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 李家营子
1970年3月，我到鞍钢建设公司报到，开始新的生活。清华16位同学，大部分分配到土建二公司的工人班组。我到木工班，参加齐大山矿选矿工程施工。我在工地呆了一个星期，干了三天活儿，下了三天雨，公司“政工组”便调我到机关。原来他们在档案中看到我“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履历。很快，我成为二公司的“笔杆子”。总公司的“革委会”主任是“军代表”，人称“周副师长”，他是第39野战军115师的副师长，他和我谈话，想把我调到部队去。对于父母均为右派的我来说，这事情当然是不可能的。
1971年，我上班后第一个春节，全家要到母亲远在沙漠里的新家团聚。
母亲插队在昭乌达盟敖汉旗，这里原属于内蒙古自治区，文革发生“内人党”事件（即宣布“内蒙人民革命党”为反动组织）后，这里被分而治之，将东部三盟划归东三省，辽宁省分得昭乌达盟，吉林省分得哲里木盟，黑龙江省分得呼伦贝尔盟。1969年，数万省直属机关干部被遣送到这里。
从地图上看，鞍山距离敖汉旗不过六七百公里，可是“回家”的路足足走了四天！第一天，我从鞍山出发，乘火车到沈阳与弟弟会合，转乘另一班火车，第二天凌晨到朝阳。这时是春运高峰，买不到当天的长途汽车票，只好在朝阳住一晚。第三天一早上了长途汽车，是解放牌敞篷卡车。卡车在冰天雪地中开了四小时，零下二十几度，寒风刺骨，我和弟弟几乎冻僵。这才到县城敖汉旗。又住一晚，第四天，再乘长途汽车，仍是敞篷卡车，仍是四个小时。这样，总算到了公社（即今天的乡镇），名叫荷叶乌苏，是蒙古语吧。下车后我们下巴已经僵硬，冻得说不出话。可是李家营子在哪里？一打听还有50华里，根本没有路，必须穿过沙漠，沿着骆驼的足迹走。这里是科尔沁沙漠边缘地带，偶尔见到几丛一尺多高的灌木，再就是无尽的黄沙。“翰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天黑时分，我和弟弟终于到家。
母亲的家建在村子外面，沙丘背面孤零零一座土坯房，只一间半：外面半间是灶房，里面一间是一铺炕。这房子是生产队特别为插队干部修建的，而李家营子的插队干部只母亲一户，娘儿俩，一个53岁，一个14岁。这里是敖汉旗最为边远之地，村子北头有一条河，名叫老哈河（河的名字有大漠荒原的气概），过了河便是哲里木盟。
老哈河在这里转弯，形成一小片绿洲，养育几百户人家。这里与世隔绝，老百姓没有见过火车、汽车、摩托车。这里没有电，更没有自来水。做饭烧炕，唯一的燃料是牛糞。回家的第二天早上，我和弟弟推独轮车到老哈河上游的草甸子拾糞，以备过年之需。站在草甸子上，我想，这里的夏天会是不错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但是现在，寒风刺骨，黄沙漫天。
母亲和妹妹到这里一年多，度过艰难时日。下乡之初，母亲因肝炎卧炕不起，家务事由妹妹料理。她们是村子里唯一吃商品粮的人家，要去公社买粮，主要是玉米面、高粱米，很少一点大米，每月每人三两豆油。于是14岁的胡爱农到生产队赶一条毛驴，走50里沙窝子路到荷叶乌苏镇，住插队干部家。第二天，胡爱农把一百多斤粮食驮上毛驴，赶回李家营子。谁知走到半途，粮食口袋从毛驴背上颠落，胡爱农束手无策。她只能站在沙堆上，等待骆驼队走过这里，请赶脚的大叔帮助。正值隆冬，北风呼啸，胡爱农在沙窝子里等了四个小时，等来一支骆驼队，小姑娘几乎冻僵。回到李家营子已是半夜时分，母亲硬挣起身，等候在村口。
看到这个家我的气不打一处来！这是一个不讲人性，丧失人性的时代。负责遣送插队干部的造反派，王八蛋，为什么把母亲放到最远的地方？敖汉旗的插队干部数百人，荷叶乌苏也有几十人，大多数年轻力壮，却把孤儿寡母赶到李家营子！原因很简单，母亲是右派。这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啊！
母亲14级干部工资，138元，在李家营子，简直是天文数字。当地农民看不到钱，在鞍山，一斤羊肉三角八分，而在荷叶乌苏，一斤羊肉只九分钱。自从母亲为一个衣不蔽体的村民扯布做一件棉衣，母亲的家便成为全村的救济总站，贫困的村民三天两头找上门，要这要那。母亲只好今天买床棉被，明天买顶帽子，为村民花了不少钱。
牡丹图
在身体稍稍好转之后，母亲便参加生产队的工作，她有新四军时期学会的与老百姓相处的能力，很快得到村民的认同。她在村子里办扫盲班，晚上在昏暗煤油灯下给村民上课。石门子水库工程是敖汉旗最大的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冬天，旗革命委员会向每个村子摊派劳动力，组织人海战术。母亲参与动员村民的工作，并把胡爱农送往工地。我和胡小米、胡小林回家过年，15岁的小妹妹却在石门子抬土筐！不久传来消息，工地放炮炸死了四个人。
母亲老了，头上多了白发，眼角下垂，双颊凹陷，形销骨立。母亲就是母亲，从不见她唉声叹气，怨天尤人。她一直在读《鲁迅全集》，并在日记中写读后感言。她写东西在清晨，她有时读着书笑出声来。她最称赞鲁迅的深刻，对国民性的批判毫不留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