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卡夫卡
模范员工与享受生活的人（一）
【卡夫卡绝对不是他作品所传达出的那个孤独灰暗、脱离物质世界的梦想家。他是公认的保险专家，热爱生活，爱运动，爱酒和女人，喜欢旅行。陶醉于大众娱乐并为新科技着迷。写作的焦虑属于他的第二重生活。】
1914年8月初。柏林、维也纳、圣彼得堡、巴黎到处都隆笼罩着骚动与狂躁。举国热血沸腾，迎来被称之为战争的伟大探险。区区几天之内，欧洲诸强宣战：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德国对俄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英国也被卷入其中。
在布拉格 — 隶属奥匈帝国的波希米亚首府，人们欢迎着穿城而过的士兵。与此同时，Bilekgasse大街10号，不名一文的作家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人们必须给Joseph K.定罪，因为什么坏事也没干，一天早上，他被抓了起来。”
字迹清晰，这句话成为了世界文学里最著名的开篇之一，出自弗朗兹·卡夫卡小说“诉讼”。小说出版于1925年，作者去世的第二年。稀松平常的一句话，已经具备了让卡夫卡成为20世纪最伟大作家之一的所有特质：现代人的焦虑与偏执。在一切都处于监控之中的极权世界里，生活已不由自己掌握。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话。
对于阅读或撰写文学作品的人来说，卡夫卡不只是个单纯的名字，而是一个概念，一项独立的类别，一份苛求，一座巅峰，是必须拜读的。即便那些从来没读过他一个字的人，也碰到过如今不怎么时髦了的形容词 — 卡夫卡式的，听到过“诉讼”、“城堡”、“给父亲的信”，肯定也知道一两个小说的名字出自于这么个作家：“法律面前”、“在画廊”、“监狱殖民地”、“判决书”、“变形”。
1941年，诗人W.H.Auden就总结了卡夫卡的重要性：“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一位艺术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之如但丁、莎士比亚、哥特与他们各自时代的关系，第一个印入脑海的名字，毫无疑问就是卡夫卡。”
他在写下开篇这句话时，31岁。第一次独住。之前他一直住父母家，在那个时代，这很普遍。这于他随心所欲地写作毫无益处，况且他的房间还是全家必经之地。
后来他姐姐艾丽和她的孩子们住进了这个房间，艾丽的丈夫应征入伍。弟弟卡夫卡于是就搬到了边上的Bilekgasse街。突然之间，作家出现了决定性的突破。而在此之前他只发表过两小卷散文，一年前还暂时放弃了第一部小说“失踪者”（又名“美国”）的写作。
1914年8月卡夫卡就像获释似的。几周之前，未婚妻Felice Bauer在柏林和他解除了婚约。当然，这件事情还远未结束，至少暂时彼此沟通尚好。（1917年他们又订了婚，但区区数月之后就作废了。这次是卡夫卡方面解约。）在动笔写“诉讼”之前，另一项写作也到了头，应该是写的太多了：自1912年起，卡夫卡给Felice Bauer — 他的未婚妻，至少当时他是这么认为的，写了近350封信、明信片及电报，经常一日数封。这些“给Felice的信”如今成为了卡夫卡最为人所知的文字，也成为了揭示作家自我暗示倾向的最清晰的证据。
（1917年卡夫卡与Felice Bauer）
卡夫卡绝对不是战争的冷眼旁观者。然而当人们看到他在1914年8月2日在日记里简短的那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课。”，很容易匆忙作结论。即便是评论家Marcel Reich-Ranicki也过度解读，认为以自我为中心是卡夫卡性格的核心，“这个地球上唯一让他感兴趣的人就是他自己。”
这一切全然不对：作家14岁还是布拉格市中心德语学校一名高中生时，就已经经历过创伤惨重的大暴动了。1897年12月，捷克民众砸抢商店，矛头直指德国人和讲德语、捷克语的犹太人。在旧城一家咖啡馆里，给犹太人座的桌子椅子全被焚烧。
之前，德语大学的学生唱着民粹主义的歌在布拉格穿街走巷，被当成一种挑衅。捷克大学生想回击，却被有备而来的警察所制止。人们叫嚷着冲上街、扔石块、纵火，商人只好拿木板保护店面。
在布拉格，德国人与犹太人是少数族裔，但却控制着行政与商业。捷克人也不是第一次表达不满，但几十年来都没有像这一次具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卡夫卡的中学停了几天课。即便对民众使用了武力，警察与军队都没能给控制住局面。死伤甚重。第五天颁布了戒严令，暴乱才被平息。
1914年卡夫卡写下“诉讼”中的第一句话时，他已在“波希米亚王国工人工伤保险机构”工作6年了。这是个半国家性质的机构，被看成一种社会进步。（之前卡夫卡在一家私营“大众保险”公司干了不到一年，公司总部位于Trieste。）战争爆发前，公司处理的都是工伤事故，赔保丰厚，保护工人利益。后来它也为战争伤员提供保险索赔业务。卡夫卡一路晋升，也见证了现代战争的武器与作战方式给人身体与精神造成的伤害。
在上司眼里他是不可替代的，私下里他们想尽办法不让卡夫卡应征入伍，毕竟从那个军团全须全尾回来的人很少。
