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是数一数二的好学生，连续多年担任少先队大队长，进中学又是连年三好学生，抽屉里奖状一大堆。老师们只要一提起我哥，必定伸出大拇指，夸个没完，无非都是“学习好、懂事、有礼貌、听老师的话！”
在我们里弄里，特别是那些家长，从来没听说过谁不喜欢他！这给我一个很大的压力，那就是，我也必须成为一个像我哥那样的好学生，至少不比我哥差太多。因为我的父母，邻居和老师们经常在我面前将我与哥哥作比较。
对我来说，当时的压力，犹如现在的父母们一味地羡慕“别家孩子怎样……”，总是斥责自家孩子的不是，其实，这非但没有帮助，还会起到反作用，使孩子们在各自成长的道路上对自我缺乏信心，甚至产生消极抵抗情绪。
我很清楚，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成不了我哥！
我哥出生在抗日大后方昆明，那时父亲在美国空军飞虎队工作，家里的条件相对比较好，对第一个出生的男孩子特别娇惯，我母亲常说，我哥出生以后他们不懂得怎样当父母，连喝牛奶都得用量杯量，为了保持婴儿干净，经常洗呀擦呀，就是因为太娇惯太干净了，结果从小得了气喘病。
很多年以后，我在国内一本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清除婴儿头顶油垢诱发气喘病的科研报告，赶快拿给我母亲看。报告中特别提到，油垢是婴儿生长过程中的自然分泌，不必刻意用水和肥皂清洗，实在太厚了，可以用沾有清洁婴儿油的棉花球小心擦拭。该报告显示的统计结果表明，很多儿童都是因为清洗得太干净，导致黄水疮引发气喘病。这个过程与我哥小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
“他一发病，连气都喘不过来，必须马上送医院，要不就有生命危险！”母亲每次描述当时的危急，总是掩饰不住心慌意乱，“那时候，大部分时间他是在病床上长大的，几乎天天看医生打针吃药！”
因为生病，那就更娇贵，照顾也更周到了。
我哥和我在性格上有不少差异，聪明内秀，文静缅腆，举止有理，这些好听的词组，就像把一本本书摞起来，比照我哥的高度，才够得上他头上的光环。他从小体弱多病，养成了文静内秀、默默看书的好习惯，大家都叫他“书呆子”说得难听一些，就是一个“书蛀虫”！
我父亲曾给我讲过一个关于我哥哥爱看书的故事：小时候，父亲带他出门，他跟在后面一边走一边还放不下手中的书，边走边看。我爸生怕他把眼睛搞坏了，不许他再看，好说歹说总算放下了书本。谁知，父亲说他刚转身没走几步路，只听后面“膨”的一声响！再回头，发现我哥又偷偷看起书，结果撞到了一棵树上！
家里常把这件事当笑话讲，充分说明我哥太爱读书了！
抗战结束后，我父亲从昆明转到上海虹桥机场负责地勤工作，1949年解放军接管虹桥机场，自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没几年，部队整编，给了一笔复员费，统统遣散回家，只得重新找工作，这才通过考试到中学当了英语教师。进入教育岗位的时间不长，当时教师的待遇相比之下又比较低，我父亲总说自从我出生以后，家里的好日子就没有了。
听邻居们说，我母亲发现不小心怀上我之后，很不情愿要这个孩子，每天提着满满的水桶上下楼梯，希望我自己能掉下来。全国解放后，妇女闹翻身，政府大力鼓励妇女参加工作，我母亲从家庭妇女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正是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做贡献的时候，怎么会愿意我这个“小东西”出来影响她的工作？
还有，生我哥的时候，我妈难产，据说我哥的头太大，让她几天几夜待在产房吃够了苦。至今，我哥的脸上还有一个疤痕，那是最后不得已时，医生剪开阴户，再用产钳把他的头夹出来造成的。这也是我妈害怕再生孩子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只要一提到生我哥的那日日夜夜，依然心有余悸，好像经历了一场僵梦。
也许，因为我“命大”，就是不肯轻易地掉下来，也因为建国初期国家政策还是像战争年代那样，大张旗鼓，大跃进，盲目乐观，搞人海战术，鼓励妇女多生多育，人人争当“光荣妈妈”，不准许随便打胎……
结果，我没有给我妈制造什么麻烦，出乎意料顺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难怪我妈总是开玩笑说我是“多余”的，起初很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直到后来邻居偷偷告诉我原委，才知道自己真是个“不受欢迎的家庭成员”，难怪从小没人管，用上海话说是被“丢丢扔扔”！(dou dou guai guai)
