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的两年，结交了一些外国朋友，比如同屋的匈牙利年青教师邹尔汤，伊丽莎白，虔诚的基督徒女护士芭芭拉，厄瓜多尔留学生托马斯，还有两个叫莫妮卡的留学生，一个来自法国，一个来自罗马尼亚，叫托尼的波兰留学生也曾有一段时间总和我在一起喝啤酒，聊的不亦乐乎。但唯一和保持联系到现在的只有罗杰。前几位在离开瑞士后都通过几次信，托马斯还从厄瓜多尔给我寄过两盘南美民族音乐CD。后来就渐渐不联系了。主要原因是德语写作越来越差，写封信都变得困难重重。而罗杰本人是个语言天才，不仅德语和意大利语是他的母语（他父亲是意大利语区的瑞士人，母亲是德国汉堡人），他还精通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也能说，因在日本留学过三年，日语也很好。在日本时因有过一个台湾女朋友，所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在努力学中文。这样我和他的交流就比较舒服顺畅。另外，在我回到中国后他还特意来沈阳看过我三次。
罗杰本来是学国际政治的，这个专业的职业面向是外交官。以他的语言天赋，他当外交官富富有余。可他是个独身主义者，这点不符合瑞士对外交官的要求，所以他当不了外交官，就只好当个学者。当学者的好处是自由，他对自由的热爱超过了对家庭的热爱。有一次我问他：对你来说，自由重要还是婚姻家庭重要，他嘿嘿一笑说：自由。他告诉我，他这些年几乎每年出去跑，俄罗斯，东欧各国，日本，台湾和中国大陆都去过。我说你不用上班吗？他说：上班。我暑假的时候回来教书，教一个暑假就够我一年的费用。那时，瑞士工资很高，瑞郎也比较值钱。所以每年三个月的工作，就可以支持他九个月在国外的简朴旅行。他说他去俄罗斯坐火车觉得便宜的不可思议，几十瑞郎就可坐到任何城市。因为常年在外旅行，他的博士就总毕不了业，成了老博士。
和罗杰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我们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这大概缘于我们年龄相仿，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很一致。罗杰对我来说完全没有外国人那种隔膜感，有时我和他聊天感觉就像和中国人聊天一样。唯一遗憾的是我的德语水平不高，很多复杂的意思表达不清，但罗杰领悟力很强，每当我卡壳的时候，他都会猜中我的意思，适时地替我把德语词汇补上。我后来德语口语的提高，是与罗杰的帮助分不开的。
除了在宿舍的客厅和餐厅里聊天外，我和罗杰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啤酒馆里边喝边聊。晚饭后，圣加伦小城里星罗棋布的啤酒馆就开始兴旺起来，几乎家家酒馆都座无虚席。似乎整个圣加伦城里的居民都跑到啤酒馆里来了。对瑞士人来说，如果一整天都宅在家里，等于是住监狱，虽然瑞士的监狱非常舒适。
我很喜欢瑞士的小酒馆，即干净又安静，每个人说话都像窃窃私语，从没见过大声喧哗的，很适合两个人聊天。据罗杰说，这是瑞士人最普通最常见的夜生活。所谓的夜生活和国内的酒吧夜总会里那种震耳欲聋的发疯噪音完全不同，而是安静和轻松的。不像国内酒吧可以通宵达旦玩乐，瑞士的酒馆和酒吧都有时限，即所谓的警察时间。我记得圣加伦是最晚不得超过下半夜两点，有的城市则规定是半夜12点为警察时间，到这个时间酒馆必须打烊。瑞士人其实很勤奋，除了一些学生外，瑞士很少有人会在酒馆呆那么晚，大多数瑞士人都在九点后就回家休息了，其早起早睡的习惯和我们中国的农民兄弟一样。
有一天晚饭后，罗杰说带我去喝一种特殊的东西，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喝到，时间不超过一周，一下就把我的好奇心调动起来。罗杰似乎轻车熟路，去了一家之前没去过的酒吧。罗杰对侍者说，来两杯“Saeure”, 不一会侍者就端上两大杯红葡萄酒一样的东西。罗杰介绍说，这是酿造葡萄酒之前准备装瓶的葡萄汁，产自意大利，很浓，没有添加剂。我喝了一口，确实很好喝，甜而不腻，比葡萄酒要浓稠，而且能闻出淡淡的葡萄香味。我们一边喝着这种特殊的饮料，一边天南地北地乱侃起来。罗杰那时刚刚从日本留学回来，总是喜欢讲日本的事情。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正跪在地下给我们同屋的几个人表演日本武士剖腹自杀的动作，我猜那是他们对日本最好奇的事情吧。那天我问他，你一个单身男人，在日本不可能没有艳遇吧？罗杰有点腼腆的笑笑说，我有个日本女朋友，然后打开钱夹给我看他女朋友和他的合影。这是一个长相很一般的女孩，个头不高，皮肤很白净。我问他，日本女孩怎么样？他嘿嘿一笑说：挺好，但没有中国女孩好看。我后来知道，罗杰这样说是有根有据的。因为他在日本还有一个教过他中文的女友，来自台湾的一个记者。我后来看到这个人女人的照片，长得亭亭玉立，大家闺秀的气质，模样很像林青霞。我问罗杰，这么好的女人，年龄和你也般配，你就没想过要和她结婚。罗杰咧嘴一笑说：她已结婚，有老公了。