布拉格2014年。“世纪旧城旅馆”充斥着关于卡夫卡的介绍。电梯门左侧有块牌，上用捷克语、英语、法语、德语写着：“您现在所处的大楼是“波希米亚王国工人工伤保险机构”旧址。卡夫卡1908-1922年间在此工作。“ 他最后工作过的214室也标记得清清楚楚。餐厅名为“Felice”。尤其是那座楼梯，划着圆弧曲线向上伸展，魔术般地将人的视线往上引，保留住了它的宏伟壮观。
“卡夫卡几乎每天早上都迟到，“ 传记作者Reiner Stach站在楼梯脚下对我们讲，“从公寓一路跑也无法准点到办公室。还嫌电梯太慢，四级四级台阶地跨着上楼梯。”
在Stach的陪伴下逛布拉格真是一大享受啊，就跟阅读他的2000页传记一样。这部作品花了作者20多年的时间，20多年的写作、游历与研究，还不包括1985年他的博士论文“卡夫卡色情谜团”的前期准备工作。
Stach为S.Fischer出版社做过几年审稿人，现居柏林。20多年的光阴与卡夫卡同度让他很是心满意足。20多年，比卡夫卡半辈子还要长（作家41岁生日来临前一月：1924年6月因肺结核医治不善在疗养院去世。）
当意识到从此单打独斗、没有合作伙伴、没有打字员、只能靠自己，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啊。Stach在撰写之初谈到工作量之大时，经常听到人们说：“可是这需要干一辈子啊！” 他回应道：“一辈子干一件事你不愿意？多少人希望生命中有这样的一件事啊！”
然而还是经历了无数个不眠之夜与切实具体的焦虑。S.Fischer出版社资助了他几年（自传由它出版），也得到过某个基金会来帮助。后阶段是由艺术赞助人Jan Philipp Reemtsma提供资金。
当我们和摄影师在旅馆走廊里东瞧西看，试图找个好的拍摄角度时，我们能够感觉到完稿了的自传作者那种长舒一口气的轻松。
人们总认为卡夫卡在那场战争中什么也没经历过，对此Stach全然不解。“大错特错！他见过人饿死。他办公桌前坐满了伤势严重的人、肺结核患者、霍乱患者、伤兵，所有那些被称为“让你害怕得发抖的人”。他得决定谁谁谁是否还能上前线。“
就是在这座大楼里卡夫卡度过了那些岁月。那些被浪费的时光！卡夫卡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在给Felice Bauer的信中，他哀叹道：“这个该死的办公室夺走了我做正事的时间。” 然而，这份差事于他而言，真就是一座暗淡的“煤矿”，不得不枯坐，一个“装满焦虑的仓库”，一件“可怕的事情”吗？难道这份工作没有为他的写作积累素材提供想法吗？
连Stach也为此吃惊：“卡夫卡几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其职业与写作之间的关系。这是惹人注目的一点。为了让自己多写，他被迫在这两者之间竖了堵密封墙。” 但Stach认为于卡夫卡，职业与写作之间还是有关系的。毕竟，他的职业生涯在其作品里有直接的反映。
他的第一部小说“失踪者”（又名“美国”）里面有工地事故细致的描写。那段时间卡夫卡主管的就是这类事故。Stach坚信“他写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众所周知，卡夫卡的工作信函都遗失了。后来发掘的一些公函很久以后才被认为“值得出版”。1984年在民主德国出版了一部规模不小的选集。卡夫卡在东欧不被待见，被当成反革命。东德共产党主席Walter Ulbricht亲自敦促他的作家们不要让人民知道卡夫卡，不要把他作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想的工具。
很难想象有比卡夫卡更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了。正如Stach所说：“他是描写官僚主义压迫及其后果的先驱之一。他并没有明确地以此来批判社会，但他很清楚地意识到社会正在进行着本质的改变，实现权力的隐蔽化，最后谁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说了算。”
不难发现在工作中的尽心尽责连同取得的成绩让他保持了内心的平衡。卡夫卡对待工作是认真的。他给那些不愿投保、淡化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因素、拒绝采取安全措施的企业主写的公函，措辞简捷文笔优美。他经常出差，为企业出谋划策，在大众面前演讲。
“卡夫卡曾经一出差就数周，这让他看到了工厂、矿山是怎么回事。“ 在去Felice餐馆的路上，Stach边走边说。路边商店的橱窗里布置着卡夫卡那个时代的办公用品。“他知道计件工意味着什么。事故中的伤亡成为了统计数据：他极快就看清了这个非常令人担忧的过程。”
卡夫卡常常抱怨办公室工作、在人面前说自己“没当成作家”，这看起来有种喜剧般的夸张效果。1913年初，小说没有进展，心绪再次极其低沉。他写到：“这些能力也许可以劈柴，但不足以用来打牌”。一夜无眠，他说“太难过了，把我从忧伤之窗里扔出去对于我的忧伤而言都是件太快乐的事情了，我只想把自己切底瓦解。” 他说其“痛苦之本性”只对三件事有益：“逃亡、崩溃与消失。”
还有谁能像他这样用活泼随意的语言表达无尽的绝望？托马斯·曼是最先意识到这点的人之一。他感叹到：“多么好玩的殉难者啊！我从他那得到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