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篇有关甜莲子小说《相煎并蒂莲》的文学评论发表在《当代小说》2016年11期。
寻常岁序皆盛宴
张 敏 张丽军
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在当下我们绝少去歌颂爱的动人，作家的笔触开掘着爱的另一副模样：在生活中爱被物化、被不断衡量，亲人、爱人之间日日讨价还价，遮蔽了亲情、爱情的本来面目。在《湖畔》（王天丽《滇池》，2016年第7期）中，主人公苏安因为“拖到这个年纪，还没有一个正式的男友”而被母亲安排着去相亲。母亲与“没出息”的画家父亲离异后与一个退休的部队首长结婚，期间对我不闻不问。突如其来的相亲让苏安有些尴尬与陌生。作家细致地刻画着这位母亲的种种行为细节：六年没有见到苏安的母亲，不是以一个母亲想念久别重逢的女儿的姿态早起去车站迎接女儿，而是打发司机去接苏安。等到苏安第一次到了母亲家，母亲却是刚刚起床的样子。而母亲见到苏安，打量着她“急切地像一个贪婪的商人要确认到手的一件珠宝，她在估算苏安的价值”。在母女久别重逢的场面中，这些细节默默昭示着“爱”的虚无，隐隐指向着一个晦暗的收尾。在母亲与部队首长的争执中作家赤裸地呈现着这次相亲的目的，在张叔说出“和一个瘸子相亲你也想得出”，质疑母亲“你是为女儿着想吗，你这是给自己找饭票”的时候，母亲“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死了，我去喝西北风吗？”的哀泣让苏安觉得母亲可怜，如坐针毡。当苏安顺从地换上丝质的衣服，像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样被母亲介绍给一个“体形有些扭曲的中年男人”，苏安看到那个男人“伸出肥厚的手整理着脖子上系得太紧的领带，手上闪动着硕大的珠宝”时，头也不回地逃向了那个昨天在湖畔遇到的、可能像自己父亲一样一事无成的画家的工作室中。
亲情和爱情的冲突并不鲜见，《雾霭弥漫的河流》（杨猎《南方文学》，2016年第7期）中以更惨烈的方式呈现着这种矛盾，伊珊和志文自由恋爱在一起，但伊珊的父母觉得志文是农村人，女儿嫁给他会很丢人，于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伊珊的父母和喜欢伊珊的张坤一起设下圈套，让伊珊碰巧发现了志文在发廊嫖妓，最终伊珊与志文分手。志文百口莫辩，老实人被窘境逼得无路可逃，只得去央求张坤帮自己向伊珊解释，在张坤的戏谑和轻蔑中愤怒绝望的志文选择了和张坤同归于尽。当爱情黯然失色，金钱和地位成为衡量婚姻价值的惟一标准，悲剧就有了用武之地。《相煎并蒂莲》（甜莲子《上海文学》，2016年第7期）是一篇极具上海味的短篇小说。小说生动地再现了老上海弄堂里斯文精致的生活以及人与人之间微妙的关系。然而掩于作家笔下旧日子中的却是一对姐妹的悲剧。美丽的烟纸店二小姐王文娟与“我”隔房的叔叔阿荣是一对看起来极其登对的夫妇。王文娟的神秘以及她“讲究”的生活方式令我倾心不已，“我”甚至还见证了王文娟与阿荣恩爱的生活。随着“我”学业加重慢慢地不再去王文娟家，也不再打听她的事情。几年以后王文娟却上吊自杀了，阿荣看着王文娟留下的遗书脸色凝重地收了起来。一个礼拜后我在阿荣家竟然看到了一个与王文娟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女人，我惊慌地以为是王文娟活转回来了，没想到却是王文娟的三妹王丽娟顶替了姐姐的位置。甜莲子在故事中为这样的结尾早就铺下了种种蛛丝马迹，全文无一字提及王文娟在丈夫爱上自己亲妹妹后的焦灼愤怒抑或悲痛，王文娟日常生活的精致中的落寞隐现着这段婚姻的不幸。作家也只是在王文娟充满爱慕地望向阿荣时借阿荣的口说了一句：“这世界上的事情要是都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就好了”，展现这种诡谲的亲情与爱情带给人的伤害。