因为他们的“丢丢扔扔”，培养了我比较独立的个性，身体也格外健康，小时候很少生病看医生。我母亲对此非常奇怪，经常跟邻居们说：“这个孩子从小没怎么管，怎么什么病也没有？不知不觉就这么长大了。”
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时常无不伤感“为什么要把我给生出来呢？”
对于我哥，我有时还会心生妒忌，“要是自己出生在他那个年代就好了。”
听到我妈每次提到过去如何对我哥“无微不至”的关爱，让我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一个想法：“以后要么不生小孩，要生只生一个孩子，为的是把全部的爱给他/她！”
人们都说老二比老大活络，也许正因为我是老二的缘故吧？举止和性格象男孩，聪明好动，精力过剩。
而老大是家里头一个孩子，父母初为人父和人母，带着十二万分的惊喜迎接喜结连理后的第一个孩子。对老大的关心和爱护自然要比后面出生的孩子要多一些。老大自己呢？处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阶段，没有榜样的力量，与世无争，如果想较劲，也只能默默与自己较劲。
我哥比我大十几岁，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考上了上海当时也是现在最好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住宿在学校，平时不回家。我上小学，他又考上清华大学到北京去了。在人生几十年长河中，特别是成长期，与我哥一起生活的交集并不多，在我哥的眼里，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妹妹……
不过，我哥对我的影响却非常之大，真可谓影响了我的一生。当然，这是后话了。
我出生以后，家里的经济状况远不如以前，我穿的不少衣服都是我哥小时候穿过的。在小朋友面前穿我哥的男式服装，让幼小的我觉得特别丢脸，常常宁可挨冻，也不愿意穿他的衣服上学校，即使穿了，在人前也觉得如芒在背，扎得难受。
有一次，不知怎的被我母亲发现了，特地带着衣服赶到学校，从教室里让老师把我叫出来，一定要我穿上那件我哥小时候穿过的蓝色呢子大衣。那件衣服，虽然刻意改了一下，但一看就知道是男装式样，有一个插钢笔用的小口袋在左胸，女孩子的大衣从没有这种装饰，何况袖口也已经有些磨坏了。
我说什么也不肯，就这么僵持着……
老师过来了，从我妈手里接过大衣，里外看了下“不是挺好看的吗？为什么不穿呢？”
“那是男式的！”说着眼泪掉下来了。
“什么男式不男式，只要保暖就行。”我妈拉过我冻得通红的小手，“快！穿上就不冷了！”说着张开大衣，示意让我穿上。
回身望了望教室窗口探头探脑看“西洋镜”的那些同学，无可奈何地将一只手臂伸进了我妈手上的那件男式大衣。
更令人记忆尤深的是，上小学了，我连一个小学生的书包都没有。每天上学装书本用一个粉红色的塑料拎袋，看着其他同学们高高兴兴地背着帆布书包上学，我这个门门功课都是5分的好学生，心里不知什么滋味！
直到二年级即将开始的那个八月底，我妈下班带回家一个深蓝色的帆布小书包，乐得我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现在想想，比较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家庭，按照我父母的收入，也不算太低，怎么会日子就过得那么“苦巴巴”呢？估计还是他们过去好日子过惯了，不懂得如何精打细算，细水长流，而且二人的收入分开使用，用我母亲的原话说，“你爸又管不住那张吃惯了好东西的嘴！”
和现在一样，国家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中小学是不收学费的。但是每到开学，为买课本和练习本，每个学生还是按照规定要交一定数量的学杂费。母亲给我的钱往往都是从口袋里四处翻出来的一角二角零碎票子，才能凑成整数，有时候干脆说：“问你爸要去！”
每到此时，我总觉得无地自容……我知道她难，比我更艰难！
有一次我哥带我去虹口亲戚家串门，他把我往位于曹家渡的13路公交车上一放，骑上自行车就走了。那时我才五六岁，还没有上小学，我父母亲为了省钱，也为了培养我的独立能力，出门总是让我独自坐公交车。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委托售票员到站提醒我下车，后来干脆上车前，先跟我说好下车的站名，他们骑车直接到那里接我。
本来出门是件高兴的事，可这样的乘车方法，总让我提心吊胆！
那天车一启动，售票员才说：“这车是调头车，不到你要去的那个站。”
透过车窗，望着骑车远去的哥哥，心里一阵恐慌，控制不住大叫了起来“停车！停车！”
前面开车的司机仿佛没听见，其实那天乘客不多，车厢里空荡荡的，他应该是听得见一个小孩的叫喊。可是，他没有停！相反，一踩电门，让无轨电车飞快行驶起来。
