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记事起我只知道我有个姑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从地板下面找出一包发黄的照片。照片上的青年身材高大长脸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穿戴着质地上盛的西装礼帽，有点民国胡歌版的意思。父亲告诉我：这是他的大哥，早年从国统区的上海随军去了台湾，至今生死两茫茫。那时才知道我还有个大伯。没过多少日子，县城的亲戚拿着一封寻亲信来了。邮戳盖的是美国旧金山。大伯在美国的女儿替父寻亲把信寄到了县城老宅。父亲捏着那封满是繁体字的迟来家书，激动地对我母亲说：“大哥还活着！他在找我们!"。然而在那个台胞返乡的热潮中大伯始终也没有回来。书信都是通过旧金山的堂姐转送。只是说不便频繁联系，不便回乡。直到89年他支助我赴日留学并于当年枫叶红了季节才表示要随团来日本旅游”顺便“见见我。于是我便成了整个大家族见到这个长房长子长孙的第一人。而且还是在第三国。
那是里程碑式的会面，又颇具戏剧性，像是谍战片里的接头大戏。我带了一张堂姐寄给我们的大伯近照，以防认错人。我保人医生夫妇也替我高兴激动，派了司机带我去东京迪斯尼乐园。毕竟几十年的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日本人都看得心酸。我肩负家族使命，内心忐忑不安，有种“近乡情更切不敢问来人”的感觉。而这位”来人还是只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国民党反动派。那天迪斯尼乐园门口人流如潮。我急切地在人群中寻找大伯。而我找到的却是“父亲”！不，准确地说是和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大伯！年轻的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血浓于水，何为割不断的亲情。父亲远不如大伯帅，上了年纪两兄弟长得越来越像。眼神像，说话也像，大伯的台北普通话夹杂着浓厚的四川口音。这不就是“乡音未改两鬓衰”的真实写照么。我们两人有些语无伦次地拉手问候。我说大伯你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他说我跟他小女儿长得就像两姊妹。真的，没有任何未曾蒙面的陌生感，两个人手拉着手，眼泛泪光，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同吃同住，还一起游览了日光东照宫和中禅寺湖。当然在交谈中也感觉到一些由于地理文化政治背景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比如，大伯把北京说成是北平；把解放前说成是沦陷前；又委婉地问我父亲是不是有“组织”的共产党员；言谈中能感觉到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及大陆国家领导人的仇恨情绪。我决定不触及敏感话题，聊一些邓丽君，林青霞气氛更轻松。不过我还是私下跟父亲汇报说大伯对你有点警惕，还有点“反动”。能怪我吗？再怎么说本人出国前积极要求进步还递交了入党申请呢。几天的共同相处我从大伯那里听到了很多故事。大伯是47年从上海随军医大撤退去的台湾。他讲诉了刚到台湾时的艰苦生活，什么用钢盔当饭碗，用芭蕉叶擦屁股之类的事情。还回忆说以为过两年就能“光复大陆”，回家见爹娘。他曾带医疗队去过朝战越战前线，当过美帝国鬼子的帮凶。后来一直在总统府任主治医生升至将字军衔。退休后在台北开了一家外科医院。无法返乡是因为知道太多军政要员健康状况属于被限制人员。
保人医生设宴招待大伯又请了一些社会名流做陪。这次饭局让我大开眼界看到大伯身上一些闪光的令人尊敬的东西。酒过三旬，众人都有些放松，不知是哪位宾客又开始谈论日台关系，本想是讨好大伯。但大伯一脸正气义正言辞地说：日本对台湾几十年的殖民统治严重地摧残了中国文化。台湾不应插手两岸关系，那是我们的家事。国军当年赢得了抗战胜利，蒋总统没有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日本今天经济腾飞千万不可忘记国民政府义举！妥妥的强硬外交家新闻发言人的范儿。当我一字一句翻完大伯的话，在场的日本人先是瞬间尴尬哑雀无声，然后又无不附和点头称是，现尽奴才相。我开心极了，简直扬眉吐气。尽管我受的教育是：八路军赶走的小日本。但在这个场合又有什么关系呢。总而言之中国人打败了日本人，我和大伯是一边的。我为大伯的慷慨陈词喝彩！日本人对大伯刮目相看。送走大伯，医生夫妇称赞大伯举止得体，儒雅风趣，是位见过世面的人物。
在整个家族里我和大伯关系最近。比起父亲一介书生不谙世故人情，大伯更见多识广，敢做敢当。后来我离开日本，去了加拿大，又定居美国。漂泊四海一路风雨都离不开大伯的关怀和教诲。敬爱的大伯去年在他小女儿所在的亚利桑那州图桑城驾鹤西去，安葬于旧金山，终年93岁。
