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出版于1996年，作者David Beetham，现任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社会政治学教授。
“官僚”一词人们并不陌生——“官僚主义”是压在旧社会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反对官僚主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数次政治运动的口号；人民群众最为不满的就是公务员的“官僚作风”，官僚系统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是大企业难以避免的顽疾；“官僚体制”是自秦统一六国以来大一统帝国的主流政体，这套体制也很自然的成为新中国从地方到中央的基本政治构架；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为进入官僚系统订立了官方标准，这种通过考试选取文官的方法，其“先进性”被津津乐道，谣传还是西欧国家学习的范本。
但所谓“官僚制”究竟是怎样一种体制？它有哪些特征？其为人诟病的低效率其根源何在？人们应该抛弃它还是只能对其逆来顺受？这本书中，作者就以最为严谨的学术态度从不同角度对官僚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
全书共分三章。第一章通过分析“官僚制”一词在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中的不同意义，逐步呈现官僚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其之所以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的正常运转不可或缺，正是因为专业化与知识分割，而这也导致了官僚系统自成体系、具有独特的文化。
第二章从两个相互对立的角度——韦伯的社会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官僚体制的存在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第三章基于官僚体系的基本特征，对于两种相互对峙的社会、历史观点的批判。
古希腊哲学家芝诺以其悖论而闻名，其中一个称为“飞矢不动”，即运动是不可能的。据说当时有学生向犬儒学派的创始人第奥根尼请教这个问题，第奥根尼一言不发，只是从房间的一处走到了另一处。在场的学生纷纷鼓掌，觉得老师以行动反驳了芝诺；然而第奥根尼却对他们说，自己的行为并不能算是一个证明——谁都知道真实世界中运动无处不在，然而难点在于找出芝诺悖论的逻辑漏洞，并用严谨的分析证明其错误。
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20世纪由多个国家的实践经验证明了它低效、僵化，但这并不足够；马克思主义凭借其似是而非的庞大理论体系依然具有吸引力；必须有精辟的理论分析深入浅出的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所在，如此才能为上世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另一个是战争）盖棺论定，后人才不会误入迷途、重蹈覆辙。
《官僚制》的作者David Beetham从韦伯的社会学角度出发，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对社会主义构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指出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核心缺陷就在于忽视了官僚体制（政府）的重要性，而过分强调了阶级：
“韦伯的官僚制理论提供了对于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批判的基础。如果官僚制行政管理结构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那么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没有统治的未来，既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未来，只是一种幻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推翻资本主义将开辟一个无阶级社会的信念，是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之上的，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少数人统治的结构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基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同时也忽视了发达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技术知识和组织权力对当代阶级形成所具有的特有潜力。韦伯认为，工人在工作场所所从属的层级制，使复杂技术程序的组织活动所需要的，因此，即便是私有财产被废除之后，曾机制还将继续存在……由于强加给集权化行政管理结构的各种要求，社会主义产生官僚制独裁的可能性极大地增加了。韦伯认为，只有中央官僚机构的巨大扩张，才能建立满足社会需求的计划生产体制，才能使平等的公民权从形式上的政治和法律权力向社会和经济领域扩展。与此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均衡结构，尤其是私人资本主义本身的权力均衡结构，将被取消。在私有制下，政府和企业的官僚制组织至少能保持基本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们被纳入一个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层级制中，其中的官员成为一切财富和福利的裁决者。因而，工人阶级试图废除所谓的市场无政府状态，并将社会过程置于自觉的集体控制之下的努力，所带来的意外结构时，将自身推向了一个比过去的层级制更加统一的，因而更加强有力的层级制的控制下。”（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阶级斗争，认为社会的进步的关键在于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通过暴力斗争推取代旧阶级的统治。然而“阶级”不是一个人，最终掌权的必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究竟凭什么相信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管出身于哪一阶级，在进入官僚体系之后不会“变质”，完全忘记自己曾经属于的那个“阶级”，而只为自己和官僚体系的利益服务呢？如果政府权力不受约束而成为社会的压迫者，那么“官民矛盾”将会远胜过所谓“阶级矛盾”，结果是各行业、不同阶级“平等”的遭受体制的压榨。
对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有力的批判，在于指出按照指令运行的“计划经济”永远不可能像市场那样有效、富有活力和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全社会不可能像一个大企业那样完全在科层体系的统筹管理下运行：
“……韦伯认为，取消市场将使得经济计划者缺乏价格计算和生产要素有效配置所必需的信息。就确保经济运作最大限度的可计算性而言，市场经济比中央计划体制更加‘合理’。此外，那些依靠市场压力而维系其创新人物的企业家的消失，将会断绝经济动力的主要来源，取而代之是官僚制对秩序和安全的优先性。韦伯还论证道，在经济发展的某一阶段，通过促进市场的扩张和对传统社会特权的打击，国家官僚制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国家官僚制越是侵蚀市场，就越会成为一股经济停滞的力量。”
集权体制或许可以高效的支使人去从事那些有明确目标的工作，但这种试图将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其中的系统，最不擅长的恰恰就是创造系统之外的全新价值：
“有理由猜想韦伯也会赞同哈耶克这个更具哲学色彩的论点，即经济生活内在地就是不可预测的，而分散化的企业家较之集权的计划者更能够适应这种不可预测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果悖论’: 社会行动由于它所引发的受其影响的其他行动者的反应，其结果常常偏离行动者的意图，甚至与其相抵触。按照这一原理，对整个经济或社会进行例行计划的思想本质上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计划者绝不可能充分预测或控制那些合作者的各种反应，而这种合作又是计划有效实施所必须的……集权主义理论将整个社会想象为是在集权的官僚制的指令下自动运行的机器。在窒息个人自由的意义上，官僚制的这种控制当然是可能的；然而就官僚制想要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结果而言，官僚制的控制就不大可能了。”
社会主义的理想在实践中却陷入官僚制的泥潭，这一点身为社会主义者的托洛茨基在自己的革命经历中深有体会：
“最有影响力的分析之一仍然是托洛茨基的分析，在他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著述（特别是《被出卖的革命》）中，描述了官僚制首先是在党内，然后在更大的社会范围中逐渐取代无产者成为领导力量的道路。这一过程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官僚制权利的崛起，另一方面是能够制约它的无产阶级民主的衰落。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这两方面有着一个共同的根源，就是当时俄国社会的落后和不发达……托洛茨基评论道’在野蛮的沙皇统治环境中形成的俄国人民，根本不适合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
20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试图在人间实现乌托邦的幻想，结果这种轻率的实验无一例外伴随着自由受限、经济停滞，甚至饥荒这样的灾难。西方对于社会主义思想有许多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可惜因为种种限制国人能够接触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以往的历史表明，无知正是文明进步最大的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