我猜罗杰不想结婚的原因主要还是不喜欢孩子。我太太和儿子来瑞士后，我经常请罗杰来家里做客。有一次我们俩在后院的草坪上边喝茶边聊天时，我儿子跑了过来。来了就往我身上爬，我说爸爸和罗杰叔叔说话呢，你去找妈妈去玩吧。可我儿子不听话，很顽皮地挤眉弄眼地在我身上拱来拱去。罗杰就皱着眉头对我说：你不能对孩子这么软弱，迁就。要严肃点。我知道他说的没错，因为瑞士孩子都很有规矩的，不像我们中国孩子那么娇惯。罗杰的话是击中了我的软肋。于是，我让罗杰等我一会，我把儿子抱回屋里交给老婆。重新坐下后，我试探地问罗杰是不是不喜欢孩子啊？没想到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说：不喜欢。
罗杰对中国上海印象很好，原因是他曾在上海住过一次院，说上海的医生护士服务非常好。我就逗他说，是护士小姐又漂亮又体贴吧？我说如果换成我去住院就不一定能享受这么好的待遇了，因为你的洋人身份你才获得这么好的服务的。那个时候，中国人对老外都是热情过度的，这多少有一种对外国的崇拜心理作怪。
罗杰第一次来沈阳看我时，正是我最忙的时候，好几天都没空陪他出去，很残忍地把他一个人晾在宾馆。周末的时候，我怀着歉疚之情带他去千山游玩，以补我的歉意。
罗杰那时已经能听懂一些简单的中国话了，在千山爬山的时候，我们俩用德语交谈时，被和我们一起爬山的大连外院的几个学生听到，大概是学德语的，其中一个就说，德国人啊。罗杰听懂了，笑着用德语说：我不是德国人，我是瑞士人。
爬完山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大连到沈阳的过路车，车上人很满，很多站客。我们俩只好在两节车厢连接处，这个相对宽松的地方脸对脸站着，罗杰还打趣说，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生活体验，在瑞士是永远碰不到这样的时候的。这是大实话，在瑞士坐火车是很享受的，我是从没碰到过没坐的时候，很多时候甚至整节车厢都没几个人。
我们聊天的时候，列车长和乘警过来查票，是一个很端庄漂亮的女列车长，当她看到罗杰时，微微一惊，就冲对讲机说：这有个外宾，餐车有位置吗？大概是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抬起脸对我说：“你是翻译吗？你可带这位外宾去前面的餐车里坐，这趟列车人很多，软座车间也没位置了。很抱歉了！”我说：“客气了，这是我朋友。我们站一会没关系，一会就到了。”可列车长还是坚持说：“还是去餐车坐吧，在这多不好。”我想想，也许是列车长担心没照顾好外宾，会被领导批评吧，我就对罗杰说：“走，我们去前面的餐车。”罗杰大概也听懂我们的意思。就问我，是照顾我们吗？我说是。到了餐车坐下后，罗杰对我说：“其实挤挤火车挺好，让我能更多地了解中国。”
那时候的中国虽然很照顾外国人，尊他们为上宾，但在某些地方却把他们当富豪看待，毫不客气地收他们的“税”。
大概两年后，罗杰从日本回瑞士，特意途径沈阳看我。那阵我不太忙，就陪他去北京游玩了几天。记得故宫的门票是40元，而外宾是80元。买票的时候，罗杰不解地问我：为何外国人的票价要贵一倍啊。在我们瑞士都是优待外国游客，至少一视同仁啊。我就逗他说：因为你们欧洲人曾经抢过北京，现在是收你们的赎罪税。罗杰反驳说：那也没我们瑞士人什么事啊。我说我们中国人分不清你是哪国人，鼻子大的都一视同仁。罗杰被逗乐了，摇摇头说：我看你们是把外国人都当富人了。我说：没错。中国现在还很穷，在我们眼里外国人都是富人，所以按中国人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思想。对富人多收费并没有不公的意识。罗杰嘟囔了一句：可我是一个穷学生啊。我只好强词夺理地说，谁让你长个大鼻子了，如果你是东方脸，我们也不用多花40块钱了。
