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了附近几家高校和化学所的实验室，向相关专业人员虚心讨教实验室建设方案，得到了众多热情无私的帮助。感激他们的同时，也无限感慨：到底是首都，到底是大城市，一切资源都是那么便利。年轻人想干点事情，大城市能够提供的便利和平台非常重要，而这些得天独厚的资源非中小城市可以达到。
就这样，我们自己的铝粉纯度、粒度测试实验室在没有任何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仅靠其中一个工人每天蹬着一辆三轮车，带着我大街小巷地把实验器材、实验装置买回来，并经过反复测试、不断验证后，终于可以投入使用了。从专业角度看，这只是个非常简易、功能极其有限的小实验室，但它却为课题组节省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尤其是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方便。以往，每批铝粉加工后，我们要对不同粒度、不同原材料反复取样，分别送往不同单位去测试。通常情况下，我们要过几天才能取回结果，这样效率低不说，遇到急需的数据结果拿不到手，很耽误工作进程。其次，还有不小的一笔试验费用支出。
实验室的建成，大家都说好。只有另一个老师（和王老师同届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不怎么发表意见，有时还会故意挑点毛病，或者风凉几句。后来，我意识到：以往送样检验的工作由他负责。他很喜欢每周少则一两次，多则三四次送样、取样的外出任务，一去大半天，比较轻松自由。我们此举等于是剥夺了他已经习惯的自由以及其他方便，我心里有点惴惴然。
听多了这个老师对王老师的抱怨，加上王老师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我也开始慢慢地换了一个角度看王老师：每天灰头土脸埋头干活，像头不知疲倦的骡子，大伙跟着累得够呛；抠门小气，他确实没有用卖铝粉的收入给大家发过奖金、谋过福利；对人缺乏热情，本来话就少，张嘴闭嘴谈的还只有工作，有点无趣。
随着大家相处时间增多，彼此了解深入，王老师在我脑海中的印象不断发生变化。依然记得，那时无论是付工叽叽喳喳数落他，还是追着他打听卖铝粉的钱是否可以分给大家，他都不吭气。透过满面灰尘的脸，你看不出他是喜是怒；有时候，工人们嚷嚷超时工作累死了，要求加餐改善伙食，他也不吭气，该干嘛干嘛。新来乍到的我总是怀疑他自动过滤掉了所有与工作无关的信息。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发现，其实，他是有听大伙意见的。因为，每次工人们吵吵饿死了，过不了一小时，便有几大盆美味从附近餐馆热气腾腾地送到实验室。通常有红烧带鱼、东坡肘子、酱牛肉、干炸黄花鱼等等，都是实打实的大菜。我依然记得，那时大家围坐一桌吃起来有多香！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我把两项专利申请材料全部整理、装订好，待王老师最后审查满意后，用两个加大加厚的牛皮纸信封一一封好。某一个事先约好的上午，我和王老师抱着这两袋资料先是去拜访科委相关部门，下午再去专利局。从科委出来，已近中午，王老师说，我们就近吃点午饭再去专利局。我心里犯愁：和这么一个看起来大叔不像大叔、父亲不像父亲、满脸烟尘还不善言辞的王老师去哪里吃呢？吃什么呢？我还想：王老师这么小气，要是领我进一家街边小摊去吃摊主们连碗都懒得洗的炸酱面或者虾皮馄饨，我是要吃还是不吃？寻思着，王老师把我带进了一家体体面面的老北京饭馆。除了专利申报的话题，他依然没有多余的话。服务员过来，他翻了一遍菜单，直接点了一条干烧大黄鱼、一盘京酱肉丝，还有一个醋溜大白菜和麻将菠菜。王老师一边把菜单还给服务员，一边对我说：你是两个人，需要加强营养，多吃点，黄鱼补钙。说这话时，我注意到王老师是有表情的，而且第一次觉得这表情居然很生动。服务员看了一眼朴实憨厚的王老师，再望望我，一定以为我们是父女俩，而且认定王老师一定是那个千里迢迢进京探望怀孕女儿的庄稼汉。现在想来，王老师并没有惊人之语，只是这几句平常的话出自满脑子、满眼里只有工作的他，很出乎意料，并让我心生温暖。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前前后后忙碌了大半年的两项专利申请都顺利获得通过。有了专利，以后与企业界的科技成果转让就会有底气得多，也会顺利得多，并且对于现有成果的保护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期间，我还抽时间把整套生产工艺流程翻译成了英文。 陆陆续续，我们不仅签订了与辽阳化工研究院单笔金额高达300W（那时所里的科研合同一般是10—20W，30W就算是大合同了）的技术转让合同，还与内蒙、外蒙、南韩、印尼建立了合作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