我们可以看到众多作家以不同的轨迹来交织着这样的困惑与无奈，《龙凤镯》（月亮《南方文学》，2016年第7期）以“我”寻找凤镯的主人的历程揭开祖辈人的爱恨情仇，我亲祖母的隐忍与善意的谎言使她在对亲情与爱情的盼望与不可及中孤独终老。《尖叫》（付秀莹《广西文学》，2016年第7期）则为我们呈现女主人公一点点发现自己的丈夫对同事的爱慕与仰望时的悲哀。《在大街上寻找什么人》（宋离人《长江文艺》，2016年第15期）跟随主人公杜桑意识的流动书写着在无爱的婚姻中像抓住救命稻草般渴望杜莲子的心理历程，呈现出当代人婚姻的畸态。《暗里不开花》（张丽萍《安徽文学》，2016年第7期）则讲述了房小艳自以为和顶头上司洪景明擦出了“爱”的火花，在与洪景明开房的过程中却发现洪景明是有多个约会对象的“渣男”，最终房小艳愤怒地离开了酒店。
道德感的缺失，责任意识的沦丧以及对物质的贪婪让我们看起来是如此不幸福。人际关系中的道德束缚已无力捆绑欲望，当“爱”的正义成为枷锁，拿什么来归正人与人之间错位了的情感？所有带着希望的文本中都有着对本心的坚守，如《龙凤镯》中的奶奶见喜，又或者像《湖畔》中的苏安和《暗里不开花》中的房小艳，努力挣脱金钱的拉扯和错误的情欲。我们终究是活在自己为自己设定的底线中，而幸福就是恒常地坚守它。
《伞铺》（薛钟《清明》，2016年第4期）中大琴子和蒋二青梅竹马，但情窦初开的大琴子却被船上会拉手风琴会吟诗作对的袁一文迷住了，二人很快成家。失落的蒋二伤心之余开始专注于做伞挣钱，蒋二的伞做得精巧细腻，很快靠此发家。这时候袁一文却锒铛入狱，大琴子便回到老家给蒋二打下手做伞。袁一文刑满出狱撺掇大琴子偷师学艺自立门户，大琴子动过心，但蒋二不肯教，她无处可偷。袁一文便设计使得蒋二酒后强奸了大琴子，偷偷拍下照片要挟蒋二传艺。蒋二不得已传艺给大琴子，没想到大琴子夫妇拿蒋二的手艺注册专利奔向小康。而蒋二强奸大琴子后染上了嫖的毛病，最终穷困潦倒不复往昔。薛钟在小说中似乎为了保全那一点“善”在蒋二在月夜强奸大琴子时遮掩道：“只不过，疯的时候大琴子什么也不知道”，“大琴子知道后就更不肯理他了”，与前文大琴子酒后反复问蒋二“我为什么不是你家里人”比照，偷到蒋二的看家本领后的大琴子可谓判若两人。
仿佛为了更深的雕刻出不合理欲望下人性恶的形态，《虚若山》（傅友福《南方文学》，2016年第7期）中便上演了一场母子之间的惨剧。刘小兰在被恋人抛弃后发现自己怀孕，她生下儿子江涛后便把他送给了照顾自己生产的淑媛，只身前往省城寻找男友。若干年后得知自己身世的江涛进城寻找母亲，却发现母亲刘小兰这时候已经是市长夫人了。二人之间没有母子久别重逢后的温情和难过，江涛看到了自己生母的“价值”：“我有了市长妈妈，还愁找不到好工作？”而刘小兰则是惊惶江涛的突然出现会被丈夫知道。江涛向刘小兰索要大笔钱财来创业，而此时刘小兰的丈夫正受到审查，两个儿子也需要用钱，拿不出这笔巨款。面对对金钱近乎疯癫的江涛，刘小兰为了保全自身、保全家庭，只得把江涛推入江中。
在窘境中膨胀的恶，以及这些恶带来他人的不幸在这一季的南方杂志中屡见不鲜，《千村月》（关仁山《天涯》，2016年第4期）中孙子狗蛋想要早点去城里，千方百计地要卖掉老河的鹿群。狗蛋的好朋友暖玉也是一样，想要早点带着奶奶去城里。二老二小的矛盾就此开始，然而让人震惊的是两个孩子最后竟然想要烧死暖玉奶奶这个“累赘”来摆脱乡村奔向城市。《四十八岁告老还乡》（姚鄂梅《江南》，2016年第4期）中周全退休后回到家乡办起了阅读班，吸引了一个爱好读书的男孩像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她。但当周全在莲花乡盖的房子成了“钉子户”后，拆迁的人竟然拿周全与男孩的关系做文章，试图污蔑周全猥亵小男孩。《陆小鱼的河塘》（张殿权《安徽文学》，2016年第8期）中丁明河因为父亲是盗窃惯犯且父母离异而被其他孩子排挤，在误解和重压下：“他不能飞翔，备感束缚，可是在水里，他是可以暂时忘掉烦恼、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最终淹死在河塘中。作家们把人性的阴暗与龌龊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展示了这个世界生存的狂乱与病态欲望。
