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摘译过几篇美国外交口述史项目中的回忆录，有傅立民的，和马歇尔格林关于尼克松访华中的一个他发现的问题。格林的口述回忆有几篇，在他的关于美国的中国政策篇中，有谈及谢伟思（John Service）的一件事，另外，格林妻子也在同一项目中有一个采访，其中也回忆到谢伟思，现摘译于此。谢伟思我在前面--可能比较久以前--有一篇，有延安时期毛泽东亲笔题字和周恩来题字（英文）送给谢留念的照片），还有另一篇讲一个1960年代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伯克利读研究生时在课堂上偶遇谢伟思的戏剧性情节。
第一段是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的口述
1971年秋，谢伟思与其妻子Caroline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私人客人访问了中国，谢伟思在1940年代是美国国务院里最能干（most able）的中国语言官（China-language officers），没有之一，后来在1950年前后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反革命（这是我发明的名词，一般称为麦卡锡主义）中，被扫地出门，不能再在国务院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格林与谢伟思在1946-47年就是好朋友，那时他们在新西兰是同事。当1971年从中国回来后，格林去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拜访了谢伟思。谢伟思跟格林在伯克利的山坡上边散步，他边巨细无遗（a blow-by-blow account）地介绍了他的中国之行。
谢伟思见到了二战期间他在延安窑洞里认识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他发现文革在迅速退潮（rapidly residing），很清楚，以周恩来为主，他们在准备跟尼克松进行认真的有成效的会谈。关键的主题是台湾。周恩来意识到，美国不可能一夜间改变政策，所以需要有个转变过程。从北京的观点来看，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不能推动或鼓励任何台湾的独立运动。如果美国想让尼克松的旅程有一个成功的结果，那它就必须接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从台湾撤军则是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谢伟思的介绍在很多方面都很重要，尤其是他说，在过去20年里，大多数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谢伟思谈到，周恩来对1971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大会席位问题上的胜利感到吃惊，很清楚，中国人没有预料到这次胜利，谢伟思在1971年10月27日跟周恩来会谈的时候，周恩来手下工作人员不断进来打断他们的谈话，向周总理报告纽约方面的最新消息以及中国匆忙地准备参加联大。格林向白宫、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汇报了谢伟思的看法。
在外交官口述历史里，格林的妻子也有一个回忆，是1987年3月5日进行的第一次采访（由Hope MacBride Meyers采访，应当是不止采访了一次），格林妻子的名字是Lispenard（Lisa）Crocker Green。在采访文件（PDF）的第31页开始，格林太太谈到了1950年美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反革命”（同上），她认为这是（美国）外交界最黑暗的阶段，她说参议员麦卡锡发动迫害中国问题专家的运动，他认为是这些外交官把中国大陆拱手交给了共产党，似乎中国是我们的，能由我们送出去。（下文中的“我”指格林夫人），这确实是一段可怕的日子，格林所在的远东局（Far Eastern Bureau）是受害最严重的，但是格林那时是负责日本方面的官员，而不是负责中国的，就是这一点救了格林他们。而他们的负责中国的朋友们则受到极大的迫害，格林写了很多关于远东局同事的人品担保信（letters of character reference）。其中一位朋友就是谢伟思，他当时已经被派赴印度工作，走了一半被召回美国到麦卡锡委员会前作证，当时人心惶惶，格林是唯一有勇气到机场去接谢伟思的人，这是我一直很欣赏他的理由。我们把谢伟思带回我们家跟我们一起住，他也在其他一些好朋友家住过，但是很多朋友甚至都不愿见到这样一个人物。我每天到听证会上去旁听，然后写出详细的报告，寄给还在船上的心如刀绞(这是我的翻译，原文是distraught）的谢伟思夫人（谢夫人后来抵达印度，并在那留了一年）。当时的宣传连篇累牍，连我的叔叔婶婶都说，无风不起浪。。。既然你们在那个时间，在那里地方，所以你们肯定是共产党。外交界很多人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帮助谢伟思和John Davies，John Carter Vincent和其他受迫害的外交官。格林夫人求她父母也捐，她父亲在外交界工作了30年，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们主要是害怕，不愿意跟这事有任何关系。（第32页）有一天，我去旁听听证，谢伟思坐在证人席上，格林夫人坐在后面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然后，参议员麦卡锡入场，他直接走向谢伟思，拍了一下谢伟思的肩膀，说：“别把这事当成私人恩怨”（Don't take any of this personally）。多少人的事业都被他给毁了，而麦卡锡却说别当成私人之间的事，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说的话，对他来说，这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招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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