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到了要害问题

张雪忠：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著名的宪政研究学者，律师。

张雪忠：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

张雪忠：如果一个国家总是顽固地拒绝人类社会通行的普世价值，并且迟迟不肯建立以自由、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宪政制度，那绝不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国情，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特殊的政府：这个政府本身极其败坏和不得人心，以致于根本无法通过公正的法律和诚实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续。

张雪忠：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

张雪忠：没有民主，就不可能遏制腐败；不能遏制腐败，就不可能改善民生；不改善民生，就谈不上社会发展。一切问题根源，就在缺乏民主；一切问题的答案，就在于实现民主。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竟会低贱到连享有民主权利的资格都没有；我一直都以为，那些剥夺中国人民主权力的人，才是中国人真正的敌人。

张雪忠：一个国家的主权者应该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其中任何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包含一小部分国民，这些国民并不能因为组成了一个政党，就可以取得国家的主权，进而取得支配其他国民的权力；既然全体国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那么他们就应该是一个国家之内的自治者，而不是被治者。

张雪忠：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我们就应该努力在自己的手里建成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最不负责任、最没有出息的民族，总是喜欢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下一代。一个能够切实保障个人自由、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宪政中国，是我们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张雪忠：40多年前，一个心理失常的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害死了成千上万的人。今天，一些遇害者的家属却对这个迫害狂尊崇有加，这实在是令人称奇的心理现象。其中最荒谬的理由是“他缔造了这个国家”。谁也不可能缔造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一直就存在着，他只不过是攫取了它的统治权而已。

张雪忠：在我未成年时，一直是我的父母养活着我；在我成年之后，我开始通过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我从来不认为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曾养活过我哪怕是一秒钟。有些人认贼作父、自我作贱，竟然认为自己一直是由这个党、这个政权或这个体制养活的；我很想问问这些人：你们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张雪忠：一些中国人为表达对日本的抗议，竟理直气壮地毁坏和抢夺另一些中国人的合法财产，这是多年来爱国主义教育的恶果。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实质就是党化教育，它不但扼杀人的理性，使人失去独立思考和分辨是非的能力，还使人逐渐失去宽容和善良的美德，不再懂得尊重和关爱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张雪忠：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启动去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这并不是要禁止它的传播，而是要取消其在中国的神学地位，恢复中国人理性和良知的至高无上的权利。让13亿中国人，以一种全民自虐的方式，臣服于一个西方人的哲学，并成为一种终其一生也无法实现的幻想的奴仆，这既不合乎理性，也不合乎道德。

张雪忠：向一个本身不正义的制度索要正义完全是行不通的；实现正义的前提是努力改变目前这种不公正的制度。不过，当事人及其律师的努力和付出，仍然很有价值：它可以将制度的野蛮与不公，以具体的方式展现出来，并让更多的人看清问题的实质！

张雪忠：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在没有赢得批评政治人物的自由前，绝不会急着去赞扬他们或他们的老婆。

张雪忠：如果在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学者如何研究哲学，那么哲学在这个国家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同理，如果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指令人民如何生活，那么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基本上就已经死亡了。

张雪忠：今天，决定性的因素已不是他们在做什么，而是我们该做什么。

张雪忠：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专制国家，唯一有说服力的改革信号，就是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和良心犯（南非、韩国、缅甸和台湾地区莫不如此），衡量改革是否真诚的标准，就是看是否开放两禁。那些能从一份会议公报中解读出改革信息的人，一定是具有特异功能的超人，因为他们能从“无”中看到“有”。

张雪忠：任何一个国家若抗拒民主政治，真正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民众素质太差，而只能是因为官员素质太差。只有一种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让大量粗鲁、愚蠢、贪婪和野蛮的官员身居高位，不受约束地作威作福。

张雪忠：对于那些经过选民投票而取得国家领导权的日本政治人物，中央电视台接二连三地贬之为政客；对于那些未经国民授权而窃取国家权力的政治人物，这些人本质上就是一帮政治强盗，中央电视台却极尽逢迎和吹捧之能事，由此可见，只有那些把灵魂出卖给了魔鬼的人，才适合担任中央电视台的负责人。

张雪忠：对公共事务，无论是单纯的评论，还是实际的参与，都是具有公共涵义并需接受公共舆论检视的行为。因为他人没有“行动”，就说他人欠缺批评行动者的资格，这是没有道理的。我诚恳地提醒有意参与公共事务的朋友：千万不能指望自己的言行能免于批评；你唯一能做的，是努力让它们经得起批评的考验。

张雪忠：我只想指出，从薄、徐、周和令等人的落马，人们可以发现，那些曾经大权在握，长期统治着中国的高官（及他们的家人），不但权欲熏心，贪腐成性，而且连杀人越货的勾当都干得出来；他们连自己的孩子都教育不好，却整天以十三亿中国人的道德导师自居，整天在嚷嚷着要领导中国人提高道德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