在对人性的阴暗进行探讨的同时，也有作家在这些窘境中努力刻画着人类的诗与善。正如周作人所说：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是人性。即使是在现实的残酷挤压之下也有人抱持着朴素的善意，温暖这个世界。《锅巴》（刘玉栋《天涯》，2016年第4期）中大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协助村干部建立公共食堂，在抄检与他有嫌隙的九三家时努力表现，连壶里锅巴都搜检出来上交。大春的妻子小白在公共食堂帮工，但随着粮食日益减少，怀孕七个月的小白忍不住偷吃了公家的粮食却被捉住了，在内疚中小白精神错乱并早产，在一场高烧后小白没有了奶水，眼看孩子活不成，九三婶子不计前嫌，拿出没有被抄检走的一点锅巴救了大春儿子的命。大春“想起去年秋天那疯狂的情景，羞愧地低下头去。”《情怀》（余一鸣《江南》，2016年第4期）中史竹英老师在殷市长“倒台”以后，没有见风使舵地看不起他的孩子，而是努力地为失去出国机会的殷切补习功课参加高考，悉心地疏导殷切的心理。《归去来兮》（夏群《安徽文学》，2016年7期）沙伊在被“我”从大凉山的贫穷中带到了城市中，但在毕业时优秀聪慧的沙伊不顾艰难毅然回到深山处执教用爱播洒知识。这些文本从另一个角度丰富了文学对人性的刻画。如果说对人性中恶的呈现让我们去反思在不合理欲望中挣扎的人类究竟该走向何处，那么对人性中的“神性”的呈现无疑为我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当“神性”在“兽性”横行的时刻坚守住自己的底线与原则，那么“恶”的一面是否会不再膨胀？是否会像《锅巴》中的大春一般“羞愧地低下头去”呢？
在这一季的南方杂志中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现了一定数量的“职场文学”，这部分作品囊括了诸如公务员、教师这样特定群体，用真实的笔触书写着这个群体的困顿、无奈与荒唐。这个端着“铁饭碗”的群体看起来光鲜无比，实则体制内的生存法则时刻压抑着限制着圈内的人，在种种窘境中《学历》（晓风《江南》，2016年第4期）为我们讲述了在高校任职多年学术造诣颇深的老先生许志坚读博的故事。因为自己是博士生导师，却不是博士“倒不至于要你下岗，但遴选学科带头人、申报“长江学者”和“国家百千万人才”等名利双收的好事就会与你擦肩而过了。”学历给他带来的困扰和尴尬很多，加之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也读了博。许志坚决定南下至震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对许志坚决定读博的过程中，作家用了大量的笔墨写出了没有博士学位的博士生导师的尴尬。
而《任雷诺外传》（张运涛《广西文学》，2016年第7期）则反其道而行之，张运涛打破规则和种种限制塑造了任雷诺这样一个“不走寻常路”的官员形象。任雷诺的“发达”完全是源自于自身的技术过硬：会修车、能画画。加之生性善良帮扶贫困大学生被报纸报道。没有上级提携的他机缘巧合被任命，但是他的兢兢业业和认真却让这个群体内的很多人感到了“不舒服”。单是考勤这一项任雷诺就雷厉风行、铁面无私地把很多领导“通报批评”了。在明明有很好的关系可以依靠，并以此谋求晋升的时候任雷诺不屑于送礼巴结讨好上司。“就算是小衙役，他也不愿做对上级谄媚对老百姓瞪眼的小衙役”是他的信条。他不断地检举着体制内的不良现象，有效地遏制了贪污腐化。甚至有他在，政协主席的位置没人敢坐。
