扇木窗将小屋封得死死的，我再也见不到屋内的情形。屋檐下吊着一盏红灯笼－几乎所有的三坊七巷的旧宅都被修缮成这种“千人一面“的样子。
隔壁的南华剧院也被拆了，好像变成了商场，和我们家紧挨的那面墙漆得粉白粉白。
我指着外公外婆住过的老屋问黄导：“这座院子有历史典故吗？”
黄导说：“没有。”
这让我有点遗憾。 然而在专家和游客眼里没有历史意义的院落，却承载了我们家的悲欢离合，在我心上千斤重。
如今，我每天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收到很多心灵鸡汤，无外乎劝诫世人用淡然的心态对待人生，生活得真诚随意。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以平常心看待聚散得失。
这些话说得轻松，做起来却不易。随缘起止，随遇而安，心常满足的境界，是要经历无数修炼才能豁然领悟的。何况每个人都是活在社会的条条框框之中，有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要承担，谁能够轻轻松松的去留随意？
所以人们羡慕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风，羡慕在天空任意徜徉的云，以及弯弯曲曲奔流向东的河流。
世间还有一种随意草，穗状花序，粉红色的唇形小花极为清爽，密集地自下而上生长。如将花朵推向任何一方，就会胶着在那儿，不会复位。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审美观，将花朵摆出独特的优雅的造型。它的英文名是Obedient Plant（順從的植物）。因为花型酷似金鱼草（龙头草），又被称为假龙头花（false dragonhead）。
它代表的是最高境界的生活态度－随意。
我很幸运，在懵懂的年纪生活在了一个充满了文化底蕴的小坊巷。没钱上电影院，却可以三天两头“听白戏”。尤其在寂静的深夜，我将耳朵贴在阁子间的木墙边，随着飘过来的电影音乐想象着可能的故事情节，这无形间丰富了我的内心情感。从十二岁开始，我写作时常常处于思如泉涌的状态，只恨自己的笔飞得不够快，配合不到跳跃的文思。
有位老同事见到我们家在黄巷的小破屋后，吓了一跳，充满同情地对我说：“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天天被电影院的杂音吵着，不得神经衰弱才怪。”
我非但没有神经衰弱，还遗传了外公的基因，睡商极高。再嘈杂的环境，只要我累了，闭着眼坐在小板凳上也能酣然入睡。
我在文学城开了博客，随心随性随意地写内心所想。没有谢冰心的才情，也要效仿她的志向：我要栽下平凡的小小的花，给平凡的小小的人看!
写着写着，我成了点击量过百万的热门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