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保利拍卖对这件印章的考证可知，这件拍品以顶级俏色缠丝南红玛瑙为材，色彩鲜艳、红白交织，以色为界取上部纯红色巧做朱雀钮。底刻阳文“丛云”二字，被依次著录于清代帝后宝玺印谱的乾隆、嘉庆、道光卷中，且此印无论从大小、材质、篆刻字体，与现藏故宫之乾隆宝薮中所载完全吻合。
印文“丛云”二字当源自乾隆元年其“丛云”御笔匾，这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汇总》第七卷P94-95中有明确记载。
在清宫，印章是十分重要的文房用品，它和帝后的日常文化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展阅御府书画，钤于其上的林林总总的各式帝后印章显示出它们各自流传的经历，观摩之余，总能给人一种别样的享受。环视宫中殿宇，鲜活的帝后印章遗迹更是比比皆是，它们与众多的牌、匾、联、额一起，构成了宫殿建筑室内外装饰装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帝玺印及其使用遗迹广泛分布于各类宫廷文物之中，成为宫廷收藏的重要鉴别依据。尤其是乾隆皇帝，一生刻制了大量宝玺，或用于御笔书画的钤盖，或用于书画和典籍的鉴藏标识，成为此一时期宫廷文化繁盛的重要物证。其中有一类通用小玺，它们基本上制作于乾隆早期，形态多样，印文多为吉祥词句或成语，使用频率很高，并且继续被后来的嘉庆皇帝和道光皇帝所使用。此方“丛云”小玺就是其中之一。
此玺玛瑙质地，圆雕朱雀钮，通高2.7厘米，印面宽1.05厘米，厚1.65厘米，印文为阳文“丛云”二字。在现藏于北京故宫的《乾隆宝薮》、《嘉庆宝薮》和《道光宝薮》中都有明确著录，经与实物比对，无论是材质、体量，还是篆法布局都与《宝薮》中的记载完全相合，可以确定此玺为乾隆皇帝宝玺的真品。这里将有关此方小玺的资料胪列于后，并略作分析，以便于有兴趣者鉴赏之。
关于皇帝御书钤用宝玺的印文，乾隆皇帝曾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他说：“夫天子宸章，择言镌玺，以示自警，正也。即偶寓意别裁，然近玩物，不足为训。”认为皇帝的印章要充分体现自己的性情和意志，要有感而发，有针对性地刻制，从而起到警示自己鞭策自己的作用。他同时还给出了一些可为典则的实例：“如皇祖之‘戒之在得’、皇考之‘朝乾夕惕’、朕之‘犹日孜孜’，莫非寓戒慎之意。”而此方“丛云”小玺的印文从字面上来看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意义，应属于“寓意别裁”之列。但选取这样的文字刻制宝玺对乾隆皇帝而言也并非毫无缘由，而是有其原因的。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夜，雍正皇帝病逝，二十五岁的皇四子弘历继承皇位。九月三日，弘历在太和殿登基，大赦天下，宣布明年为乾隆元年。弘历也同时移住养心殿，成为养心殿新的主人。继位后不久，乾隆皇帝便开始了对养心殿的改造，这一工程至乾隆元年（1736）年底基本完成。在现存关于养心殿改造工程的档案中，有这样一条记录：乾隆元年“十月初六日首领夏安来说，宫殿监都领侍苏培盛交：养心殿西暖阁仙楼上用御笔‘长春书屋’匾文一张、‘丛云’匾文一张……。传旨：‘长春书屋’匾文著做红蝠流云边匾一面，‘丛云’匾文做着色石榴式匾一面……。于本日首领夏安、太监张良栋交出御笔挑山一张、对三副、福字一张、戴临敬书横批一张，其匾文二张俟拟准之日另行交出，钦此。于十月初七日首领夏安持来着色石榴式匾小纸样一张，宫殿监都领侍苏培盛奉旨：‘丛云’匾做石榴式样，着郎世宁画，钦此。于十一月十三日做得长春书屋匾、对等件并托裱挑山、福字等，柏唐阿图拉、拴住持进悬挂、贴落讫。” 其中明确记载当时乾隆皇帝为养心殿西暖阁仙楼题写了一块“丛云”匾额，并在乾隆皇帝的直接授意下设计成石榴式样，由当时在宫廷服务的著名传教士画家郎世宁执笔绘制。说明早在乾隆元年，乾隆皇帝就为养心殿西暖阁题写了“丛云”匾额。该匾额在后来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编辑完成的《国朝宫史》相关部分中没有收录，极有可能那个时候该匾已经不在此处。可能的去向就是圆明园中的保合太和殿，因为在成书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钦定日下旧闻考》中记载，在圆明园保合太和殿西暖阁内就悬挂有一块“丛云”匾额。 我们知道，乾隆时期许多御用宝玺的印文来自于他为各个宫殿题写的匾联，如“得句因新意”、“耽书是宿缘”玺就是乾隆皇帝为弘德殿题写的对联，“新藻发春妍”玺则是他为养性斋题写的对联。而“朗润”、“鉴古”、“芝田”小玺则来自于他为建福宫各殿题写的匾额。出于同样的做法和思路，乾隆皇帝用为养心殿题写的“丛云”匾的匾文刻制小玺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从现有的资料可知乾隆皇帝曾经刻制了不止一方“丛云”玺，而最早的“丛云”宝玺刻制记录是在乾隆三年（1738）。