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似乎更 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 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 的吋间里，我们打了六、七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 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 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 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 我们党，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 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 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 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 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 党占据着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将其 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 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的一些折腾，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 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束缚。在 人类普遍觉醒的20世纪，坚持正义的一方，最终能够 在战争中获胜，这可以说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却是 不存在的。别说短暂的胜利——如纳粹德国1940年在 欧洲大陆的胜利、军国主义日本194丨至丨942年在太平 洋的胜利，根本不能证明正义在他们一边，即使获得 了持久胜利的一方，如美、英、苏、中（国民党统 治）等国家，也不能证明，他们就能持久地代表正 义。国民党在二战期间代表了正义，但战后不到四 年，即走向了反面，最后被代表正义的共产党打垮。 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战后虽然还辉煌了 40 年，但也最终走向了反面，最终导致彻底崩溃。我们 党在国内战争中，虽然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但在取得 了战争胜利后，如果不能坚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总 认为正义一方做任何事、无论怎么做，都能体现正义 的话，那么也是要走向反面的。毛泽东的历史教训， 对我们党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不能忘记。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 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摈弃了陈腐观念回过头去便很容易发现，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战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的机遇，还是存在的。亚洲所谓的“日本复苏”和“四小龙'不就是在冷战期间产生的吗？也就在别的国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对峙下的和平）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危机重重的感觉下过日子。我们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说明了我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达。战争是战争，革命又何尝不是战争？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吋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征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民生优先，还是军备优先的争论和矛盾。早在1953年，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第四、将军事指挥的高度集中原则，移植到国家管理体系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制。这是长期的战争环境，给我们党造成的一个弊端，过于追求国家领导核心的“纯洁’’，“路线斗争整肃“反党集团”频繁，造成治国人才大量损耗，政治局势动荡，外部的压力巨大，而内部的权力又是高度集中，于是最高领导人的感受，就一定要强加于全党、全国人民，上下必须绝对“保持一致''。稍有不一致，就会引起最高领导人的猜忌和震怒。正常的国际交往也被套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毛泽东时代，党内高层斗争如此频繁，跟毛泽东对外部世界重重威胁的感受是分不开的，不习惯于利益多元化、不同意见共存、通过民主决策机制选择最佳意见的体制。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跟领袖意见高度一致的结果就是，成绩可以斐然，灾祸也必然巨大。用战争的眼光看待世界，刻意搞反帝反修的“国际统一战线”，非友即敌，造成国际孤立。我们党在很长一个时期，没有学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而当年的冷战格局、阵营对垒的形势，似乎很对我们党的胃口。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阵营情结，于是，世界上几十个最有实力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又因为我们有极强的马列主义情结，又把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划入必须打倒的修正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我们就成孤家寡人了。用纯粹意识形态的、虚幻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利益，取代国家的正常利益，导致我们国家的正常利益长期受到损失。我们反美反苏，自以为能够得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结果却是适得其反，使我们自己陷于极端的孤立......我们忽视了世界文明人类的主流认知，那就是反对形形色色的暴力（包括因宗教、种族、政治等因素引发的暴力>;反对造成大量人员死亡的战争；反对以种种理由实行极权体制。有人说，美国打东打西，为什么不被孤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