也许是我们年龄相仿的关系，我们俩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们之间的谈话纯粹是男人式的谈话，谈的都是国际政治和各国历史文化。他对中国似乎比我更有信心，他说：你们和当初的日本人一样，到欧洲来留学到处走到处看，然后没多少年就追上了欧洲。因为攻读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罗杰满脑子都是连横合纵的纵横家思维。他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和日本不能结成同盟。他认为如果中国和日本建立同盟，就可成为世界的一极。当时他还想不到，现在中国没有日本，也成了世界一极。他对美国人的好感不如对日本，他觉得美国人傲慢自大，甚至有些粗鄙。我对他说：中国和日本关系复杂，就像法国和德国一样，有些民族感情不是那么容易被国际政治思维化解的，需要有伟大的思想家和两国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行。
我们俩聊天的时候，罗杰不止一次表达出对中国的信心。我说为什么你对中国这么有信心？他说：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文化的国家就有自信，有自信才会强国。而且中国不像西亚地区，有很多宗教矛盾。中国没这个问题，这是国家长期稳定的基础。
罗杰非常聪明，读书的速度很快，知识面广，见识也广，因此领悟力极强。这让我和他的沟通变得非常舒服。罗杰虽然是个语言天才，但并不是那种很外向的性格，有时甚至有点腼腆。比如我们俩有一次晚上去看房子迷了路，他好像有点不好意思跟陌生人说话似的，反而让我去问路。
罗杰在圣加伦有个女朋友，叫伊丽莎白，是他以前的同学。伊丽莎白不算特别漂亮，但却非常非常善良，非常有女人味，让人看着非常舒服。她说话细声细气，非常关心和在意别人的感受，说起话来有一种嘘寒问暖的感觉。罗杰告诉我，伊丽莎白有一个妹妹是弱智残障人，一直是伊丽莎白在细心照顾她。我听了，更加钦佩伊丽莎白。人的善良是装不出来的，善也是一种能量，默默之中就会让人感觉到温暖。
有一次罗杰和伊丽莎白邀请我一起去看新上映的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我惊奇地发现，罗杰和伊丽莎白竟然是各买各的票。方知瑞士情侣之间竟然这样拎得清，而罗杰和我都没有拎的这么清。
电影院里很多人，几乎是座无虚席，我发现伊丽莎白看电影的时候好几次用纸巾在擦眼泪。我不知道什么地方让伊丽莎白如此感动，但一个泪点如此低的人一定是心肠很软很善良的人。
看完电影后，我问罗杰和伊丽莎白，电影怎么样？罗杰表情严肃地说：非常好！伊丽莎白也点头称是。我其实并不喜欢张艺谋的电影，总觉得媒体过度吹嘘了。可《秋菊打官司》却让我也很喜欢。秋菊那种认死理的劲，在革命时代就是坚定的革命者，在建立法制的时代，就是一种推动法制进步，人格平等的力量。
罗杰虽然腼腆，但却很幽默。他有个德国朋友叫迪克，名如其人是个大胖子，也是个CD发烧友。有一次我跟罗杰到他家去，看到诺大的一个客厅的墙壁上都是摆满了CD的架子。我估计这些CD至少得几十万瑞郎，后来罗杰证实了我的估计。迪克是个单身，但不像罗杰是喜欢单身，而是因为太胖找不到女朋友。罗杰告诉我，迪克自己是个胖子，可却想找个苗条的女朋友，因此造成困境。迪克说他喜欢美国，罗杰就讽刺他说，因为到了美国，你就不显胖了。有一次我们三个在一起喝啤酒聊天，迪克愁眉苦脸地请罗杰教他如何减肥。罗杰说：不需要什么特殊方法，你去非洲当一年义工我保证你比我还瘦。把我逗的哈哈大笑。
我回国之前的某一天，罗杰很认真地和我说。你能不能不回去？我们俩一起开个中国餐馆吧，保证能赚钱。我有饭店经理执照，可以聘你当大厨（关于我们在一起轮流做饭的故事，我曾经写过一个系列文《烹调的乐趣》，罗杰对我的厨艺心锐诚服）。我对他说，开个饭店不少钱，你一个穷学生拿得出这些钱吗？罗杰说：这你不用操心，我到银行可以不用抵押和担保就能借到六十万法郎，利息还不高。可我那时回国心切，更不想一辈子做大厨。所以毫不犹豫的拒绝了罗杰的邀请。那时的我书生气很浓，并没把赚钱当做人生大事，更没想到中国会变成一个用钱来衡量个人价值的社会。
罗杰一直邀请我到他家乡一游，他家在风景优美的意大利语区的圣.毛里茨，就是拍《海蒂》电影的外景地。我一直想等我老婆和儿子来了再一起去，就一直往后推。没想到老婆来后身体一直不好，竟没去成。
罗杰现长居日本，在一家研究机构任职。因为到美国定居，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到罗杰了，真有点想他了。
2017年12月15日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