这一年四月“初六日，司库刘山久、催总白世秀来说：太监毛团、高玉交白玉套图章一件。传旨：着照样做一件，钦此。于本年六月初一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做得白玉套图章一件，并原样一件持进交太监毛团、高玉呈览。奉旨：将原样留下。其新做图章外层上圆著刻‘惟精惟一’，下方刻‘所宝惟贤’。 二层上圆刻‘乾隆宸翰’，下方刻‘丛云’。三层上圆刻‘旰食宵衣’，下方刻‘人情为田’。先篆样呈览，准时再刻。钦此。于本年七月初十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画得上圆‘惟精惟一’阳文、阴文，‘乾隆宸翰’阳文、阴文，‘旰食宵衣’阳文、阴文。下方‘所宝惟贤’阳文、阴文，‘人情为田’阳文、阴文图章纸样一张，持进交太监毛团、胡世杰、高玉呈览。奉旨：第一层上圆‘惟精惟一’准镌刻阳文，下方‘所宝惟贤’准镌刻阴文。第二层上圆‘乾隆宸翰’准镌刻阴文，下方‘丛云’准镌刻阳文。第三层上圆‘旰食宵衣’准镌刻阳文，下方‘人情为田’准镌刻阴文。钦此。于乾隆四年五月十八日七品首领萨木哈、催总白世秀将做得白玉套图章一方持进交太监高玉呈进讫。” 这方白玉“丛云”玺是一组三层套印中的一方，于乾隆四年五月完成并使用。而此方玛瑙“丛云”小玺没有相关的制作记录，具体的制作时间也不清楚。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册乾隆皇帝于乾隆九年（1744）以前创作的《御笔秋英诗画合璧》册，内绘葵、海棠、菊、桂、兰、石竹六种秋季花卉，每种又配以对幅诗文，其中在桂花一开的画幅右侧钤此“丛云”玺，应该是该册创作后不久钤盖上去的。由此可以推断此方玛瑙“丛云”小玺制作于乾隆九年以前，属于乾隆皇帝的早期御用小玺。
据不完全统计，仅《石渠宝笈》初编、续编、三编收录的作品中就有超过80件钤盖此方小玺，如果加上已知的没有被《石渠宝笈》著录的钤盖有此玺的作品，总数当在百件以上，应该说此玺的使用频率是相当高的。通过对以上作品钤用状况的分析，可以得知此玺的钤盖使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作为乾隆皇帝御笔书法和题记上的引首章使用。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李世倬《皋涂精舍图》轴中，有乾隆十二年题诗两首及三十二年、三十四年题诗各一首，其中乾隆十二年《丁卯暮春五日游玉华寺皋涂精舍有作》题诗中，起首部分即钤此玺。是为此玺用作御笔引首章之一例。二是作为御笔书法和题记上的压脚章使用，或单独或与其他小玺配合钤用。如《石渠宝笈》著录的《董邦达田盘胜概图册》中，在第三幅“层岩飞翠”和第十一幅“舞剑台”的乾隆御题诗后面都钤有此玺，是为用作压脚章之一例。三是在小幅御笔书画上钤用，这种情况一般根据书画上的空余之处相机钤盖，可左可右，可上可下，在位置上没有固定的格式要求。钤用的实例除了前面提到的台北故宫藏《御笔秋英诗画合璧》册外，台北故宫所藏《题明董其昌杂书》册中也有使用。此册最一幅有乾隆十一年（1746）御笔对董其昌书法运实于虚的心得和仿董其昌米家山水画，画幅右下角即钤此玺。四是作为骑缝章钤用，这种用法在乾隆时期宫廷书画收藏的装裱中相当普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乾隆御笔《仿李迪鸡雏待饲图》，在“絜矩民天”引首纸与画心纸之间的隔水接缝处上钤“聊以观生意”玺，下钤“丛云”玺。又如台北故宫藏乾隆御笔《御临王献之书洛神赋十三行并图》中，在每开的画心与裱边的四角接缝处都各钤一不同的小玺，此方“丛云”小玺即被钤盖在首开的右下角接缝处。 而一些宫廷收藏的古代书画名作，在乾隆时期宫廷重新装裱后，在各部分与隔水的接缝处，或者在画心纸绢的接缝处，多钤盖乾隆皇帝的小玺，此方“丛云”小玺也往往在其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冯承素摹《王羲之神龙本兰亭序》、顾恺之《洛神赋图》卷等都是如此。这种钤盖有骑缝小玺的作品，通过小玺的钤盖将装裱的各个部分连在一起，以后一旦重裱或割裂，钤盖的小玺便被破坏，无法保持装裱的完整。或许这种在裱边或绢纸接缝处钤盖骑缝小玺的做法，更多的是出于保持乾隆宫廷原装原裱的完整度和持久性而采取的措施。
此方小玺在乾隆、嘉庆、道光宝薮中都注明材质为玛瑙，这与实物是一致的。将该玺印面与三帝宝薮中的印本对比，印面残损的过程一目了然，状况与实物也非常一致。该玺之材料色彩丰富，下部为红白相间的纹理，切割成印体，上部利用红色雕刻一只朱雀，似浮于水面之上，翅膀、羽毛、头部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印体中上部四周刻一道弦纹和卷叶纹，线条有力而流畅。该玺俏色运用得当，显示出制作者很好的设计和对印料的掌控能力，体量不大，但显得极为可爱。
综上所述，该玺是乾隆皇帝早期御用小玺之一，在乾隆御笔书画和清宫收藏的古书画上曾广泛钤用。对它的考察，可以丰富我们对此类小玺的认识。转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