类似题材的小说从不同角度呈现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榻榻米下的秘密》（光盘《广州文艺》，2016年第7期）蔡晓东从周延华副市长手中购得了一处房产，装修时却发现房间内的榻榻米里藏有二十万现金。是房地产商向周副市长行贿？试图把这笔巨款还给周副市长的蔡晓东多次还钱失败后将钱捐给了希望小学却惹来一身麻烦。《醒来是黄昏》（秦超《安徽文学》，2016年第8期）讲述了退休干部任上收受贿赂，任下退贿，最终获得心灵解放的文字。《更正》（陈邦和《安徽文学》，2016年第7期）写了被恶意黑掉的补偿款退还于民、《轻生》（陈纸《广州文艺》，2016年第7期）写出了职场底层人的卑躬屈膝与战战兢兢。这些小说从多个维度展现了当代职场、官场的种种“怪现象”。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当这种类型的文学继乡土题材之后逐步受到关注，对这个群体的窘厄与挣扎的呈现打破了以往我们对端着“铁饭碗”的人的幸福生活的遐想。当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在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是否会成为市场经济发展历程中下一个不幸的对象？我们的文学对此给予着深刻的关注。
漂浮于虚无之海的孤岛
丁美华 张丽军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经济腾飞和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人的灵性或消磨于物欲横流、纸醉金迷的都市幻象之中，或瓦解在生活的不尽如人意与坎坷艰难当中。本期的文学期刊在讲述置身于虚无的人们如何追寻生命的意义、如何拯救自我的同时，隐含着作家们对现代社会中精神荒芜现象的担忧，以及对生命状态的深度思考。
林培源的《阴翳年纪事》（《青年文学》，2016年第8期）讲述了两个妄图逃离自己不堪命运的底层人物，在城市欲望与金钱的浊流中相互安慰，相互依靠，最终却又不得不回归既定命运轨道的悲哀故事。主人公阿喜是名义上的父亲“借他人的种”强行拽到这个世上来的，他是由屈辱的胚胎孕育的孩子。父亲雇人强奸母亲的事实让阿喜极度厌恶娘娘腔的父亲，更厌恶这个不属于他也不接纳他的村庄。多年来，阿喜“像只遗弃在暗巷里的幼鼠”一般卑微地活着，他明白，他活着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履行父亲强加在他身上的养老送终的义务。不堪命运摆弄的他决定逃离，他孤身一人来到城市打拼，遇见了同病相怜的秋蓝。秋蓝十七岁时从家乡来到城市谋职，却被骗去当小姐，从此深陷物质与肉欲的泥潭中无法自拔。她给有家室的老板当情妇，为他们堕胎，用他们的钱在城市中谋取一份虚无的安全感。可惜的是无论她再怎么全力以赴、小心翼翼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阿喜的出现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缺。“他和秋蓝，他们互为猎物，也互为捕手”，二人的惺惺相惜不是因为爱情的吸引，而是由于对方是自己在一片虚空中惟一能抓得到的东西。但平静的生活被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打破了。阿喜被绑匪砸碎了手指，秋蓝为了不让他卷入即将来临的灾难而与他分手。秋蓝和阿喜其实都是现代社会中漂浮于虚无之海的孤岛，他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只愿意活在当下的快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