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1977
我是78届的，之所以谈论1977，是因为那年恢复高考，我也去报名了。
得到恢复高考这个消息，成千上万的人为之振奋，特别是那些没有关系后门，又不会溜须拍马的，感到终于有机会显示自己的学识和本事了。同时有更很多人在兴奋之余，感到不安，因为在那个“学工学农学军”，“复课闹革命”，“上山下乡”。。。的年代，学到的真正知识有限不说，还被蹉跎了多少年，能参加吗？考得过吗？
以我家为例，除了同父异母的长兄文革前考上大学以外，那些年的一系列运动，我们下面的四个兄弟姐妹一个也没落下。从小就品学兼优的大姐说了，我连真正的初中都没毕业，不报了。二姐在文革中，沾了张铁生的光，混了一个中专文凭，当时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她倒是报名了，结果考试的第一天就败下阵来。
我和小哥比较认真。看了报名介绍，就准备材料了，其中包括两寸（？）照片若干张。那就去照相馆吧。去了一看，傻眼儿了：人满为患。一问，排队得等数天，会误了报名时间。去其他照相馆问了个遍，无一例外。怎么办？当时小哥有一个哥们儿也要报名，知道这个情况，想起他自己的特长（之一），玩相机，咱自己照。可在哪照呢，人家要的是“标准相”，后面不可以有背景的。那怎么能没有背景呢？到高处后面什么都看不到，不久没有背景了吗？好，咱就到高处，到单位最高的五层楼顶上。顺便说一下，这座楼在我们当地也最高的建筑，这个记录是在那很多年以后才被打破的。
上到三楼还好说，都是正规的楼梯，而且还有一个诺大的供人们欣赏风景的阳台。从四楼开始，就不让人们随便上去了，只有那种嵌在墙里铁条做的简易梯子，应该是让工人上四、五楼维修、检查什么东东时用的。对从小爬树掏鸟窝、上房揭瓦的小哥和他的同学来说，这就是小菜一碟了，可对我，攀上去就没那么容易了，特别是离地面的最低一层，我也只能用手抓着，顶多做个引体向上。我尝试了几次想把自己整个人搞上去都无果。他两个看了实在不行，无奈，我哥在上面拉，下面他同学举着我的腿往上顶，才把我弄上去。我哥还好说，毕竟是自己的妹妹嘛。想想看，在那个男女生不说话的年代，那个男生的表情该有多尴尬。后来想起来真有点儿难为他了。上了五楼顶后的情况就比较简单了，只是当时的相机当下看不到效果，只好在不同的角度都照了个遍，做到万无一失。
把想到的、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就去报名了。小哥和他同学当时都是知青，名正言顺，知青点的队干部没有刁难，出具了该出的证明，他们顺利报上了名。我也拿着口本、高中毕业的证明，当然还有千辛万苦拍的照片去报名了。在回答了那个人几个问题后，我的报名要求被拒绝了，理由：我是插队后“病退”回城的。解释：如果你有病不能在乡下劳动，你怎么能上学？！
就这么一句话，我就跟1977年的高考失之交臂了。也就是这么一句话，我的命运或多或少被改变了。这不是夸张，因为在中国，特别在那个年代，年年不同，一年无法预测在下一年会发生什么。
这里我免去1978年高考前的周折，简而言之，我是背水一战，成了78届的了。但是倒想说说我下乡插队和病退的经历。
高中毕业后，不到17岁的小姑娘，我也“荣幸”地成为百万上山下乡大军中的一员。我从小就体质不佳，大病没有但小病不断，高中毕业前夕，学校组织同学们去参观知青点时，我是在医院度过的。因担心我不适应农村生活，更担心本单位附中的集体点上知青多，将来招工什么的竞争厉害，父母设法把我安插在另一个村子里，希望邻村的亲戚能有所照顾。同去的还有我的发小，她姑姑就在本生产队，我们就借住在她姑姑家，但和另一个单位的知青们一并搭伙吃饭，因为我俩的知青“安置费”交给生产队，他们谁也没有意见。
即便如此，我或者我的身体还是不争气。首先是一干活就大汗淋漓，汗水从上往下，顺着辫梢往下滴，半天不到，浑身湿透。这无需大惊小怪，干活哪有不出汗的？然后就是饿、饿、饿！早饭之前出早工，饿！早饭吃了7、8个煮饼（即玉米面拍成巴掌大小的饼，煮好后连汤带饼一起吃。现在我隔一段还是吃，是因为粗粮健康，但是一顿只能吃一半大小的两个， 哈。）。不到午饭就饿得前胸贴后背，眼巴巴地盼着下工。。。这也不奇怪，粗粮没有油水，不经饿。然而奇怪的是，无论饿不饿，我的肚子都在“叫唤”，肠鸣音很响亮，大到三四米外一起埋红薯秧的老乡都听得到，所以我时时处处会得到“特别”的、奇异眼光的关注。两三个月后，父母紧张了，因为这个期间我没有请过假，生理系统紊乱了。请教了医生，我服用了激素，这个方面似乎趋于正常，但其他还是一如既往，甚至有所发展。每天汗流浃背，每顿饭前都在望眼欲穿，每次干活尽量跟别人保持距离，怕我的“响亮”的肠鸣音吓着别人，当然除了那位发小之外，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今年7月我回国跟中学同学聚会时，她还又提起这事）。
虽然还在坚持，但我回家的次数多了。有一次回家， 也辛亏是在家，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休克了。当时是睡觉前跟父母聊天，说着说着我就不接话了。我母亲觉得不对劲，赶快过来一看，我已经不省人事。等我有了知觉，首先感到眼前是黑的（当时瞳孔已经散了），能听到母亲叫我，还有就是鼻子下面剧痛：母亲愣是掐人中把我“掐”过来的。
之后父母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所以托人帮我办病退。对这个漫长艰难的过程，有两点想说说：一是开医生证明。二是打通当地的“知青办”（此单位的全名似乎是“知识青年安置办公室”）。办病退，得先证明我有病，有什么病。要做到这一点，实际操作比听上去要难得多。原因是，没有医生能检查出我到底是什么毛病。这期间，父亲带我去了多个医院，看了数个医生，做了各种检查，我自己灌了多次“钡剂”，听到了种类各异的诊断结果。。。最后说是“胃下垂”加“胃肠功能紊乱”加“。。。”。
除了知青点的村干部以外，当时“知青办”的官员们也主宰着知青的命运。比起当今贪官们索贿受贿，动辄收受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赃款，那时知青办的官员们也不干净，是收的不多，但那时人们都没钱，且物质极度贫乏。为了能把我办回来，我家给知青办的老王也行贿了，是木材。那时时兴打家具，但木材贵且不好买，而我父亲在山区的朋友正好给了点儿，多少立方，不记得了。
总之病退办成了，我也成了“等外”公民了。77年高考报名被拒就是一例。
比起当时成千上万的知青来说，我的经历真是无足轻重，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但我的确和1977 年恢复高考有关系；比起千百万知青所受的苦难来说，《芳华》里的故事整个就是无病呻吟；比起1977年那些报名或没报名、考上或没考上大学的人们来说，那些走旁门左道、拉关系、走后门、溜须拍马混入（而不是考入）大学门槛的工农兵学员，真是创了中国一个特殊的“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