年幼的我站在车厢里急得快哭了！一个劲的嚷嚷“让我下车！让我下车！”。
莫大个上海，对当时的我来说像是一个深不可测、无边无际的海洋，要我到哪里去找我的哥哥呀？”
到站了，无轨电车终于停下了，不再往前走，所有的乘客都必须下车。
我茫然跟着乘客们下了车，抬头展望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心中一筹莫展。
不过，我知道亲戚住的地方靠近四川路叫横浜桥。父母带我去过多次，只要到了横浜桥，我应该就记得路口的虹口区工人文化宫，从旁边那条小路走进去，沿着蛋鸽路左拐右拐，再穿过几个曲曲弯弯的小巷子……弄堂深处就是我亲戚家。
可是，坐几路车能到横浜桥呢？
那时还没上小学，公交车牌上的字不见得全认识，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即使找到对的车，有没有好心的售票员让我上车呢？
写这段文字时，又回忆起当初的情景，忽然醒悟，“我为啥不等着坐下一班13路无轨电车呢？”当时实在是太年幼，不谙世事，车上的售票员也没有提醒我！
我站在车站焦急万分，想找警察叔叔帮助，可是放眼望去，没一个穿制服的人。
突然，一辆三轮车迎面驶来，我有主意了！
向蹬三轮车的大伯挥挥手，“你能带我到横浜桥吗？”
他停下车，用疑惑不解的眼神看着我，“你要去横浜桥？”
“我找不到我的哥哥了！只要你带我去横浜桥，我就认识路了。”
我告诉他找不到哥哥的原委，只好自己想法子去找到亲戚家。
那时候的上海，路不拾遗 夜不闭户，是小孩子们可以在大马路、小弄堂里任意进出，放心大胆自由行走的上海。三轮车大伯让我上车，说是保证把我带到我要去的地方。
坐上了车，悬挂在枝头的那颗心还随风荡来荡去，飘忽不定……
眼前突然一亮，人群中，我看见我哥了！
他骑着自行车正朝我们这个方向过来，一边骑还一边东张西望四处观看！
就像以前在托儿所被家人遗忘的那一天晚上，我哥像天使从天而降来拯救我！
我激动地不顾一切大声喊“哥哥！哥哥！”真想从坐着的三轮车上跳下去，扑进他的怀抱！
原来，几辆13路到站，车上都没我，他也焦急万分，想必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只好顺着13路电车沿线一路搜寻过来。
我哥去北京上大学以后，从存放在家的日记本里，我看到了他详细地记录了当天发生的事情以及当时的心情。他和我一样，焦急万分是不言而喻的了。
我是看着我哥的日记长大的，不仅看到了他个人的成长过程，也陪伴着他曲曲折折情感历程……
上高中时我哥恋爱了，青春如此美丽，爱意是如此温馨，初恋的滋味就像雨丝蒙蒙胧胧，将爱的甜蜜飘洒在空气中。他喜欢上了一个同班女同学，也是班个干部，初恋时光对我哥、所有人来说都是终生难忘的回忆。
有一天，他让我把最喜欢的那几只玻璃小羊拿出来，起先，我不明白我哥怎么对我的小羊感兴趣了？那几只白色的玻璃羊，大小各异，制作工艺非常精美，是我母亲儿时的玩物，垫着软软的丝绒，放在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
他说要带我去看他的一个好朋友，让我叫她傅姐姐，这才告诉我，这小羊是让带去送给傅姐姐的妹妹的。
虽然心里非常舍不得，但我哥让我送，没有理由不送，要知道，我从小非常佩服我哥，只好乖乖地捧着送上门去。
傅姐姐一家人非常喜欢我，她的妹妹们也送给我不少礼物，大多是花花绿绿扎头发的蝴蝶结，没有一样比得上我的玻璃小羊羔。
傅姐姐住在成都路附近一个里弄里，家里孩子不少，记得她家屋子里还有一个搭出来，半房间大小的阁楼，我们小孩跑到阁楼上玩，往下看我哥和傅姐姐正在那里促膝谈心……
傅姐姐家有五个兄弟姐妹，老大是儿子，下面跟了四个妹妹，傅姐姐是女儿当中最年长的。她人不高，圆圆的脸，带一副眼镜，没有想象中我哥女朋友那么漂亮，但她总是笑嘻嘻的，给人很和蔼的感觉。听说她还是打乒乓球的好手，经常在市体工队训练，是上中乒乓球队的主力，我哥在路上告诉过我，他“再怎么拼命也不是傅姐姐的对手”。而我在想，能考进上中，功课一定和我哥一样，也是非常棒的！
不知怎么的，我哥谈恋爱的事情让我父母知道了！
为这事，这下家里乱了套！我父母坚决反对他在高中时“早恋”，特别是马上就要开始高考了，希望他把全部心思放在学习上而不是交女朋友！
父母多次找他谈话，口头上他应付着，可是与傅姐姐依然情意绵绵。
有一天，傅姐姐的两个妹妹到我家来，她们也许知道我父母的态度，因此没敢直截了当地进屋，而是站在楼梯口小声叫我的名字。
我没有听见，却被我爸听见了！
不知那天为什么火气那么大？他一下子怒火中烧，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傅家姐妹的错，是她勾引了我哥，让他做出违背父母意愿的事情。竟然开口大声责骂起来“鬼鬼祟祟做什么？叫你们不要来找他，还是要来！”
