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跑灶”“搭伙”上初中
公元1964年，我稀里糊涂地告别了“低标准瓜菜代”时期，幸运地挤进了每期12圆人民币的初中生行列。学校远在十几华里的地方，每天需要早起晚归，当时称这种求学方式叫“跑灶”。农民没有钟表，把握不住时间，只好把早晨出发的号令全权交给雄鸡。只要大公鸡扯起喉咙“喔喔”一叫，我就得赶紧爬出被窝，披星戴月，踽踽前行。尽管红公鸡恪尽职守，但我仍没少起“瞎五更”。有时到了学校，仍旧繁星满天，就只有蜷缩在大门外企盼黎明。
农民的子弟尤其知道进中学不容易，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对起五更搭黄昏从无怨言。
有一个漆黑的夜晚，暴雨将至，狂风大作，下学归来的我一个人匆匆忙忙往家赶。越走夜越黑，黑的任人怎样努力就是找不到路，我只好摸着墙凭感觉前进。在村口不远的地方，随风传来了父母的呼唤声，被黑暗和孤独包围的我心头一热，疏忽了路的宽度，一脚踩空，跌落到10数米深的路沿下。幸好下面的土地刚犁过，软绵绵的耕地像减震一样缓冲了我瘦小的身躯，只在地上砸个大坑而身体上没留什么终身“纪念”。记得当时我还背一个箩筐（家乡叫箩头），是刚参加完勤工俭学劳动往家赶。脚下一空，心脏骤然紧缩，在自由落体运动中箩筐也不知到哪儿去了。待灵魂归壳，意识恢复到能辨认生命存在时，爬起来就跑，箩筐是次日父母捡回的。
我从小身体弱，胆子小，中学前从没有一人走过夜路，经过中学阶段的强化性夜练后，至今走夜路不怯一分。
“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句顺口溜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生活水平。吃一碗煮熟的红薯块，喝半碗和红薯煮在一起的蜀黍面稀汤，是我久吃不厌的早餐。上学时捎一瓜干面掉批的蒸红薯，午饭就有了保证。个别的也有超越这个生活标准的现象。当时的同学中，就有那么两三个，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工薪阶层，中午往往能拿出两三分钱到合作社（商店）买一点咸菜丝或酱（豆酱或辣子酱），配着馍吃，从而引起多数学生的种种议论。
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我们离校较远的学生开始了食宿在校的“搭伙”生活。“搭伙生”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缴上块儿八角钱就可以免除一个月的“跑灶”之苦。关于床和席，学校既无能力提供，学生又不敢有此奢望。我们平常都席地而卧，最多铺一些破报纸之类的物品。夏季无雨的夜晚，尽可以到室外抢占水泥乒乓球台舒展身子，与清风细语，和嫦娥玉兔相思而眠。到了天寒地冻的季节，“偷”一些当地农民的麦秸，铺在蓝砖围成的长方形池内，就有了与漫漫寒夜抗衡的“根据地”。当时，家庭困难缺铺少盖的同学大有人在，我们就发扬风格，你背被子，我拿褥子，夜里两人搭“通筒儿”，既亲热，又温暖，别有一番情趣。农民的子弟没有离开父母生活的经验，到了季节不知及时撤换被身体滚成末儿状的麦秸，所以，当时，被窝里有跳蚤，身上生虱子的屡见不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