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就是连续不断做出决定的过程，研究表明，一个人每天可能要做多达3500个决定，但真正有意识的决定会少些，有人提出平均70个，所以每人都是忙碌的决策者。
九0年，我们要做个决定，到底考研还是不考研。
在大学任教，学位之重要无人不知。遥想当年，为教师短缺的救火之急，仓促上阵为母校效力，就像一件瓷器，没有经过充足的高温烧炼，提前出窑使用了。等成品量补充足够，那些半成品的瑕疵突然扎眼了，要扔回到窑中回炉一番。一次烧成，工序自然流畅，二次回炉就要多费周折。
或许，年龄是我们的优势，八十年代学制短，初高中各两年，应届高中毕业生在十六岁的花季就可堂而皇之进大学，如此开来，工作一段时间再做学生，提高了“成熟度”，学习会更主动。再说，还有在职研究生的这样的通道供选择，亦教亦学。
从长远计，难兄难弟们纷纷又背起书包上学堂，愿意本地改造的就在本校读研，成了自己学生的师弟，却又被尊称为老师，搞得“关系“错综复杂了。出校就读者，要择良枝而栖，找颗大树当导师，也就加入了豪门，日后靠大师的人脉声望使自己的道路会宽广许多。
事情不能离开时代背景。九十年代，大学出现一片”繁荣“景象，本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的眼前铺开数条平行奋斗轨道，而且相互之间可轻易换道，有时换来换去把自己也迷惘了，认不准该走哪一道。
大学理所当然以教书育人为根本，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大师者，更要自成一家，桃李满天下。但在提倡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年代，把大学老师派到地方政府挂职，似乎成了诠释这句口号的灵丹妙药，一时间，地方愿请，学校乐派，到处是喜结良缘之风，大学老师摇身一变，被冠以科技副市长，科技副县长，科技副局长，坐在了地方政府的主席台上，有的老师甚至乐不思蜀，干脆当起全职父母官了。
同时，大学创收活动推陈出新蒸蒸日上，有本事你就赚一把，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个教研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实验室兼做生产车间，老师热情于“成果转化“，这转化可是真金真银，脑子转弯灵敏者的腰包快速膨胀。当官，发财，做学问，三条道缠绕在一起，理不清，看不明，大家蜂拥而上一齐冲。
有一同事老师，在那人人“下海“ 的热潮中，他靠着实验室的实力迅速脱颖而出，占领了灰色市场，积累了资金，当与部门领导关系紧张时，已有实力自立门户，一幢小楼平地起，他领衔的研究所因是创收大户而直接归学校领导。
后人评说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或者说是发展中的问题，也可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私欲的快速膨胀。无论如何，大学不再是宁静儒雅之地，风云涌动，其产生的层层涟漪延伸到如今。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面临着考验和选择，虽知道不应这山望着那山高，也明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但要选择就要有舍弃，正如沙翁的名言to be or not to be.
我们那年也做了自己的选择，一个人进入了镀金拿学位的清静之道，做实验查资料，拼搏三年，熬夜手写论文，一字一格成稿后，用专业打字员服务成样，反反复复校验之后，终于看到自己那散发着油墨味的铅印论文，最后戴帽披袍捧到学位证书；另一人挤拥在亦教亦商的热闹大道，随波逐流，忙碌在在学生和客户中变换着身份。
如今，偶尔念叨遐想如果九0年决定走不同道路的话，今天的日子会如何呢，但生活是没有如果的，归根到底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