他还坚决不让我跑出去见她们，吓得傅家姐妹俩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当然，这事情绝对瞒不了我哥，回家以后，立即与父亲大吵起来……因为犟嘴，也为他不好好在家复习功课，还整天和“女朋友”在外面乱跑，怒气中烧的父亲居然给了他一个耳光！
那是优秀的哥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我父亲用武力教训。
二人大声争论不休直到我母亲回来了，先批评我父亲的态度，为了不让邻居们见笑，父母在厕所间关上门又一个劲儿地吵……然后，我妈又转而耐心说服我哥，至于他听进去多少，我就不得知了。
不出众望，我哥顺利考上清华上北京了。听说傅姐姐那年高考成绩很不理想，不得已到湖南长沙矿冶学院上学。
很快，给全国人民带来无限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家一下子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哥毅然与“历史反革命”父亲决裂，随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的队伍到了上海。
几年没见，我觉得他更伟岸了！特别是从北京带来的那些革命大道理、小道信息以及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拉下马的消息，听得我一愣一愣。
带着神秘又兴奋的口吻，他说“带你去看望傅姐姐，好吗？”
原来傅姐姐也串联到了上海，住在人民广场旁边的体育宫。那时所有的学校都作为红卫兵革命大串联接待站，体育宫也不例外。每个可以住人的厅室铺满了稻草席，学生们就在上面打地铺睡觉。
那是一个温馨的夜晚，皓月当空，我哥和傅姐姐，当然还有我在体育宫院子里散步，他们边走边聊，从生活中的轶闻趣事到当前的运动,气氛融洽又热烈，最后他俩在一个双杠边停留了很久，谈了很多一个小学生似懂非懂，关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国家前途之间的道理……我则在那个双杠上一上一下，练习翻跟斗，一不当心，跌倒地上，可他俩谁也没有注意。我没吭声，悄悄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继续在一边当个小“电灯泡”。
月色下，我看不清他们的脸庞，但从他们热情洋溢的交谈中，我仿佛看到他们彼此火热的心，相信这就是所谓纯真美好的爱情，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山盟海誓，有的是真情、自然、健康……
美好的事情总是一波三折又出乎意料，“你傅姐姐要结婚了！”再次见到我哥，竟然是一个垂头丧气的他，从失神的目光中，看到的是天塌地陷！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惊异了！“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切地希望能用我微薄的力气，搬开横在他俩中间的那道阻障。
原来，随着运动深入展开，各地区、各院校的红卫兵组织分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于是，有了一个个父子、夫妻反目，师徒、工友成仇的“文革”故事，我哥与傅姐姐也为革命理想牺牲了他们的爱情。
1967年傅姐姐所在的那一派被对立派打败，他的一个战友也在武斗中受伤，傅姐姐将他带到上海家里养伤……被去上海看望傅姐姐的我哥发现了，两人为了这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裂痕越来越大。
开始的时候，傅姐姐急切地一封又一封给我哥写信，希望能挽回昔日的情谊。可是，我那为革命“顽固不化”的哥哥，咬紧牙关就是不理不睬！
可怜的傅姐姐！眼看当年的有情人反目为仇，复杂的情感数不清理还乱，她还能怎样？
那个曾经在她家养伤的战友即将成为她的丈夫。
终于，我哥大彻大悟，为了挽回傅姐姐的芳心，在她举行婚礼的前夕，从遥远的青海赶来上海，信誓旦旦向昔日的恋人作最后表白。可是，“一切都太晚了！”
傅姐姐结婚的前一晚，他俩再次从成都路走到曹家渡，从曹家渡又走回成都路，你送我，我送你，昔日曾经在这里留下多少情意绵绵，如今已成回忆……
夜深了，我哥疲惫不堪地回到家，神情沮丧，反反复复对我说：“明天，你傅姐姐就要成为别人的老婆了！”
……
去年底，我有幸与老同学同游张家界，途径长沙，发微信给我哥，再次提到了傅姐姐。
“唉，初恋，不懂得珍惜！”他是这样回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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